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贵族文化与用典习惯

这样的态度，与贵族文化直接相关。贵族文化必然带有强烈的辨别性、表演性，用一个英语单词来说就是distinction（区别、卓越、荣誉）。突显高下分野非常重要，它可以不断强化贵族身份，并与其他非贵族阶层区别开来。从文字的角度看，最自然、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故意让文字与语言拉开距离，在文字符号中藏进只有少数人才有办法、才有资格解读出来的意义。

骈文的架构规矩，加上大量使用典故，都明显地抬高了解读的门槛。脑袋里没有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人，无法将简写、缩写的文字典故内容展开；从来没有学习过对仗和协韵的人，也就不可能明了文章这样写的奥妙。这些规则都被用来划分具备贵族修养的人与不具备贵族修养的人，规则才是这些文章针对的“适当的”读者，同时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也是从六朝以降，“用典”的性质和方式也就在中国文字运用中固定下来了。六朝之前的中文文章也会提到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不过它们使用的形式，比较接近“引用”。“引用”意味着原本不知道这人物、这事件的读者，还可以通过文章大致了解那是什么，因为文章本身还提供基本的解释。到了六朝之后，基本上就取消了这种对读者的体贴了，或者说文章就自然地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文意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按照文章格式上的需要，写下“荆轲萧萧易水别”几个字，就没有作者的责任了，而是读者自己需要背景知识，不仅知道荆轲是谁，易水之别是怎么回事，而且要知道荆轲去秦国试图刺杀秦王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作者在动用这个典故时，所要强调的重点不见得就是易水之别。

这样的用典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文章的内容，让中文可以用最精简的方式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连带地，这种方式也就给予了中文特别强调、看重精简的价值观念，影响所及，中国文人创作的作品，往往可短不可长，字数少的文体在中国大有发展，相对而言，规模较大的文章形式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也正因为如此，中文在表达、沟通的功能之外，又具有分辨群体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文里，对分辨、区隔群体的作用的考虑，压过了表达、沟通的功能。唐朝开始的“古文运动”以鲜明的旗帜反对骈文，然而即使经过唐朝、宋朝两拨古文运动的冲击，“用典”和“解典”在文章写作和阅读上，依然保留了再重要不过的地位。

六朝以降，中国的读书人不能不培养的基本学术功夫，就是熟记历史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以便遇到典故时，能够有效地予以解读。在此之上，有时还有更高的要求，最好连这些典故出处的原文都能够背诵，才有办法更全面地解读典故。换一个角度看，受过这样训练的文人，写起文章来也就必然以能够广泛“用典”，以不同方式“用典”作为重要的追求了。

“典故”在中国文人心中所起到的另一个作用，是推动他们与历史，与过去的人和事格外亲近。过去发生的事不会真的过去，会不断成为他们写文章乃至进行思考的必备资源。他们的生命中有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历史意识；对他们而言，历史不是身外的知识，而是通过文字、通过典故，内化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主导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外在环境的一股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