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从皇帝到平民，意义都已经改变

所以，司马氏建立晋朝前后，皇帝的意义改变了。我们不能再用秦汉时期的皇帝概念，看待这三百七十年间的诸多皇帝。他们不是秦皇汉武，甚至不是东汉大族共治体系下的明帝、章帝。

这个时期的皇帝，并没有一个官僚体系可以让他发号施令，施行统治意志。真正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是门第控制的庄园，以及门第之间形成的贵族组织共同体。面对这既成的经济、社会组织，皇帝是外来的，是凭借军事势力硬挤进来的，新皇帝有能力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原来的门第不得不接受他，在这个共同体中腾出空间接纳他。

所以新皇帝只是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当皇帝，而不是凌驾于这个共同体之上，更不可能控制整个门第组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和皇帝，无论在名义上占有多大领土，实际上都不可能用秦汉时期的官僚体制，对中央和地方进行控制、管理。

西晋后期，中原大乱，外族开始大批进入中原。历史上有“五胡十六国”的说法，“五胡”再加“十六国”，这些知识够让学生背到晕头转向了。将“五胡”和“十六国”都背下来，不能说不是认识历史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错觉，而忽略这段历史中更根本，也就是整个社会变动得并没有那么快的结构性现象。

那就是，在“五胡”来来去去、“十六国”起起落落的过程中，在快速变化的军事、政治事件背后，北方的豪族世家一直存在。他们从头到尾都在那里，没有消失。他们用不同方式与那些外族势力打交道，且保持着一贯的精神和信念——你来，你征服，但毕竟有一天你会走；等到你走后，我依然在，而且我一直在。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如此强调家族规范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在各个外族政权来来去去的背后，真正的社会骨干其实是豪族世家。政治分裂的时代，社会的重心并不在政府那里，而在这些世家大族之中。

一部分世家大族，随着司马氏政权搬到了南方，变成侨姓。南方有特殊的环境，但是这些世家大族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三百七十年间由豪族世家主导的社会，产生了相应的文化，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文化。

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的封建制度。中国中古社会没有分封制度，没有大贵族管辖中贵族、中贵族管辖小贵族的机制，只有一群从汉末大地主演化而来的贵族。他们每一家经营自己的庄园，在乱世中自保，再以他们的资源互相联结，对抗皇帝及其军事力量。庄园里没有分封制度，也没有复杂的手工业行会或工匠组织，这些门第贵族在组织上远比欧洲的封建贵族简单。

贵族社会和贵族文化的第一个特色是，少数人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第二个特色是，在资源分配上实行严格的层级化，越上层的人分到的越多，而且各个层级的人所得资源差别甚大。这样的社会形成了僵化的层级系统，使不同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过去存在的社会流动因素，这时都消失了。《史记》《汉书》记录的那种贸易繁荣的情形，随着货币、城市、商业机制的瓦解，变得彻底不可能了。《史记·货殖列传》罗列了各种不同行业中致富的人，并清楚地指出他们致富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不同行业的社会分工带来各种创造财富的机会。然而，这三百七十年间的主流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资源、有本事做五百件皮衣，并不值得夸赞。大家都是自己做皮衣，因无固定流通的货币，交易已经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形式，自然没有现成的销售渠道，生产出五百件皮衣又能卖给谁呢？

更重要的是，在以物易物的状态下，就算生产者幸运地找到了五百个买主，每个人给他的却是一份不同的实物，其中很多是他用不上的，或者更多是他无法储藏的，它们可能贬值或者朽坏。这样，他就没办法储藏自己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没有积累价值的工具。

过去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是帝国官僚系统晋用人才的经学教育、太学、考试以及荐举等。这样的通道，当时也没有了。几乎没有人能通过学问知识得到任官的机会，或在当官之后提升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当时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即一个人必须出身门第，才有机会在九品中正制中得到任官的资格，而且就算做了官，官职能给这个人提供的社会地位，远远比不上他原本在门第中已经拥有的地位。

还有一个流动的可能是城市空间。大量人口聚集的城市提供了进行冒险、奇遇或获得非预期结果的机会。在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固定，人们能遇到不在既有人际网络中的人，这就为人们提供了脱离既有地位限制的可能。但在当时，城市也几乎无法运作了，这种设想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