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婚俗

婚俗指人们在婚姻方面积久成习的行为方式，它具有普遍和相对稳定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在婚龄、联姻对象、血缘关系、人伦关系、物质要求等方面都表现出其特点。

一 早婚

早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带普遍性的习俗。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纵”“横”两个方面。从纵的方面看，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早婚记载；从横的方面看，这个时期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大多数人很早就已婚配。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先追溯一下东汉时期的婚龄状况。

《后汉书·任延传》载，东汉建武初，任延为九真（治今越南境内）太守。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任延为官于边远地区，为改变当地落后婚俗，规定男20岁、女15岁为最低婚嫁年龄，应当看作是他把内地的一般习惯推行于边远地区的典型之例。内地的情况亦应大致如此。《后汉书·列女传》载：南阳（治今河南省南阳）人阴瑜妻荀采，17岁时嫁给阴氏。《太平御览》卷441引《益部耆旧传》载，广汉（治今四川新都东北）德阳王上妻袁福，“年二十适上”。犍为（治今四川彭山附近）南安周缮纪妻曹敬姬，“年十七适周氏”。广汉新都便敬妻王和，“年十七适敬”。广汉廖伯妻殷纪，“年十六适伯”。《华阳国志》载，袁稚妻相乌，“十五适稚”。张惟妻程贞与玦，“十九适惟”。巴郡（治今重庆）虞显妻杜兹，“十八适显”。涪（治今重庆彭水）郭孟妻敬杨，“行年十七适孟”。上述诸人中，袁福以下8人，均被列入《华阳国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为魏晋以前人无疑。她们出嫁的年龄，高者20岁，低者15岁，平均年龄为17岁，略高于任延在九真所规定的妇女出嫁最低年龄。根据婚姻关系中男长女幼的传统，以及任延在九真所规定的婚龄推断，以上妇女丈夫的年龄都当在20岁以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人的婚龄低于上述者为数很多。首先看这个时期帝王的结婚年龄。先要说明一下，由于史籍中大多数帝王的婚龄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本纪进行推算。推算的方法，据其生长子之年减去一岁，因此，本人及皇长子生卒年月不详者从略。这种推算方法虽不十分精确，但它能确切提供帝王婚龄的最晚界线。如果其中有的皇长子不是婚后第二年所生，或者皇长子不是婚后第一胎，则说明该皇帝结婚的年龄还要早。根据以上推算方法，有39个帝王婚龄可以得知，其中20岁以下结婚者22人，占总数的56%。22人中8岁结婚者1人，12岁结婚者4人，13岁结婚者4人，14岁结婚者1人，15岁结婚者2人，16岁结婚者2人，17岁结婚者2人，18岁结婚者4人，19岁结婚者2人，平均年龄为15岁。帝王的后妃中，早婚的人也不少。根据史籍中各帝王后妃本传统计，南朝梁太宗简皇后王氏8岁出嫁，南朝齐高昭刘皇后、南朝陈世祖沈皇后、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均为10余岁出嫁，南朝宋前废帝何皇后12岁出嫁，北魏平文皇后王氏、孝文昭皇后高氏、南朝宋明恭王皇后均为13岁出嫁，东晋安禧王皇后、后凉吕绍妻、刘聪左皇后、北魏文明后冯氏、孝文幽皇后冯氏、宣武顺皇后于氏、南朝梁高祖丁贵嫔均为14岁出嫁，西晋惠帝贾后、北周宣武帝尉迟皇后、南朝梁高祖德皇后郗氏均为15岁出嫁，东晋孝武定王皇后16岁出嫁。这些人的婚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平均年龄为13岁。可见此时期皇帝早婚不是个别现象。

