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论衡》与时代思想风气的转移

在历史上，王充及其《论衡》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论衡》对汉末到魏晋的思想风气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就涉及汉末的一位名人——蔡邕。因为王充是个“乡曲之士”，他生前和死后，著作都流传不广。在偶然情况下，蔡邕读到《论衡》，就将这本书藏起来，作为自己的“秘书”。蔡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王充所发的许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议论，真的能“惊人”，能在谈话中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蔡邕拥书自重，与别人谈话时，时不时就引用王充的奇谈怪论，立刻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如此便主导了谈话。凭借《论衡》提供的丰富话题，蔡邕可以掌控谈话场合，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于是，蔡邕成了《论衡》最有力的宣扬者。他说出的奇谈怪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都好奇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想法。终于，秘密藏不住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论衡》这本书，知道了要说出可以吸引别人注意的话，就该读《论衡》这本书。于是，这本书从原本的乏人问津，一下子变成众人追捧了。

这个过程还涉及太学。王充从来没有上过太学，也就是他没有机会进入京城的知识中心求学，这是他极大的遗憾，也是使他一直脱离不了“乡曲之士”限制的主因。然而通过《论衡》，王充却在去世以后得到太学的双重肯定。

一重肯定是，明明没上过太学的王充，凭借《论衡》取得的名声，当范晔创作《后汉书》时，就给他添加了一个太学的资历，并且说他的老师是班彪。也就是说，按照正史，王充是太学生，而且拥有显赫的知识谱系传承。范晔的记录没有根据。《论衡》中有《自纪篇》，《自纪篇》写于王充晚年，而且前面我们分析过《自纪篇》的写作态度，王充已经自我膨胀到那样的程度，如果他真的上过太学，师从班彪，他怎么可能不把这段经历写进《自纪篇》里？

王充在《自纪篇》中没有提及进入太学或受征召的经历，而且如果他曾经被朝廷征召，他也就不会在《论衡》中反复表达怀才不遇，希冀朝廷垂青的情绪了。

很显然，在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王充的名气早就因为《论衡》的流传而变得很大了，他并非一名典型的学问家，相对而言留下的传记资料很少。因此，人们以讹传讹，想当然地假定他的学问应该有正式的来历，想象他与同时代的士人有同样的资历，进入过太学，受教于名师。

另一重肯定是，王充及其《论衡》对改变太学的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东汉，太学是最重要的文官晋升机构，而太学培养文官，主要是通过经学。从西汉到东汉，经学越来越建制化，其知识形式也就越来越标准化——课程标准化，内容标准化，考试、评比也标准化，在这个标准化过程中，章句之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章句之学是将经书分解为一个个字、一个个句子，详细解释字句的意思。随着时间推移，对字句的解释积累得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竞争如何用更繁复的方式解释字句。章句之学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碰触文章的全面意义，单独看待细节，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争议，或者说可以减少不同的、冲突的解释。章句之学是经学中最适合标准化的部分，章句之学的发展也反过来推动了经学的标准化。

章句之学是知识官僚化的必然发展，而章句之学又有自我繁殖、烦琐化的巨大潜能，于是，一方面经学的追求越来越琐碎，另一方面，研究经学也越来越困难。进了太学，很多人耗费多年工夫，背诵、推敲一字一句的解释，却无法掌握整本经书究竟在说些什么。

太学成了章句之学的中心，学生在里面一待就是好多年。太学位于京师，又是培养官僚人才的地方，所以它很自然地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外戚和宦官有现成的途径分享皇权，外朝只能在外面联络、培养自己的势力，太学中长期、固定的师生关系逐渐成为外朝集结的重要方式。

不属于豪族世家的人要在社会上向上流动，就争取进入太学，投入有实力的人的门下，成为其门生或属吏，获得一定地位。于是，围绕着太学，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团体，太学必然卷入政治斗争中。

太学本身的两种角色、两种性格，有冲突、矛盾之处。一方面其学问形式，是极其细密、烦琐、枯燥的章句之学；另一方面，太学却又卷入热闹活泼、随时变化、赌注很大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成了政治集团升降、角力的一个场所。

慢慢地，上述冲突、矛盾改变了太学的风格。这个改变，主要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也就是在现实政治的吸引下，大家越来越没兴趣费时耗工夫研究、记诵“章句”了，转而追求“浮华”。所谓“浮华”，主要是指言辞，就是大家谈话、对待知识的态度，不再以一字一句的标准答案为满足，转而追求夸张的、有趣的、雄辩的、华丽的言谈风格。

党锢之祸后，这个改变更明显。本来为了做官而忍受无聊章句之学的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仕途变得如此无望，要么是自己被列入“党锢”的名单，被剥夺官僚任用资格；要么是自己的老师从官僚体系中被赶出来，也被“禁锢”了，自己也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晋升的通道。

这时，章句之学迅速失去了吸引力，而现实政治相对而言变得格外受关注。太学里的人纷纷抛弃章句之学，转而积极议论时政，而且采取的是强烈反对、批评现实政治的立场。而王充的《论衡》尤其批评“章句之学”，这本书流传开来之后深获人心，同时也为太学人士提供了谈资，于是广受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