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洛阳的繁荣

在迁都洛阳五年后的499年，北魏孝文帝在讨伐南朝的征途中病逝。继位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于501年，征发了五万余人力，在首都洛阳大兴土木。据史载，这座恢弘壮观的都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由三百余处里坊构成，其中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伽蓝，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北魏洛阳城的繁华。据书中记载，当时的北魏是个强大的国家，乃至从葱岭以西到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无不追随，胡人的商队和贩客，每天都朝国境涌来，仰慕北魏风土而到此定居的人不可胜数。

74 灵太后所建永宁寺佛塔的发掘现场

当时仅归化北魏的外国人就有万余户，首都洛阳门巷修整，家家户户的大门紧紧相连，青槐的树荫遮住了街道，绿柳垂在庭院中。天下很难得到的物资全都汇聚于洛阳。宣武帝的皇后灵太后所创建的永宁寺，成为一派繁荣景象的象征。相传从西域来到洛阳的僧人菩提达摩，看见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不由地口唱南无，合掌数日，自称这座寺庙的精巧华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便是走遍人世间，也很难见到。

北魏与佛教

洛阳呈现出的景象，让人觉得北魏确实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北魏最初与佛教的接触，并没有这么密切，在开国皇帝道武帝进入华北之前，鲜卑与佛教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

然而，在北魏进入华北之后，他们与佛教的接触便逐渐增多，在五世纪上半叶太武帝统一华北的过程中，北魏灭掉十六国之一的北凉时，将那里的三千名僧人迁移到当时的首都平城，从此，北魏作为佛教国家的特性便显著地增强了。如第三章所述，太武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大加镇压，而到了其后的文成帝时期，佛教势力再度增加，确立了可称为北魏国教的地位。众所周知，从这个时期起在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开始开凿营建大型石窟。

75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在孝文帝、宣武帝以及孝明帝在位期间，佛教得到优厚的庇护，影响进一步扩大，正如前面讲到的洛阳城内数量众多的伽蓝熙熙攘攘一样，呈现出隆盛的局面。尽管现在我们无法亲眼见到当时繁盛的景象，但从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便同期开凿、一直持续到隋唐时的龙门石窟的宏伟气度，便可以感受到当时皇帝和贵族带头掀起的对佛教的信仰狂潮。

据书中记载，四月初四开始的佛诞节，饰以黄金和宝玉的庄严的佛像被抬出来在洛阳城内巡游。初七日，都中登记在册的一千多余佛像聚集到宣武帝建造的景明寺中，各佛像在初八日来到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是时飘散的金花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宝盖在天空飘扬，如浮云一般，旌旗多得像树林一样，香烟像雾一般缭绕。梵乐和诵经的声音在天地间回响。在祭礼期间，吞刀吐火、地下出水、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等各种异国的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然而，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虔诚信仰的姿态，而退化成追求奢华的寺庙和佛像营造、消耗财力和民力的贵族式佛教。

76 北魏洛阳城伽蓝布局图　（参考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绘图）

《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则故事，洛阳崇真寺的僧人惠凝死后复活，讲述了阎罗王重复进行着发人深省的审判。书中讲到，努力宣讲佛经、编撰佛典和营造佛像的僧人都要受到惩罚，阎罗王斥责道：“讲经的人很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讲经是僧侣的第一粗行。而编撰经典、营建佛像，图的是得到他人的财物。”他将这些人都赶下地狱，而让坐禅苦行和诵经的僧人升入天堂。这则故事说明，当时对于只在乎比试佛教知识而忘了实践修行、热衷于修寺造佛的贵族佛教已经存有批判。

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事情上。洛阳城拥有国际色彩的繁华，并非只是表现在佛诞节上的特殊场景，而且是在城内以东西市集为中心、每天都在反复上演的景象。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市场周边修建住房，随着洛阳这个巨大的消费型都市的繁华程度日增，许多贵族和平民的生活也逐渐变得奢华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批被这个花花世界遗忘的人。在洛阳中央和北边的地方之间，在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落差，不久便演变成导致北魏王朝崩溃的原因。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导致北魏崩溃的原因展开探究。

太和谋反事件

如上一章所述，孝文帝的改革是通过重组北魏国家的贵族制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路线遭到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北族的强烈抵触。在孝文帝时期，最大的抵触是发生于太和二十年（496）的谋反事件。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初八孝文帝废了皇太子，两天后，北族的世家大族陆叡、穆泰等人作为主谋，发动了这次谋反事件。当初他们挑头拥戴皇太子，而皇太子被废，也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

此次叛乱大部分北族望门都牵涉其中，因此对于北魏王朝而言，这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局面。不过由于孝文帝先发制人，在事态刚刚萌芽时便将其镇压，参与谋反的许多北族被肃清。与第三章讲到的崔浩被诛事件中朝廷的动作相比，当时是对汉族的肃清，而此次的对象则是北族，两相对照，象征性地显示出时代的巨大变化。

然而，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这次叛乱的人大多并非出于反对北魏的中国化政策本身。其佐证是，发动谋反的北族上层人士在北魏的中国化过程中，正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因为以下一些因素：孝文帝在施政中信任汉族官僚，听从汉族的意见推进改革，由此北族上层人士之间弥漫着一种疏离感；尽管孝文帝的改革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特权，但改革后取消了以前向皇族以外的人赐予王爵的做法，他们原来的一些特权被剥夺了；洛阳比平城热，出生于北方的北族难以忍受，等等。

77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释迦牟尼像

换言之，他们的谋反是因为不满于既得利益的丧失所引起的，并未联合更广泛的北族中下层民众。说得极端一些，对于北族上层人士而言，中下层的人身份比他们卑贱，孝文帝旨在建立门阀贵族制国家的政策——将他们与中下层北族区别对待、设定北族上层可以与汉族上层通婚的家世——反倒是更受他们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谋反，很容易被镇压下去。据当时的史书记载，北魏王朝方面也看得清楚：发动此次叛乱的人并没有什么大目标。然而不要忘了，这一事件在北魏的国家纽带中，埋下了重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