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王充论儒学

对儒家最重要的基础——五经，还是借用徐复观的评语，王充的态度是“重知识，不重伦理道德”。王充将五经看作一堆历史知识，却不看其中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儒学之所以重要，并不只在于它承袭了周朝的王官学，保留了古代的资料而已。儒学除了保存历史记录，更重要的是致力于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从历史总结出为人处世的原则，因而在历史现实之上，儒学还附加了理想的价值。五经代表了“三代之德”和“文武之道”，里面有上古黄金时代留下的典范。即便在汉朝，儒家转型为儒术，也仍然维系着这种有内有外的理想框架。

内是界定、彰显做人的标准，从最基本的一直到最高的标准。外是治理社会、从事政治的标准。王充虽然认为自己是儒生，与文吏有别，然而他在试图抬高儒生地位的同时，实际上却贬抑了儒学，这就产生了奇怪的矛盾。

王充论述儒学的方式很特别。他主张儒生比文吏高明，不过他又看不起儒生里的“章句之儒”，也就是将五经的字句仔细研究、解释，将经书拆开来读的那种儒生。他同时又很看不起“通经之儒”，也就是将五经的内容融会贯通，寻求其内在思路和原则的儒生。

那他看重什么，又如何定位自己呢？他强调的是“博知之儒”，就是知道很多事情，懂的比别人多的儒生。王充认定的儒生价值，在于“博知”，一个儒生必须读很多书，记得很多内容，甚至掌握超过五经的丰富知识。这是他心目中的儒生，是儒生之所以比文吏高明的理由。

从这点看，王充的思想与原始儒家、汉朝经学，都大不相同。他不提人品，不提行为，只重知识。若用《左传》所揭示的“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来看，王充只突显“立言”，将儒生的价值都放在知识上。儒生之所以胜过文吏，是因为他们知识丰富，知道更多事情，写出来的文章也更有趣，更奇妙。

王充虽然不断提到儒和儒生，但他对儒和儒生的看法，与汉朝主流儒学、经学是有区别的。正因为王充是“乡曲之士”，他的儒学并非来自当时的主流，而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