古代生活史——葬俗

一 薄葬与厚葬

秦汉盛行厚葬，接续其后的魏晋南北朝，兴起一股薄葬之风，较之前代，确为令人瞩目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薄葬之风的先导者，当首推魏武帝曹操。早在建安十年（205年），就“令民不得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为禁厚葬，他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曹操为自己选定葬所，并下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晋书·礼志》载：“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魏文帝曹丕也效法其父，倡薄葬之风。黄初三年（222年）他作终制说：“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树封，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曹操、曹丕的率行薄葬，对皇族的丧葬具有很大的约束作用。曹丕的弟弟曹植，死前遗令薄葬。另一个弟弟中山恭王曹衮于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死，临死时敕令官属说：“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曹丕妻郭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知道后，便制止说：“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青龙三年，郭后亡于许昌，也以曹丕终制营陵薄葬。不但皇族中有人主张薄葬，朝廷官员中行薄葬之人也不少。司马朗死前，“遗命布衣幅巾，殓以时服。”贾逵病危，对左右说：“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徐晃病笃，“遗令薄葬”。徐宣死，“遗令布衣疏巾，殓以时服”。沐并60岁时，自虑性命无常，便预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至嘉平年间，病重，“临困，又敕豫掘坎，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树封。妻子皆遵之”。正始五年（244年）裴潜死，“遗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韩暨临终遗言说：“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若尔曹敬听吾言，殓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王观死于家，“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高堂隆死，“遗令薄葬，殓以时服”。以上事例，可见曹魏时薄葬之风。蜀汉丞相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孙吴张昭，81岁时亡，“遗令幅巾素棺，殓以时服”。诸葛谨年68岁亡，“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事从省约”。

两晋十六国时，有关薄葬的记载也不乏其例。西晋武帝的祖父晋宣帝司马懿，受曹魏薄葬风气的影响，早在曹魏嘉平三年（251年），“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殓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其子司马师“丧事制度又依晋宣帝故事”。《晋书·刑法志》载，晋惠帝时，尚书裴曾概括西晋帝室陵制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可见西晋帝室之陵，多从司马懿不坟不树的终制。帝室以外，一些官僚、名士、儒者也主张薄葬。老臣王祥，病重时就著遗令训诫子孙，主张薄葬，其遗令内容前已介绍。石苞死前预作终制说：“自今死亡者，皆殓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杜预曾因公事经过密县（治今河南密县东南）邢山，见山上有墓，听说是郑国大夫祭仲之墓，便前去祭而观之。他见此墓朝新郑城（治今河南新郑），示墓主死不忘本。其墓隧道前面空着，不填实，以示墓中不藏珍宝。其墓多用山中自然之石营造，以示墓主不用工巧之劳。杜预见此感慨颇深，认为这种葬法，可使“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他立下遗令说，死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从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名士皇甫谧写《笃终》，表明自己对殡葬的态度。他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殓，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粗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亲土。上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儒士徐苗，永宁二年（302年）亡，“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东晋初，由于政权初建，皇室中行薄葬之事较多。《晋书·礼志》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同书《明帝纪》载，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成帝杜皇后死，成帝下诏说：“吉凶典仪，诚宜备设，然丰约之度，亦当随时，况重壤之下，而崇饰无用邪!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东晋官僚中亦有主张薄葬者，庾冰临死时，对其长史说：“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殓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十六国时，后赵主石勒病重，遗令说：“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殓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这在十六国诸君主中，可算殡葬中的开明之举。

