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原始佛教的起源

理解佛教最好的方式是回到佛教起源的地方，弄清楚佛教原来的样貌。印度佛教一部分内容来自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婆罗门教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婆罗门教有四部《吠陀经》作为其核心教义的经典。

古老的婆罗门教与古希腊的原始思想有类似、相通之处。他们也是假设有一个天上诸神居住的特殊领域，而诸神拥有操控、决定人的悲喜遭遇的能力。《吠陀经》的来源，据说是有人偷听到诸神的启示，偷偷传达给人间，因而《吠陀经》的第一义就叫“吠陀天启”。《吠陀经》的作用，就是让人理解天上诸神，用正确的方式讨好、影响天上诸神。

因此，婆罗门教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仪式中心”。婆罗门教有很多仪式，都被认为是有助于改善人与天上诸神关系的。这些仪式源自《吠陀经》，也都强化了《吠陀经》教导的人避免惹诸神生气，保持与诸神良好关系的用意。

诸神中最大的，就叫“天神”。由“天神”的嘴巴呵气而成的人，就是人之中等级最高的“婆罗门”。只有他们是“天神”所生的，所以他们拥有特权地位，只能由他们掌管仪式。公元前10世纪左右，随着婆罗门教的形成，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形成了。从此，印度成了一个阶级森严的“种姓社会”。

印度种姓制度主要把人分为四个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他们在社会上是有上下分工的，分别是祭师阶级、帝王阶级、平民阶级和奴隶阶级。最重要的是，种姓之间是不能交往和混合的，必须保持严格的区分。

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持续了几百年，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印度的社会组织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前者拥有的，是神圣的宗教权力，后者拥有的则是世俗的统治权力，而且二者互相隔绝，不能混合。虽说婆罗门的地位在名义上高于刹帝利，然而控制在刹帝利手上的权力更现实、更具体，二者之间很难不互相侵犯。

婆罗门地位最高，他们的权力是向上的，也就是服务天上诸神。他们可以聚拢财富和特权，但他们无法直接统治吠舍和首陀罗，遇到世俗事务时，他们不得不依赖刹帝利。刹帝利拥有绝大部分的世俗权力，但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婆罗门，因为诸神的终极真理是通过婆罗门传达的。

释迦牟尼出生时，婆罗门在长期享有特权的情况下严重堕落，过着极度奢华纵欲的生活。一个代表天神的阶级，在世间却如此纵欲享乐，这与超越的神圣性似乎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婆罗门内部发生了争议和分裂。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婆罗门教分化为六个不同的门派，它们对神与人的关系，以及对婆罗门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不一样的主张。这六个门派分别是：数论、胜论、正理、吠檀多、弥曼差和瑜伽。

另外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变化是，刹帝利中有人开始试图突破婆罗门的解释垄断，它们开始在婆罗门的权威之外思考：人生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什么又是最后的真理。于是另外两个“非正统”的派别产生了，因为它们不属于婆罗门，所以说是“非正统”。这两个派别，一个是耆那，另一个是Charaka，一般译作唯物论者。

耆那和唯物论者所提出的主张，明显都是针对既有的婆罗门正统，因而我们可以借由他们的主张，反过来了解那个时代婆罗门提出的思想出了什么问题。耆那的特色在于强调因果，即人的行为一定有因有果，恶果有恶因，恶因即恶行，恶行带来恶果，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消除恶果。而要消除恶行带来的恶果，就必须通过苦行。苦行是善因，能够带来善果，并且能消除过去恶因所积累的恶果。

他们主张并实践极端的苦行。耆那中有一派叫白衣派，另一派叫裸衣派，裸衣派意味着连衣服都不穿，忍耐极度的贫穷和贫穷、贫乏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忍耐贫乏、痛苦能够带来善，这样的信念，突显了他们对当时婆罗门奢华生活的不满，他们因此将婆罗门视为恶。

耆那是明显的苦修派，而唯物论者有时就被当作纵欲派，但这样的印象模糊了重点。唯物论者仍然是针对婆罗门现况而出现的，他们特别强调自然律，也就是在思考因果上，他们比耆那更彻底，更普遍。耆那讲的因果集中在人的行为上，恶行带来恶果是根本，但唯物论者不认为人的行为是最重要的，甚至不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决定因果，改变因果。

唯物论者看重的是自然物理的变化，那样的变化不会随着人的意志、人的行为而转移。这种思想有着强烈的宿命论、颓废色彩。后世之所以将唯物论者视为纵欲者，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主张，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影响、改变自然和物理的运作，那么，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

唯物论者会有这种极端的想法，其实也还是针对婆罗门的堕落。为什么诸神的后裔，看起来那么败德丑陋？为什么他们坏事干尽，却依然享有天神的恩宠？为什么他们做坏事却不遭受惩罚和报应？这些是当时婆罗门以外的其他人心中真实、痛苦的疑惑。唯物论者为大家提出了解释：这个世界的因果，与人的行为无关，人的行为不会带来相应的后果。在这个理论上，唯物论者与耆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唯物论者以一种犬儒、颓废的态度看待婆罗门的糜烂、腐败。

释迦牟尼就是在这些思想流行的时代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