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论衡》提供了魏晋游谈所需的奇谈怪论

不仅是蔡邕，当时崛起的大部分名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辩士”。他们好辩、能辩、善辩，不仅具备杰出的口才，还能找到特殊的谈话内容，因而得到高度关注，名声显扬。

游谈“以浮华相尚”，追求有趣甚至诡奇的谈话，形式很自由，一开始就是闲谈，后来才慢慢从不拘形式的游谈逐渐演化为讲究规矩的清谈。游谈是大家一起谈，自由地吸引听者的注意，但清谈就开始产生规范的形式，代表了乱世之中知识界、贵族圈主要的一种追求，那就是不仅要讲究谈什么，还要讲究如何谈。

谈的方式，是从经师讲经的模式演化而来的，类似近代西方的文艺沙龙。聚会中，像蔡邕这样的善言者，就从《论衡》里“偷”出一些惊人的话语或主张，比如反对孝顺父母之类的观点，产生震撼效果。谈话场合发生热闹的争辩，也让参与其中的人对蔡邕产生了深刻印象。

清谈进一步发展，沙龙式聚会就让位给更有组织的安排活动了。安排的核心，是有了主讲的谈客，也就是已经有了善谈名声的人，他们先做一段正式的演说，保证这一天的聚谈很有料。为了增加效果，组织者还会指定另外一个人，担任“作难”的角色，顾名思义，也就是负责提问、质疑或标举反对立场的人。“作难”说过后，主讲的谈客再回应，如此反复而形成了一种类似辩论会的谈话模式。

不仅如此，当场辩谈了之后，还有延伸的会后活动——“公论”，参与清谈的人紧接着评论刚刚的现场状况，或许有人认为主讲的谈客已经被“屈”，也就是主讲人败下阵来，有人则觉得主讲的谈客很厉害，没有露出严重破绽。

完整的清谈，有“倡理”，有“作难”，有“辩”，还有“公论”。这样的活动，就成了当时贵族社会、贵族文化维系其内部团结意识的重要形式。外在环境快速变动，既有秩序迅速崩坏，魏晋时期的豪族世家非但没有随之瓦解，反而更紧密、更稳固，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这种从太学演化出的由清议而游谈而清谈的聚会活动。

清谈的风气，涉及谈什么、如何谈，还涉及谁来谈，谁有资格谈，也就是参与者的身份问题。只有具备同样身份、同属于豪族阶层的人，才能够进入清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必须能谈，至少能听得懂别人谈的，能评断别人谈的，这又成了豪族世家基本的内部修养。

清议刚转为游谈时，谈的主要是奇谈怪论。王充的《论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重视的。王充的边缘观点，以及他琐碎的炫耀性学问，最适合在那种环境里作为游谈的题材。从那么一大本《论衡》中摘取出一段奇谈怪论，就可以让大家谈上好一阵子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讲这段历史，即从汉末到魏晋，由经学到玄学的转变，不能不谈《论衡》，不能不肯定《论衡》的重要性。但容我再提醒一句，在历史上，《论衡》的另一个反讽在于，这本书的重要性绝对不是建立在这本书发表了“持平之论”的基础上，或者源于它揭示了什么了不起的真理，恰恰与其书名相反，《论衡》的影响力来自“不衡”，也就是其片面、偏颇的主张，这些内容正好构成了那个时代游谈所需的奇谈怪论。

用奇谈怪论吸引别人的注意，清谈逐渐发展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探讨“人”或“人才”，从而让人对人的多样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这反映在刘劭的《人物志》一书中；也让人对人的多样性例子进行专门的搜集，这反映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中。

另一种倾向则是更有系统的怪论开始出现，结合传统的老庄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构成了玄学，“谈玄”开始大为流行。在贵族文化的脉络中，“谈玄”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它进一步分化了阶层。“玄”所需的知识和语言门槛更高，不是人人都能谈的，于是，贵族中又分出能谈玄的和不能谈玄的，当然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