南北朝时，尽管魏晋时期的薄葬之风已减弱许多，但主张薄葬并身体力行者仍不乏其人。刘宋时，张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车”。王微临终时，“遗令薄葬，不设旐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南齐时，江44岁时卒，“遗令俭约葬，不受赙赗”。崔慰祖临卒，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刘善明49岁时亡，“遗命薄葬。”萧梁时，孔休源64岁时卒，“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天监十七年（518年），刘卒于族兄刘歊家中，临终时他拉着刘歊的手说：“气绝便殓，殓毕即埋，灵筵一不须立，勿设飨祀，无求继嗣。”刘歊从其言而行。刘歊在身后葬事问题上也主张简单从事，在其族弟刘死之年，刘歊作《革终论》，其中关于自己死后殡葬部分说：“气绝不须复魄，盥洗而敛。以一千钱市治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余阁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殓讫，载以露车，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无用茅君之虚座，伯夷之杅水。”顾宪之于天监八年（509年）卒于家，临终作制说：“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需。载以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南朝陈时，周弘正弟周弘直，临终前遗疏敕其家人说：“气绝已后，便买市中见材，材必须小形者，使易提挈。殓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着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帨，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其外一无所用。”姚察于隋大业二年（606年）终于东都，遗命薄葬，务从率俭。其遗令说：“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敛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姚察虽卒于隋，但其一生多生活在陈，故其薄葬行为可归入南朝事例。北魏崔宽，卒于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遗命薄葬，敛以时服”。阳固居官廉洁，死时家徒四壁。他在世时作《终制》一篇，要求葬事务从俭约，在临终时再一次敕诸子一遵先制。魏子建病重时对二子说：“死生大分，含气所同，世有厚葬，吾生平不取，籧篨裸身，又非吾意。气绝之后，敛以时服。”北齐薛琡，“临终，敕其子殓以时服，逾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雕饰，但用麻为流苏，绳用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北周武成二年（560年），明帝宇文毓病危，下诏说：“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需，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且以素服从事。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周武帝宇文邕临故遗诏说：“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韦夐年老时，预戒其子说：“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繁杂，悉无用也。”薛端卒前，“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李彦临终遗诫其子说：“可敛以时服，葬于礶塉之地，勿用明器，刍涂及仪卫等。”

元显 墓志，志与盖二石合成龟形（北魏）

以上我们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现象。总览上述现象，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力倡薄葬，曹操、曹丕身体力行，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有力的约束。但这种影响仅限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第二，西晋继承了曹魏薄葬的传统，司马懿为曹魏重臣，其薄葬终制显然与曹魏风气的影响有关。而司马懿的终制，一直影响到东晋前期。第三，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因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在丧葬问题上态度各异，实行薄葬者为数不多，石勒为薄葬的典型之例。第四，南朝各政权中，皇族行薄葬者寥寥，而身体力行者多限于个别士族、逸士、儒者。士族重家法，其遗训只能对的自己的子孙产生影响，而逸士、儒者的薄葬行为影响更有限。因此，就整个风气而言，南朝的薄葬之风比魏晋时期呈减弱之势。第五，北朝的皇帝中，实行薄葬者以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最为典型。但其意义已与魏晋时期大不相同。他们不是一朝的开国君主，因此垂制后世的约束力很小。而且，他们的遗诏中都强调自己实行薄葬的个人爱好因素，更说明他们的行为在帝王中为孤立偶然的现象。

从以上五点归纳中，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之风逐渐减弱的趋势。这种趋势，又可以从当时的厚葬发展趋势得到反证。薄葬与厚葬是两种相反的做法，厚葬之风的增减与薄葬相反相成。因此我们再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厚葬。