早婚不但在最高当权者，而且在将相大臣及上层社会中也颇为盛行。三国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岁时被张飞娶为妻。孙吴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太守陆绩之女，年方十三便嫁给周郡张白。西晋张宣子是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豪族，其女年始十四嫁给刘殷。东汉末，徐州（治今江苏邳州南）刺史陶谦，14岁时娶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之女。西晋傅咸6岁时随继母看望外祖母严宪。严宪对他说：“汝千里驹也，必当远致。”乃以其妹之女妻之。东晋荀羡，年十五时便与帝室联姻。南朝宋杜骥，原为关中大族，刘裕征长安后随从南还，他13岁时受父亲之命，看望正在病中的同郡人韦华。韦华子韦玄见而异之，遂以女妻焉。王僧绰年13时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南朝齐谢瀹年8岁时，孝武帝便诏其尚公主。萧惠基“幼以外戚见江夏王义恭，叹其详审，以女结婚”。“幼”是什么年龄概念?《陈书·姚察传》载：“察幼年尝就钟山明庆尚禅师受菩萨戒。”其临终遗嘱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据此知萧惠基“幼年”与刘义恭女结婚，很可能也在14岁上下。南朝梁柳偃，年十二尚长城公主，张缵11岁尚富阳公主。王弱冠尚淮南长公主。何敬容，弱冠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弱冠”一般指20岁的年龄。南朝陈周弘正，年10岁时，河东（治今山西永济）斐子野就请以女妻之。王元规8岁而孤，随母往临海郡（治今浙江临海东）依舅氏，年12岁时，郡土豪刘瑱以女妻之。北魏夏侯道迁，17岁时娶韦氏之女。北周长孙澄，年10岁，司徒李琰之便以女妻之。于翼，年十一时尚太祖女平原公主。以上所列者，因其年代、地区、族属不同，具体结婚的年龄也各异，但总的看，是低于两汉时期的婚龄的。

庶民和一般百姓中也普遍存在早婚现象。魏晋时，王象少孤，曾为人仆隶。他在十七八岁时，因给人牧羊时读书被主人责打。同郡人杨俊将其赎出，并为之聘娶。《艺文类聚》卷18引晋湛方生《贞女解》说：“伏见西道县治下里龙怜，年始弱笄，出适皮氏。”《晋书·列女传》说得更为详细：“皮京妻龙氏，年十三适京，未逾年而京卒。”两条材料所指龙氏当为同一人。至于一般百姓的结婚年龄，由于史籍中记载很少，只能从有关材料中推测。西晋时束皙曾说：“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显然，这是泛指当时的婚龄，应包括一般百姓在内。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诏：“女子不满十三已上，勿得以嫁。”可见在此以前，女子不满13岁而嫁的现象很多，否则，封建政权不会发这样的诏书。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更明确规定：“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武帝这道诏书，可以说是对魏晋以来男女婚龄的一个总结和在法律上的规定。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一般百姓的结婚年龄为男十五六，女十三四。根据前面对最高当权者和将相大臣及上层社会的考察，南方庶民和一般百姓的婚龄与北方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以上我们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早婚现象。婚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的早婚并非是绝对的，高于文中所举的婚龄的事例也不少。但这个时期早婚现象确实大量地、普遍地存在，早婚的年龄大概为男十五六，女十三四，或者说这是一条围绕其上下波动的婚龄主轴线。《通典·礼典》中有一个比较：东汉郑玄认为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三国王肃则认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唐代庶民婚姻年龄，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书又规定为男年20岁，女年15岁。这里应当说明，东汉郑玄所说的婚龄，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对儒家经典的理想解释，其中男三十而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从前述任延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男二十而娶的事实。三国王肃所说的婚龄，正与西晋束皙所说相符，这比较实际地反映了当时的婚龄。唐代贞观元年的诏书，是对当时庶民婚龄严格的法律规定。通过这个比较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比起汉唐来，婚龄确有明显的提前。

