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身份决定一切

那个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身份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刻，比如他生在哪个家庭，是男是女，嫡出还是庶出，排行第几，几乎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曹魏时留下了曹植“七步成诗”的戏剧性故事，故事中的一个关键点是，即便才高如曹植，也不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改变自己作为弟弟的次等地位。他作为弟弟，却才华横溢，这非但不是好事，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不仅是曹植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必然。

谈到曹植，谈到逼迫曹植“七步成诗”的曹丕，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建安七子”，想到当时繁盛的文学成就，还一定会想到“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不是以“反名教”闻名的吗？他们个个不都是很有个性，不受拘束的人吗？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还有那个时代热闹的清谈风气，不都是追求自由、表现自由的吗，与前面所说的身份规范，岂不是互相矛盾？

如果我们不停留于表面的热闹，而是将那段历史考察得更全面、更完整，就会知道，名士、清谈、玄学，实际上与经学、名教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印证、互为表里。名士、清谈、玄学正是作为经学、名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如果不是贵族文化的底层有那么强烈而坚固的经学、名教限制，也不会刺激产生出那个时代那么夸张的名士、清谈、玄学氛围。

虽然经学失去了人才晋用方面的意义，这时代也没有了太学，经学却并未真正荒废，而是改变了功能和特性。经学，尤其是其中涉及礼的部分，成为乱世之中世家大族维系内部秩序的根底。强调经学，尤其是高度强调礼，才能够维系世家大族的团结，树立他们内在的规矩，使之不致解体。

放浪形骸的名士只是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所以突出。更重要的是，这些名士，其实个个都是贵族出身，都有世家大族的身份，他们受名教的强烈束缚，才用那么激烈的方式表达反抗。

名士们在以生活显现自由、以言论突出玄学的同时，他们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名教中人”，经学传统仍然在世家大族内部延续。那时出现了几部有突破性的经书注释，比如何晏注的《论语》，王弼注的《周易》，是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至今仍然流传。也是在那时，出现了后来困扰中国经学研究一千多年的文本《古文尚书》，直到清朝，经过阎若璩的详细考据，才证实流传上千年的《古文尚书》其实是由东晋的梅赜伪造。梅赜能够伪造出欺瞒后人上千年的文本，也显示出那个时代人们拥有深厚的经学知识。

也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深深影响唐朝乃至宋朝的王肃的《毛诗注》，这部著作确立了一种看待、解释《诗经》的规范。而这些，都还不是魏晋经学的核心，在普遍性和重要性上，它们还不足以与对“三礼”的研究相比。

如果没有“三礼”中的《周礼》，没有对《周礼》的认识和研究，那么就不会有后来北朝制度的建立。北方的世家大族以他们维系的经学知识，与外来的“蛮族”势力合作，创建出北朝的制度，进一步奠定了后来隋唐制度的基础。北朝而非南朝的政治制度，是隋唐所继承、发展的。

从这个角度看，隋唐新帝国在思想上依赖的是六朝时期北方世家大族的礼学，尤其是他们对《周礼》的研究。除了《周礼》之外，《仪礼》《礼记》也都很重要。《仪礼·丧服》在六朝格外受重视。《隋书·经籍志》记录的与《仪礼·丧服》有关的著作便有七十一种。

丧礼和丧服是最讲究亲属关系的，用明确、固定的仪式和服装，严格显示出在宗族系统内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丧礼有一个不变的中心，那就是死者，其他人必须按照与死者的关系行事，比如不同的人穿不同的衣服，按规范行事。而且丧礼是一整套的，它将每个人都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让每个人都以死者为中心，各居其位。

北朝世家大族格外强调宗族内部的秩序，这种规范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更不能出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建构世界观的核心，也是他们获得集体安全感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把丧礼、丧服区分得越来越细，要将所有的亲疏等级差别都显现出来，而每次进行丧礼，也就再次加强了这套等级秩序的规范力量。

亲族关系会随世代而改变，严格的亲族秩序，有赖于固定、明确的谱系记录。家谱、族谱在那个时代获得长足发展，当然不是偶然的。家谱、族谱往外扩延，私家著史这种新潮流就出现了。

如今能够查得到的私人著述的后汉史，有十三种；三国史，有十五种；两晋历史，则有二十多种。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著作都不是官方主导创作的，但它们大部分都有意识地沿用了《汉书》的体例和精神。《汉书》是正史，是官方著史的原型，私人著史却模仿《汉书》，这显示出过去的朝廷体制，已不是由朝廷来运作了，其功能已改由世家大族承担。那些有资源、有能力修史著史的人，当然都来自世族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