三国孙吴时，孙权对属下的丧葬处理是与曹魏不同的。《三国志·吴书·陈武传》注引《江表传》载，陈武死时，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孙权为显示对属下的厚爱，不惜采用人殉的野蛮形式。人尚且可以陪葬，其他陪葬品想也不会少。董袭死，孙权“改服临殡，供给甚厚”。吕蒙死，孙权给其子守冢者三百家。墓冢要有人守，当与厚葬有关。孙晧夫人张氏死，孙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可见孙吴境内厚葬现象之一斑。西晋皇帝虽然躬行薄葬，然而对僚属和贵族的丧葬之事却给以丰厚的赏赐。如郑冲死后，晋武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何曾死，“帝于朝堂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裴秀死后，晋武帝下诏：“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贾充死，晋武帝“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缇麾、大路、銮路、礡礢车、帐下司马大车，椎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类似记载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这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皇帝躬行薄葬，另一方面因厚赐臣下之葬而减弱了自己薄葬的影响。所以在西晋的达官显贵中，薄葬者有之，厚葬者亦存。《晋书·王濬传》载，太康六年（285年）王濬卒，“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这种情况，至东晋前期仍是如此。王导死后，晋成帝为其“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禭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礡礢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大将军温峤死后，“赐钱百万，布千匹”。郗鉴死，“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赠一依温峤故事。”东晋元帝之子琅邪王司马焕两岁时夭亡，元帝悼念不已，“将葬，以焕即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重”。当时孙霄上疏谏说：“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不可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但此表上奏后，元帝并未采纳。由于东晋统治者这种做法，使东晋初期的厚葬与薄葬共存，并发展成东晋后期的厚葬之风大盛。《宋书·孔琳之传》载，东晋后期，桓玄为太尉辅政，让众官陈时宜之计。孔琳之说：“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从孔琳之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晋后期的厚葬之风发展到了压倒薄葬的程度。《宋书·礼志》又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祇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弘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骁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宋书》这段记载，讲了三国至东晋丧葬立碑从严禁到弛替的过程。魏、西晋时，碑禁尚严，东晋开始松弛，至东晋后期，发展到大臣长吏人皆私立的程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厚葬之风的发展。

南朝的厚葬风气，通过以下事件可以看出来。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十月，齐武帝下诏：“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之丽。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炫，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诏书反映了当时办丧事大肆奢费的风气，互相攀比，看谁将坟墓修得华丽。如果坟墓修得不合意，宁可停棺不葬，也要将墓修好。这不是夸张之词，联系东晋末期孔琳之说的“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可以看出，南齐此风正是东晋末风气的继续。在这种风气下，很多人以葬礼有缺为耻。《梁书·张缅传》载：“（张）缅母刘氏，以父没家贫，葬礼有缺，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南齐书·孝义传》载：“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自少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以帐施灵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寝见色。兄将葬，邻人嘉其义，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亡者余物以为家财。’”辛普明为孝义之士，以受人钱财为不义，但为给兄修墓，违背自己意愿接受邻人帮助，可见修墓在他看来是何等重要。由于厚葬之风盛行，一些主张薄葬的人也心怀种种顾虑。顾虑之一，是怕丧葬过俭被世人所讥。前述南朝的薄葬者，其遗嘱或大谈古人薄葬之事，或论述人死神离，神离而棺无用的道理，最后才谈自己的后事处理。这反映出一种心理，即这些人在主张薄葬时，对自己的行为能否被世人理解持悲观态度，所以他们便找出许多历史上先哲薄葬的事例和理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和事实的根据。还有的为免世人所讥，干脆将自己的意愿打个折扣。如《梁书·处士传》记载刘歊的《革终论》说：“是以子羽沉川，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然积习生常，卒难改革，一朝肆志，倘不见从。今欲剪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子羽、汉伯、文楚、士安是古代实行薄葬较为彻底的人物，按刘歊的本愿，是“从四子而游”，但由于怕积习难改，只得将葬事处于理想与常俗之间。顾虑之二，是怕子孙在自己死后不从自己薄葬之训。如前述刘歊《革终论》说：“家人长幼，内外亲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愿成余之志，幸勿夺之。”顾宪之的终制说：“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南朝厚葬之风下，薄葬者的后代可能要受各种议论的非难，在这种情况下，不遵死者遗训之事确有发生。《南史·刘怀珍附刘歊传》载：“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令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应该说，王敬胤的儿子虽然没有遵从其父的遗命，但其葬父的物品仍不丰厚。问题不在于王敬胤之葬的薄与厚，而在于他的遗命没有得到实行，而这种对父命的违背又受到了朝廷的肯定。通过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遗命薄葬的人要谆谆告诫后代“勿夺吾志”了。