二 门第婚

门第婚又称身份内婚，是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门阀中盛行的婚姻习俗。这个时期，士族兴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为了世代垄断此种地位，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大族们在婚姻问题上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在姻家的选择上均以地位与自己相当者为对象。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婚姻对“士庶之别”的严格要求，有两件事最为典型。一件事是南朝萧齐时王源嫁女给富阳（治今浙江富阳）满氏遭到沈约的弹劾。王源是西晋右仆射王雅的曾孙，祖和父也官居清显之位，按照沈约的话说，王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殷富，欲为子满鸾觅婚。王源丧妇，且家贫，即将女嫁给满氏，得聘礼钱5万，用所聘余值纳妾。王源此举，也并非胡来，因为据说富阳满氏是高平（治今山东独山湖畔）旧族满宠、满奋的后代。满宠在曹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西晋时为司隶校尉。王源又查过满氏的阀阅，见满璋之任王国侍郎，其子满鸾为王慈吴郡（治今江苏苏州）正阁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但沈约认为，满璋之的姓族，没有确凿的士族根据，因为满奋死于西晋，其后代在东晋没有显赫声迹，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王源与之联姻，是唯利是求，玷辱士流之举。他弹劾说：王满联姻，是“高门降衡，虽自己作，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虽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第二件事是北魏崔巨伦之姑反对侄女下嫁卑族。《魏书·崔辩传附崔巨伦传》载，崔巨伦姊“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南朝和北朝，说明当时南北方的大族，对士庶之间的界线划分得何等严明。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身份内婚制，史学界有充分的研究，兹就南北方一些主要大族的择婚对象列举如下，以见大族中对门婚之一斑。

东晋南朝著名的大族主要有琅邪（治今山东临沂北）王氏、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王氏、陈郡谢氏、颍川（治今河南许昌东）庾氏、谯国（治今河南亳县）桓氏、陈郡（治今河南淮阳）殷氏、陈郡袁氏，这些大族间互相联姻，构成一个基本联姻圈子。如琅邪王凝之娶陈郡谢奕女。琅邪王纮娶陈郡谢万女。其弟王珉娶谢安女。谢万娶太原王述女。太原王国宝娶谢安女。颍川庾娶陈郡谢尚女。陈郡殷娶陈郡谢尚女，殷之从兄殷仲堪则娶琅邪王临之女。谯国桓冲娶琅邪王怡女，又娶颍川庾蔑女。琅邪王弘娶陈郡袁淑姑母。陈郡袁质娶谢安女，袁质子袁湛又娶谢玄女。由此可见，王、谢、庾、桓、殷、袁等族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这几家大族除互相联姻外，也与其他大族联姻，如与琅邪王氏联姻的还有高平（治今山东巨野南）郗氏、庐江（治今安徽舒城）何氏、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孔氏、陈留（治今河南开封附近）阮氏等。与太原王氏联姻的还有顺阳（治今河南淅川南）范氏。与陈郡谢氏联姻的还有沛国（治今安徽淮北西北）刘氏、河南（治今河南洛阳）褚氏、琅邪诸葛氏、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羊氏、长乐（治今河南安阳东）冯氏、高平郗氏、陈留阮氏等。与颍川庾氏联姻的还有河南褚氏。与谯国桓氏联姻的还有沛国刘氏。与陈郡袁氏联姻的还有济阳（治今河南兰考东北）蔡氏。

总之，除了五姓联姻外，每姓又联结几家大族，范围始终限制在一个很有限的圈子里。

在北朝，世家大族的婚姻也很重门第。仅以北魏时期崔、卢两大世族为例，当时与清河（治今河北临清东北）崔氏联姻的有：平原（治今河北平原南）明氏八例，北魏宗室八例，范阳（治今河北涿州）卢氏五例，清河房氏五例，赵郡（治今河北赵县）李氏四例，清河张氏四例，太原郭氏三例，平原刘氏三例，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刘氏二例，渤海（治今山东高青东南）刁氏二例，北海（治今山东潍坊西南）王氏二例，陇西（治今甘肃陇西附近）李氏一例，清河傅氏一例，辽东（治今辽宁辽阳附近）公孙氏一例，乐安（治今山东广饶北）蒋氏一例，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裴氏一例，南阳赵氏一例，平原杜氏一例，金氏一例，河东柳氏一例，渤海封氏一例，河间（治今河北河间）邢氏一例，太原王氏一例。与博陵（治今河北安平）崔氏联姻的有：赵郡李氏九例，北魏宗室四例，荥阳（治今河南荥阳）郑氏一例，渤海高氏一例，巨鹿（治今河北晋州西）魏氏一例，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市）陆氏一例。与范阳卢氏联姻的有：北魏宗室十三例，清河崔氏五例，赵郡李氏五例，陇西李氏四例，荥阳郑氏二例，太原王氏二例，渤海封氏一例，鲁郡孔氏一例，安定（治今甘肃泾川附近）胡氏一例，河内（治今河南沁阳）司马氏一例，河南陆氏一例，北平（治今河北卢龙）阳氏一例，高阳（治今山东桓台东）郑氏一例。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与崔、卢两氏有婚姻关系的诸姓共123例，其中郡望不详者九例，难于确定士庶身份者二例，除此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郡望的士族或皇族。崔、卢二姓为北方有代表性的一流高门士族，通过对他们的考察，可见北方士族门第婚的一斑。

