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骈文对音调有专门的要求

有了“四声”之后，骈文除了词性、文义的对仗之外，多了音调变化上的格式要求。前面提到的“四声”理论的代表人物沈约，本身是一个骈文大家，也是《宋书》的编撰者。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沈约写了一段文字，总结谢灵运的文学成就，其中专门强调了音调：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要有资格写文章、谈论文章，非得先讲究音调不可。声音的高低起伏必须刻意地错落变化。前面出现了往上扬的声音，后面就要用有明确短促发音的字予以平衡。“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这句子本身就是示范。“浮声”两字是平声，也就是向上的；相对应“切响”两个字则是往下沉的，尤其“切”字发音短促，和前面“浮声”明确形成对比。

这里呈现了一种音调上的追求和理想。一篇文章应该包含各种不同的音调，要敏锐地分辨声音的轻重，悉心分配。

“四声”建立之后，人们逐渐将中文每个字相应的音调固定下来，也就是每个字都有了特定的音调性质，才有了进一步讲究音调安排的可能。这就开放了一场广阔的文学试验，开启了人们从六朝以降，探询种种不同音调规则的可能性。

骈文创作的重点，不在于写什么内容，而在于如何学会使用对仗和协韵的架构，然后有效地按照规则找到正确的字填进去，四字六字互相搭配，前面的句子决定了后面句子的写法，如果前面是主词加动词加两个字受词的四字句子，那么后面也得是主词加动词加两个字受词的四字句子。基本上，如果前面句子的声音是轻轻重重（后来在诗词上的专有名词是“平平仄仄”），那么后面句子的声音就该是重重轻轻（“仄仄平平”）。

骈文中经常使用冷僻的字词或典故，然而在阅读上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读者很容易利用这样的对仗规律推测出文义来。比如前引《劝进表》中有“冢宰摄其纲，百辟辅其治”这样的句子。阅读中，我们知道“冢宰”的意思，那么就算第一次看到“百辟”这个词，一点都不担心，因为立刻就能借由它与“冢宰”的对仗关系，明白“百辟”必定也是指朝廷官员。再看“冢宰”后面是“摄其纲”，提纲挈领，而“百辟”则是“辅其治”，也就知道“百辟”的位阶比“冢宰”低。

文章都是这样两句两句并列而成，所以这种文体被称为“骈俪”，像是拉车的马总是两两并排一样，如此一来，骈文得以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是，作为直接的识字教育工具，每篇骈文都是字词在文义和声音运用上的范本，可以帮助读者像我们通过类推认识“百辟”那样认识更多的词，扩充词汇量。第二个是，骈文必然是烦琐冗长的，在骈文里没有单独存在的句子，每个意思都要按照并排的规则至少讲两次，很多时候还为了表现创作者的才华，再多铺陈讲四次、六次。

这样的文章很难让人感动。说了“多难以固邦国”，一定要再说“殷忧以启圣明”；前面举例说“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后面一定要再加“宣王之兴，周诗以为休咏”，等等。

骈文必然是堆砌的，这样的风格与文章中要进行的对仗、协韵试验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在骈文流行的过程中，创作者一方面将文字的“四声”音调固定，另一方面逐渐将许多字词的意义固定下来。对仗意味着两两配对，不管是同义或反义的形式，让字词互相牵制，彼此定义其内涵。

中文字的意义保存得很久远、很稳定，有一部分是骈文的功劳。骈文利用对仗的形式，将字词放置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网络里，字词间的对仗结构使得字词意义没有太大的自由变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