在北方，西晋以后，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不同，并未因循魏晋薄葬之风。虽然也有如石勒薄葬的例子，但厚葬者亦大有人在。《晋书·刘曜载记》载，前赵主刘曜准备葬其父及妻，大修陵墓。修墓者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怨呼之声盈于道路。其属下游子远谏劝说：“臣闻圣主明王、忠臣孝子之终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树，为无穷之计。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则功不盈百万，费亦不过千计，下无怨骨，上无怨人，先帝先后有泰山之安，陛下飨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刘曜不纳此谏。北燕主慕容熙妃苻氏死，下诏：“制公卿以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费殚府藏。下锢三泉，周轮数里，内则图画尚书八座之象。”冯跋为北燕主后，专门下诏说道：“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通过冯跋此诏，也可见北燕境内厚葬之风。北魏拓跋族有烧葬之俗。《宋书·索虏传》载，拓跋族的葬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魏书·高允传》载，北魏文成帝时，高允上疏说：“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同书《文成文明皇后传》又载，文成帝死，“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可见文成帝死后，仍沿用烧葬之俗，高允之谏并未见效。北魏时厚葬之风，还可以从朝廷对臣僚葬事赏赐中看出来。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越郡王元幹死，被赐“东园秘器、敛服十五称”、“赗帛三千匹”。宣武帝时，宗室元勰死，“世宗为举哀于东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袭、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元澄于神龟二年（519年）死，“澄之葬也，凶饰甚盛”。此类记载，在《魏书》中还有许多，足见北魏时的厚葬之风。

薄葬与厚葬是社会丧葬习俗中的两种风气。魏晋南北朝时两种习俗并存。不过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薄葬有一种由强至弱的趋势，而厚葬则呈现为由弱变强的趋势。

二 归乡葬

中国自古就有热爱家乡的传统，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在殡葬方面，就表现为归葬还乡的方式，所谓狐死首丘，就是这种情感的形象比喻。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的时期，客死他乡之事因人口流动也屡屡出现，因此，人们思乡的情感表现得特别强烈，归乡葬因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鲁肃是“临淮东城人，生而丧父，与祖母同居。……南到居巢就瑜（即周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鲁肃自幼随祖母长大，对祖母感情之深可想而知。还葬祖母于东城，究竟是死者的遗愿，还是鲁肃对祖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论哪种可能，都反映了人们对归葬还乡的重视。

《宋书·后妃传》载，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夫人臧氏死于东城，被追赠为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臧氏为东莞人，为什么要“还葬丹徒”?原来，魏晋南北朝还有夫妇合葬之俗，女葬随夫，不讲还乡。刘裕是丹徒人，臧氏先死，预葬丹徒，准备将来刘裕死后还乡与之合葬。当然，刘裕后来做了皇帝，遗诏留葬京师，所以刘裕死后，臧氏之柩又迁往建康。《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三年（496年）正月，明帝下诏说：“去岁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

北朝归乡葬也有记载。《魏书·张谠传》载，清河（治今山东临清东北）东武城人张谠，延兴四年（474年）卒。其子张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张谠的另一个儿子张敬叔先在徐州（治今江苏徐州），闻父丧不许归葬，甚至谋划南叛，被徐州府衙押送京师。至京师后，乃自申辩其理，直至其父得葬旧墓，还属清河。同书《赵琰传》又载，天水（治今甘肃天水）人赵琰，为淮南王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曾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张敬伯为使父葬归乡，竟停柩达五六年之久。赵琰为北魏前期人，至北魏后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由子赵应了却其葬父归乡的夙愿，前后达五六十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北齐书·广宁王孝珩传》载，高澄的第二子高孝珩，齐亡后入周。后病重，“启归葬山东，从之。寻卒，令还邺葬”。这里的山东，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非今日的山东。高孝珩归葬邺城，是归葬于高氏墓地。弘农（治今河南三门峡西南）人杨津，北魏末死于洛阳，其子杨愔，常以丧礼自居，所食惟盐米而已，高欢常开慰之。韩陵之战后，表请解职还葬，“及丧柩进发，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会葬者将万人”。范阳人卢潜，被南朝陈俘虏，后死于陈都建康。“其家购尸归葬”。渤海人李铉，北齐时为国子博士，后病卒。“及还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礼，并使王人将送，儒者荣之。”