三 近亲婚

近亲婚是指血缘关系较近的一种婚姻。汉族很早就有禁止直系血缘婚的传统，而对亚血缘或近血缘的近亲婚则无严格的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这种近亲婚的现象很多。

三国吴主孙权，与其夫人徐氏就是近亲。《三国志·吴书·吴主权徐夫人传》载：“吴主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祖父真，与权父坚相亲，坚以妹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适同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由此可知，孙权与徐琨为姑表兄弟，而孙权纳徐琨女徐氏为妃，不但血缘关系较近，且辈分也不同。同书《孙休朱夫人传》又载，孙权小女儿嫁给朱据，生女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休，则孙休与朱夫人是娘舅与外甥女的关系。这种婚姻关系已与传统习俗相冲突，所以裴松之对此评论道：“臣松之以为休妻其甥，事同汉惠。荀悦讥之已当，故不复广言。”

东晋时，陈郡人袁湛与其妻的关系也属近亲。《宋书·袁湛传》载：“湛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由此可知谢安为袁湛母亲的从父。谢安兄弟六人：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谢铁。谢玄为谢奕之子。袁湛母亲是谁的女儿不可考，她若是谢奕之女，就和谢玄是兄姊妹，若不是也和谢玄是从兄姊妹，可见袁湛与谢玄之女的亲属关系也是较近的。《晋书·谢安附谢朗传》载，谢据的曾孙谢绚称袁湛为舅舅，这就是说袁湛的母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谢据的孙子谢重，这同样也属近亲结婚。

南朝刘宋蔡兴宗，妻子死得很早，留下一女尚幼。其外甥袁也丧妻，留下一子袁彖。蔡兴宗的姐姐是袁的母亲，蔡兴宗的女儿则是其侄，袁彖则为其孙，她亲自抚养这一孙一侄，并认为二人年岁相当，让他们结为夫妻。南朝萧梁时，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顾协自幼丧父，随母养于外氏。顾协年少时准备娶舅息儿，未成婚而母亡故，他为母亲守孝，丧期满后不复娶妻。后顾协60多岁，其舅孙女仍未嫁，顾协乃感其义而迎娶之。《梁书·张缅附张缵传》载：“缵字伯绪，缅第三弟也，出后从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载，张缵“次子希，字子颜，早知名，选尚太宗第九女海盐公主”。太宗即简文帝萧纲，梁武帝的第三子，与富阳公主是兄妹，张希娶海盐公主，也为近亲结婚。

北朝的近亲婚现象也很多。如北魏冯穆是乐安长公主之子，孝文帝是冯穆的舅舅，但冯穆却娶了舅舅的女儿顺阳长公主。宣武帝是高飏外孙，娶高飏之孙女，这是姑之子娶舅之女。高飏的孙子高猛娶宣武帝之妹长乐公主，又是舅之子娶姑之女。李延寔为孝庄帝元舅，其子李彧娶庄帝姊丰亭公主，关系亦如高猛与长乐公主。赵郡李顺，其妹嫁给崔浩之弟，崔浩弟之子又娶了李顺的女儿，此为姑子娶舅女。李孝伯娶清河崔赜女。范阳卢度世也娶崔赜女为妻。而李孝伯女又嫁给卢度世子卢渊，这是姨表兄弟姐妹互为婚姻。在门第婚中，我们曾讲过李叔胤之妻为保家族门第，将侄女纳为儿媳，在当时竟被视为义举，更可见汉族高门之间近亲婚不是个别现象。

