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和北周统治下的新动向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

高欢掌握北魏的朝政之后，便以尔朱荣为榜样，给自己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孝文帝之孙平阳王元脩（孝武帝）。高欢和尔朱荣一样，以勤王为标榜，自己坐镇晋阳，掌控朝政，图谋篡夺。而被他扶上帝位的平阳王也跟过去的孝庄帝一样，绝不甘于做傀儡皇帝，厌恶高欢的专权，尝试各种各样的反抗。

然而，孝武帝未能挽回北魏的衰败，他采取了一招起死回生的策略，出奔到当时在关中形成反高欢根据地的宇文泰那里。为此，高欢立即拥立了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见，使之即位。结果，魏国东西两处分别有两个皇帝，统治华北一个半世纪的北魏，至此分裂成东魏和西魏（534年）。

迎奉孝武帝（东魏称之为“出帝”）、获得勤王旗号的宇文泰逐渐发展成与高欢二分华北的一股势力，为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据北周的史书《周书》记载，宇文泰出身北镇之一的武川镇。宇文是胡语，意为“天子”。宇文部当初是与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实力相当的大部族，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进攻中原时，归顺了北魏，宇文部在其首领宇文陵的时候迁到武川。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北周与随后的隋、唐的建国者全都与武川镇有关。也就是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移居武川镇的杨元寿的五世孙，杨坚的父亲杨忠曾跟随宇文泰征战南北。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移居武川镇的李熙的四世孙，李渊的父亲李虎也曾是宇文泰麾下一员大将。

如此看来，北镇之乱宣告了北魏的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包括怀朔镇出身的高欢在内，各镇英雄辈出，此后实现中国统一的隋唐皇室都出自宇文泰的势力。可以认为，北镇之乱在葛荣统合各镇势力时达到极点。随后这股势力遭受尔朱荣的奇袭而瓦解、被遣散安置时，下一时期的主导者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中，高欢已在尔朱荣的部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另一方面，宇文泰原是葛荣的部将，在葛荣被尔朱荣击破后，归顺了尔朱荣，是旁系人物。更有甚者，宇文泰在葛荣被打败后，被迁到尔朱荣的根据地晋阳，其兄宇文洛生被冤枉处死，宇文泰自己也几乎获罪。从这一些情况来看，宇文泰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不安稳的，不能与高欢相比。

在这种环境中，他得到同乡即武川镇出身的贺拔岳的推荐。贺拔岳在尔朱荣进京以前便是其部下，他的兄长贺拔胜是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的盟友。贺拔胜以勇猛闻名，当时是尔朱荣手下的一名大将。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奔赴关中，平定高平镇出身的万俟丑奴所起的叛乱，从这个时候起，宇文泰迎来了转机。贺拔岳镇压了叛乱，驻扎在关中。坚定了篡夺图谋的高欢嫉妒其战功，与侯莫陈悦串通，杀掉了贺拔岳。当时宇文泰整合了贺拔岳的残部，大败侯莫陈悦，成为关中的霸主。正好这个时候，北魏孝武帝从高欢的专权中逃出，来到长安，投奔宇文泰。

东魏、西魏的角逐

孝武帝出走到关中时，随从的鲜卑兵不足一万人。洛阳的鲜卑兵大部分被高欢所掌控。再加上尔朱荣、葛荣的残部，北魏末势力的大半尽归高欢所有。换言之，比较当初东西的势力，高欢占有压倒性优势，宇文泰方面则显然处于劣势。

以这种绝对优势为依托，在东西两魏分立三年后的537年，高欢为了一举消灭西魏，亲自率军进入关中，在陕西渭水以北的沙苑向宇文泰发动进攻。然而，宇文泰方面拼死防卫，高欢遭受惨败，不仅如此，山西要地蒲坂也被西魏夺取，高欢从根据地晋阳倾巢而出，对西魏发动攻击，却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然而，第二年宇文泰亲自率军进攻洛阳，与高欢麾下猛将侯景在洛阳北面的邙山相遇，被侯景大败。这一冲击促使在沙苑之战中被俘而投降西魏的东魏诸将叛离，因此宇文泰的长安空巢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高欢乘机迂回蒲坂，计划从孟津渡黄河进攻关中，在邙山吃了败仗的宇文泰火速撤回长安，收拾了局面，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高欢的锐锋。