三 合葬

合葬指夫妻死后合葬一处。《三国志·蜀书·甘皇后传》注引《礼》说：“上古无合葬，中古后因时方有。”《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笃终》说：“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书·自序》记载，魏子建临终对其子说：“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就已认识到合葬之俗并非自古而然。基于这种认识，此时期有人试图打破此俗。如《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作终制，“后终者不得合葬”。再如前述皇甫谧、魏子建诸人，也都作过此种努力。但这些努力对于合葬之俗，犹如狂涛中的一叶小舟，很快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合葬之俗依然存在，未受多大影响。

《三国志·魏书·卞皇后传》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曹操夫人卞氏死，与曹操合葬于高陵。蜀汉先主刘备夫人甘氏，死后葬于南郡。章武二年（222年），刘备思念之，乃迁其葬至蜀，未至而刘备亡。诸葛亮说：“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建安七年（202年），孙坚吴夫人临终，“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合葬高陵”。孙权的潘夫人、步夫人都与孙权合葬于蒋陵。

西晋时，虽有宣帝司马懿终制在先，但其后代并未遵从。《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四年（268年）司马昭的夫人王氏死，祔葬于司马昭之墓崇阳陵。咸宁四年（278年）司马师夫人羊氏死，祔葬于司马师之墓峻平陵。东晋时，海西公司马奕死，与其后庾氏合葬于吴陵。简文帝王皇后，失帝意被幽废，忧郁而死。孝武帝即位后，追尊她为顺皇后，与简文帝合葬于高平陵。元兴三年（404年），“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东晋元帝之子琅邪孝王司马裒于建武元年（317年）死，后来其妃山氏死，与司马裒合葬。简文帝子司马道子亦与其妃合葬。西晋王沈，于泰始二年（266年）死，后其夫人荀氏卒，准备与王沈合葬，发现其棺木已毁，朝廷重新赐其棺木。贾后之父贾充，其前妻李氏生二女贾褒、贾裕。李氏因父诛被牵连，贾充便娶郭氏。后李氏遇大赦，晋武帝特诏贾充置左右夫人。贾充死后，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郭氏之女贾后不许。直至贾后被废，李氏才得与贾充合葬。司空郑袤，先娶妻孙氏，孙氏亡，又娶曹氏。孙氏死后埋于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东北）。后郑袤死，议者认为久丧难举，不欲合葬。曹氏说：“孙氏元妃，理当从葬，何可使孤魂无所依邪?”于是以吉凶导从之仪迎孙氏之柩，又准备衣衾几筵，亲执雁行之礼。对于曹氏此举，“闻者莫不叹息，以为赵姬之下叔隗，不足称也”。