四 异辈婚

异辈婚即不受行辈所限的婚姻。中国自古以来，人伦中长幼尊卑分得极清，从高祖到玄孙，几代人的亲缘及旁支都各有称呼。然而在婚姻关系上，这种长幼界线却不能成为异辈缔结的障碍。除了直系血缘关系的同辈、异辈婚被视为非礼外，旁系间的异辈婚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屡见不鲜，魏晋南北朝时更是如此。

西晋时，贾充的女儿贾荃，嫁给齐王司马攸为妃，贾充的另一个女儿贾南风，嫁给惠帝为后。司马攸与晋惠帝为叔侄，同一辈的姊妹却嫁给了司马氏的两辈人。东晋时，庾冰的妹妹嫁给了晋明帝，而庾冰的女儿却嫁给了晋明帝的孙子晋废帝。东晋哀帝是孝武帝的侄子，而哀帝的皇后王穆之却是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姑姑。

南朝刘宋时，王偃娶宋武帝刘裕女儿吴兴长公主为妻，而其女王宪嫄却嫁给了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庐江（治今安徽舒城）人何瑀，娶宋武帝刘裕女儿豫章康长公主，而其女何令婉却为刘裕曾孙前废帝的后妃。陈郡谢景仁素被刘裕所重，刘裕子刘义真纳谢景仁之女为妃。而谢景仁的侄子谢纬，却娶了刘义隆的女儿长城公主。刘义隆与刘义真为兄弟，谢纬应与刘义隆同辈，可见谢纬的婚姻亦为异辈。河南人褚叔度，娶刘义隆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而褚叔度的弟弟褚湛之，却娶了刘义隆的妹妹始安哀公主。庐江人何尚之，其子何劭娶刘义隆的女儿南郡公主，其女却嫁给了刘义隆的弟弟刘义康。东海（治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徐湛之，其母为刘义隆姊会稽公主，则刘义隆为徐湛之之舅。而徐湛之之子徐恒之却娶了刘义隆之女南阳公主，徐湛之之女又嫁给了刘义隆之子刘诞。济阳（治今河南兰考东北）人江湛，其女嫁给刘义隆的孙子刘伟之，其妹则嫁给刘义隆之子刘铄，其子又娶刘义隆之女。汝南（治今河南息县）人周峤，娶宋武帝刘裕女宣城德公主，而其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刘裕的孙子刘宏和刘袆。南齐时，琅邪人王慈，女儿嫁给萧道成之子萧锋为妃，儿子王观却娶萧道成孙女吴县公主。梁朝张缵、张希异辈之婚前已叙述。南朝陈高宗柳皇后的弟弟柳盼，娶世祖女富阳公主。高宗与世祖为兄弟，而柳氏之弟娶世祖之女，二人亦相差一辈。

北朝也存在异辈婚的现象。如北魏孝文帝将女儿嫁给予自己同辈的乙瑗。孝文帝纳卢敏之女为嫔，卢敏的侄子卢元聿应与孝文帝同辈，却娶了孝文帝的女儿。元琛为宣武帝从父，却娶了宣武帝的舅女。元叉长宣武帝两辈，却娶了宣武灵太后的妹妹。赵郡李骞娶范阳卢文翼女，而李骞的从姐妹李叔胤女嫁给卢文翼的从孙卢元礼，二人相差一辈。