北齐和北周替代两魏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持续到高欢之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据史载，北周害怕北齐的进攻，在黄河天险布下防线，乃至在冬天打碎冰面，以防止东军从黄河结冰面上过河。

采用周礼

然而，历史的天平却逐渐向西魏和北周一侧倾斜，最终由北周灭掉继承东魏的北齐，并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呢？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实力弱小反而促使西魏和北周集团增进了团结。与高欢相抗衡的宇文泰的势力，包括他继承的贺拔岳的部众和孝武帝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兵将。而贺拔岳的部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讨伐关中叛乱的万俟丑奴时从尔朱荣军团中派遣的将士，另一部分则是万俟丑奴的残部，具有杂牌拼凑的浓厚色彩。另外，由于魏末的混乱，关中各地随处可见自卫性质的军队组织。其中甚至包括既非汉族亦非胡族的巴族士兵。为了整合这些混编集团，迫切需要采用促进集团团结的政策。在制定国是政策的过程中，关中武功出身的苏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80 《周礼》　《周礼》记载了以周代官制为主的礼制

苏绰作为宇文泰的谋士可谓功劳卓著，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推行周官制度和制定六条诏书。周官是指中国周代的官僚体制，记载其具体官职和结构的《周礼》被奉为儒教圣典。假托是周代实行的这套官制为实现祭政一致的政治形态，将周王统领下的各官职分成宫中各官相关的天官，主管地方行政和教育的地官，负责祭祀的春官，掌管军政的夏官，管理司法的秋官，负责制作车服、弓矢等的冬官等六管系统（六官），六官各系统长官以下设置二百七十多个官职，并规定其职务和官员数。

在这个时期实施周官制度，容易被人看成是推行一种极端复古的时代错误的政策，这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废弃武士政治而实施太政官制的做法相似。然而，正如宇文泰之子孝闵帝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而创立周王朝（北周）所表现的那样，明确地以周礼为国策，以此对国家进行管理、使其运作。礼亦是其谋士苏绰的主意，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制定国策时，如此执著于周礼呢？

81 西魏甲胄骑兵图（敦煌285窟壁画）　当时的战马也披着铠甲

周代制度原本与胡族毫无关系。因此当五胡入侵中原刚刚建立起胡族政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遵循《周礼》。然而，到了我们第三章、第七章所论述的北魏时期，《周礼》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制定国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时期，逐渐采用了均田制、三长制等以周礼为典范的各项政策。

注意到历史的如此演变，那么西魏、北周时对周礼的执著和采用，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然而，即便是在孝文帝时期，官僚制度也只是援用魏晋以来的官制，而并没有全面推行周代的官制。而宇文泰和苏绰在孝文帝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援用周代官制，在西魏时期推行了这种周官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正是西魏、北周继承和发展了北魏的国家正统。宇文泰的政权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团结，应对与东魏和北齐的战斗。

苏绰制定的政策中包括六条诏书。六条诏书倡导“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做好准备。据说宇文泰要求各官员牢记这六条内容，不能领会其精神的地方官不得任职。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内容由六条组成。为什么值得注意？因为可以想见六条诏书和《周礼》六官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周礼的影响表现在理念和官制等各个层面，进而还影响到堪称当时最重要的军队制度。如前所述，西魏鲜卑族的士兵很少，单靠鲜卑族军队很难与东魏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因此，政府也从汉人中征兵，努力增强国军的实力。宇文泰在军队中设立六位柱国大将军，六位柱国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共计十二位大将军，十二位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十二大将军所统领的二十四军最初是丞相府的直辖军，后来变成皇帝的禁军，到隋代确立了十二卫制，并发展成唐代的府兵制。