南朝刘宋时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后袁氏死，预先葬在文帝之墓长宁陵。元嘉三十年（453年），文帝死，于长宁陵与袁氏合葬。孝武帝后王氏，于前废帝即位之年死，祔葬于孝武帝之墓景宁陵。前废帝皇后何氏死，明帝即位后，迁何氏之柩与废帝合葬于龙山北。宋明帝大明六年（462年）还下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可见民间合葬之俗也很盛行。陈郡人谢弘微，出为谢峻之嗣，谢混为其叔父。谢混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作为刘毅一党被诛。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谢混夫人东乡君死。“东乡君葬，混墓开，弘微牵病临赴，病遂甚。”谢混夫妇生死异路二十多年后，仍合葬在一起。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永定三年（559年）死，葬于万安陵。太建二年（570年），陈高祖皇后死，祔葬于万安陵。陈高祖章皇后的母亲于永定二年（558年）死，与章皇后父合葬于吴兴。东晋南朝的合葬习俗，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也为地下考古发掘材料所证明。1958年在南京老虎山发现的四座东晋墓，被认为是晋代左光禄大夫颜含后人的墓葬，其中保存得较完整的2号、3号墓，经专家确认均为男女合葬墓。

北魏时，拓跋焘太子未及即位而死，葬于金陵。其子文成帝即位后，追尊其父为景穆皇帝，其母为恭皇后，并祔葬恭皇后于金陵。拓跋焘死后也葬在金陵，所以其皇后赫连氏、贺氏都祔葬在金陵。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广川王元谐死。此时孝文帝已经迁都于洛阳，而元谐妃先死，葬在平城。究竟是将王妃迁至洛阳与元谐合葬，还是将元谐送回平城与王妃合葬?臣下请孝文帝定夺。为此，孝文帝下了一道诏旨，说：“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以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此诏书规定了夫妇合葬的三个原则：第一，妇随夫葬。第二，若欲于洛阳合葬，亦可夫随妇葬。第三，宁可两地分葬，也不准男人归葬代北。孝文帝此规定当然有其政治目的。此时，国都刚从代北平城迁至洛阳不久，反对迁都的势力还在暗地活动，一些拓跋鲜卑贵族由于过不惯洛阳生活，北返情绪也很强烈。这关系到孝文帝的迁都、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能否贯彻到底。孝文帝这个诏书，利用拓跋鲜卑的合葬习俗，将南迁之人的茔地固定在洛阳，使迁都的政策得以贯彻到底。北魏政权中，合葬不仅限于拓跋鲜卑，汉人也如此。《魏书·傅永传》载，傅永是清河人，于本乡有妻贾氏。后傅永至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又娶妾冯氏，生子傅叔伟及数女。后贾氏亦至平城，无子，惟有一女。冯氏倚仗有子，对贾氏无礼，叔伟亦对贾氏不顺。后冯氏亡。等到傅永死时，傅叔伟称父命欲葬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市北）。贾氏怀疑傅叔伟欲将傅永与冯氏合葬，便要求将傅永归葬于其封地贝丘县（北魏东清河郡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南）。后来官司打到朝廷。司徒胡国珍本与傅永共过事，便支持傅叔伟。贾氏也不示弱，将状告到灵太后那里，受到太后的支持。后贾氏终于胜诉，傅永之柩葬于东清河。北齐高欢妇娄氏，死后与高欢合葬。高澄妇元氏死，祔葬于义平陵。西魏宇文泰夫人元氏，死后与宇文泰合葬于成陵。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独孤氏，先于明帝死，预葬昭陵。明帝死后，与之合葬。河东闻喜人裴文举，保定三年（563年）为绛州（治今山西闻喜东北）刺史。当初，裴文举的叔父裴季和任曲沃县令，死于闻喜川，而其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正值东西魏分裂，韦氏坟垅属于东魏北齐。裴文举为州刺史时，悬赏购求其叔母灵柩。齐人见此，便偷偷将韦氏棺柩送来，裴文举将其与叔父合葬。除上述文献材料外，大量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也可反映出北朝合葬习俗。1956年在河北省河间县境内发现一座北魏墓，为男女三人合葬，经专家确认为邢伟与其夫人封氏及后夫人房氏。1957年在山西曲沃县秦村发现北魏墓，墓中的砖墓志铭文为：“太和廿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征平郡曲沃县故民李诜安邑令砖墓两。墓田周回五百步。”这也是一座夫妻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