五 幼童婚

幼童婚是指男女双方在很小的时候，其父母之间事先约定的婚姻。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载：王同县人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婚。彦果为西夷校尉。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曰：‘吾薄志自愿，山薮自处，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曰：‘安有葬父河南，随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这是一个未遂的幼童婚的记载，其不成的原因并不在于婚姻本身，而是由于管彦之子违背了王允婚的原旨。不能因为王、管联姻的失败而否定幼童婚的成功率，相反，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这种婚姻的稳定性和婚约的约束效力。王、管彦男女各始降生，便订下婚约，后王悔约，将女他嫁。王女儿已到出嫁年龄，起码是十年以后的事。此时管彦已死，其弟竟能凭约责问王，可见其婚约约束力之长久。幼童婚的另一种形式是指腹婚，或称子腹婚，即男女婴还未出生，双方父母就定下婚约。《梁书·韦放传》载：“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势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这种事情北朝也有记载。《魏书·王慧龙传》载：“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指王慧龙子王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韦放守婚约被世人所称赞；崔浩为外孙包办指腹婚，礼仪尽其美。这些都说明当时人认为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六 财婚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与!”颜之推身在北朝，观其这一段议论，可见北朝财婚风气之盛。北朝的财婚之风，早在北魏前期就有记载。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十二月诏书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同月，又下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高卑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事隔15年以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又下诏说：“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靡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律。犯者以违制论。”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亦有“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之诏。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婚娉过礼，贫富相高，但财婚之风不但未减，甚至发展到因财币不足而使婚姻滞留之事。《北齐书·袁聿修传》载：袁聿修任御史中丞时，“司徒录事参军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而王氏已先纳陆孔文礼娉为定。聿修坐为首僚，又是国之司宪，知而不劾，被责免中丞”。同书《封述传》又载，封述有一子，“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娉，及将成礼，犹竞悬违”。封述的另一儿子娶范阳卢庄之女，为娉礼之事闹到官府。封述诉讼说：“送骡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卤簿，铜器又嫌古废。”可见北齐财婚风气之盛。财婚之风不仅限于北朝，东晋时社会上争婚现象屡见，刘君士建议：“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娉；其三绝者，再倍裨娉。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吝者无利重受。”对此葛洪反驳说：“夫婚姻之结，义无逼迫。彼则简择而求，此则可意乃许，轻诺后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与夺任情，严防峻制，未之能弥，今猥恣之。唯责裨娉倍，贫者所惮也，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葛洪还说：“以同牢为断固也，尔则女氏虽受币积年，恒挟在意之威，恃可数夺，必惰于择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结仇速祸，莫此之甚矣。曩人画法，虑关始终，杜渐防萌，思之良精，而不关恣夺之路，断以报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倘令女有国色，倾城绝伦，而值豪右权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礼度，资累千金，情无所吝，十倍还娉，犹所不惮，况但一乎!”从以上争论可知，争婚之讼之所以发生，大多由于女家悔婚所致，一些贪吝之徒为多得几家聘礼，将女儿婚姻大事当儿戏，接二连三地悔婚，此为晋时财婚的一种形式。在前面门第婚中，沈约弹劾王源嫁女是唯利是求一事，说明南朝也有财婚现象。不过相比之下，北朝的财婚现象更普遍，更典型。

七 冥婚

冥婚即幽冥世界的婚姻，又称阴婚。这是一种变态的婚姻现象，早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就存在。《周礼·地官》载：“禁迁葬者，与嫁殇者。”郑玄对此注说：“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适之，使相从也。”对于“嫁殇”，郑玄注说：“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结，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郑众说：“嫁殇者，谓嫁死人也。今时娶会是也。”贾公彦疏说：“殇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根据古人的解释可知，所谓“迁葬”、“嫁殇”，就是“冥婚”。对于冥婚，《周礼》虽明文禁止，但这种风俗仍不绝于以后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时也有关于冥婚的记载。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载：“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这是一个未遂的冥婚记载，之所以未成，是由于邴原辞得巧妙，令曹操无懈可击。但曹操所终止的只是仓舒与邴原亡女的冥婚而已。《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之合葬”。曹操虽然被邴原婉言谢绝，但最终还是实现了为仓舒在冥界完婚的意愿。《资治通鉴·魏纪四·明帝太和五年》载，魏明帝“爱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这里的合葬，不是指夫妻后死者附于先死者圹之意，而是指生非夫妇而葬相从的冥婚。北朝时亦有冥婚的记载。《北史·穆崇传》载：“正国子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

冥婚是一种变态的婚姻，其存在与流传，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有现实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原因，它与人世间的正常婚姻意义是不同的。前述几个冥婚事例中，大部分是为早夭的爱子、爱女所举行的，它形式上是为亡者完婚，实际上是生者对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