因此，二十四军制被认为是府兵制的源头，这种军队制度成功地集聚了胡汉的力量，为西魏和北周的兴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国军以六、十二、二十四等六的倍数构成，这显然是源于周礼的思想：天子六军的思想，即以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一军、周王统率六军。

可见，西魏、北周受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渊源——《周礼》的浓厚影响。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地采用和推行周礼思想时，却发现把原因只归结到如前所述的、这些举措的推行是为了向内外宣告继承北魏正统、提高国家凝聚力这一点上，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周礼》确实记载了中国政治思想渊源的古代礼制。然而，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移，周礼日益与现实脱节。

正因为如此，周礼只是作为理念而被尊崇，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尤其是与北朝同时期的南朝，几乎并未原样照搬。在《周礼》的影响下产生的均田制和三长制并没有在南朝实施，便是明证。

均田制得以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背景，在于长期的战乱频仍造成可供分配的荒地大量存在。这说明长期的战乱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中心——华北的极大疲敝，也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才得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

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由于《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胡汉双方的这些情况也构成了采用《周礼》的基础。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胡汉融合的状况

考察西魏二十四军制时，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情况以外，还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各军府的府兵都以该军府长官的姓氏为姓。这种习俗根植于胡族的古老传统，沿用所属部族首领的姓氏，在鲜卑、匈奴、乌丸等北方民族之间普遍可见，并被继承到北魏时期。

下面讲到的一则故事发生在隋末。隋末英雄李密谴责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时说道：“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隋书·李密传》）这里李密对宇文化及提出指责的根据在于，宇文化及的先祖原姓破野头，在北魏初年跟随宇文俟豆归（前面提到的宇文泰的先祖宇文陵之父），后来便以宇文氏为姓。（《隋书·宇文述传》）这说明自北魏建国起两百多年以后，即使到了七世纪初叶，至少还保留有这种随主人姓的习俗，才有可能以此揶揄他人。

换言之，西魏二十四军制既包含有《周礼》的传统，也沿袭了胡族的旧俗。当时的军人采用的是胡族的姓，正如史书的如下记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孝文帝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胡族，改变了此前基于部族或氏族名称的称呼，采用了汉族式的单字姓氏，如王室拓跋为元氏，贺兰为贺氏，丘穆陵为穆氏。然而，经过魏末的混乱，到了西魏和北周统治时期，胡族又重新恢复了胡姓。

那么，能否认为这种现象是回归到孝文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不过，考虑到如前面所述，西魏和北周标榜以汉族政治思想渊源的周礼为国策，具有“周礼国家”的特征，从中还是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

宇文泰之子、灭掉北周夙敌北齐的武帝宇文邕是有名的灭佛皇帝，与北魏太武帝等一起并称历史上“三武一宗”。他在灭佛时，声称自己并不是五胡：“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辩惑篇》）武帝受北镇之乱后当时形势的影响，能够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当时他还将自己对国军发布的军令汇编成一本《鲜卑号令》。周武帝姓宇文（胡族姓氏），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却说自己不是五胡，以魏晋时期的观念来看，显然是矛盾的。这与西魏、北周一方面标榜周礼主义，另一方面却重新恢复胡姓的做法倒也相符。这说明当时的情况有别于魏晋时期胡汉的对立，呈现出胡汉融合或混杂的局面，同时存在着基于这种局面的中华意识。

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北魏太武帝时期也存在与此相似的情况，即太武帝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鲜卑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却将汉族地区原生的道教确立为国教，并将自己比作真人（即道教中的圣人），改元太平真君。由于佛陀不是汉人，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的胡族君主将佛教作为与自身相连的宗教，对之保护厚待有加。尽管如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却以中华皇帝的姿态对佛教大加镇压。这种所谓新的中华的出现，与五胡的中华意识之间的关联，我们在下一章将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