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蛮？

关于汉族的蛮化

前面我们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汉族中国化的实际情况。在考虑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注意的点。本章前面只探讨了非汉民族的中国化和汉化，而在这个时期，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汉民族的非汉民族化和蛮化。在梁末陈初的福建，福建名族出身的陈宝应发起了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南朝最后的王朝陈朝发布了如下命令：

福建的盗贼陈宝应父子，身穿蛮族草衣，与蛮族有血缘关系。陈宝应的父亲陈羽在梁朝末年的动乱中，身为豪侠煽动蛮族，跟蛮族一样梳椎髻，两腿张开坐，成为蛮族的首领。

这是汉人名族蛮化的一个事例。前面我们提到，当时有汉族进入蛮族聚居地，通过与蛮族结成姻亲关系，扩大自身势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受到蛮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上一章末尾的《山越分布图》（图57）。图中出现了标有①、②、③等数字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明确指出有“洞”存在的地区。“洞”是当时的用语，指的是非汉民族的村落。前面我们讲到福建西南部存在一大片被称为“黄连洞”的区域，这个黄连洞便是其中的一个蛮族部落。

除此以外，在山越分布图中还有一些郡（当时的行政区划）名标有下划线。根据分布图的注释，这表示这些郡当时存在被称为“蓄蛊”的巫术。据记述隋代历史的史书《隋书》记载，这种习俗是在新安（今安徽省黟县）、永嘉（今浙江省丽水）、建安（今福建省福州）、遂安（今浙江省淳安）、鄱阳（今江西省波阳）、九江、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南康（今江西省于都）、宜春等地广泛存在的饲养毒虫的奇俗，其中犹以宜春最为盛行。这不是单纯饲养毒虫的习俗，而是带有某种巫术性质的奇俗。

根据《隋书》对其做法的说明，首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要捕捉到大量（多达一百种）“虫子”，大至蛇，小至虱，一起放入容器中，让它们互相咬斗，最后活下来的一种虫子就被养起来。如果是蛇则称为“蛇蛊”，是虱则称为“虱蛊”，把活下来的虫放出来，让它们杀死被诅咒的敌人。这种“虫”会通过食物进入人的腹内，吃人的内脏，对方死后，其财产就会转移到蛊主的家中。

汉民族中没有用这种方法饲养毒虫，并用这种毒虫杀人劫财的风俗。另外，根据后世的书籍和民族调查报告，这种奇俗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将“蓄蛊”记述为非汉民族的习俗。但是，《隋书》并没有把“蓄蛊”当做蛮族的风俗，而是将其记为当地的一种土俗。

而且，仔细看一下山越分布图，就会发现“蓄蛊”的分布地区与蛮族的居住地“洞”的分布地区是重合的。另外，也与山越的分布地区重合。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一时期蛮汉风俗混杂在一起，广泛地分布在这些区域。

桃花源的时代背景

意为“乌托邦”的“桃花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此名篇中，有如下记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有些《桃花源记》的版本将武陵渔夫记为“蛮人”。这位渔夫通过“小口”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从当时的现实中寻找的话，“桃花源”的世界大概就是“洞”吧。

黟歙位于过去山越聚居地、如今因风光秀奇的黄山观光出名的安徽省徽州地区（今黄山市）。成书于南朝梁代的地理书《舆地志》把黟歙的谯贵谷当成实际存在的地方，留下意味深长的记述。

根据记载，以前当地有人进入谯贵谷的山里，行走了7天时间，来到一处斜开的洞口前。进洞里，豁然开朗，周围30里，土地平坦肥沃。里面有千余户人家，听说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而来到这里。再看看村里的地图，发现还有别的与世隔绝之处，那里的人说也是避难来到这里，进入石洞。入口则完全被松树和藤萝遮挡了。

谯贵谷的故事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非常相似。结合本章论述的要点，可以说所谓“桃花源”这种想法显然正是在这种蛮汉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蛮汉之别

以下的一段文字表达了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对江南人的看法：中原的知识分子把江南的人统统称作貉子。那里有巴、蜀、蛮、獠、溪、俚、楚、越等蛮族，说话就像鸟和禽兽的声音一样，语言也不通。他们吃猴、蛇、鱼、鳖，嗜好口味与我们中原人完全不同。江南的山河辽阔，达数千里，司马睿不能有效控制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根据这段记载，对于当时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以猴、蛇、鱼、鳖为食是野蛮的风俗。如今日本人还把吃猴和蛇看成是“野蛮”的行为。然而，人们普遍知道，汉民族传统上是以这些动物为食物的（顺便说一下，日本人也并非不吃猴和蛇），因此《魏书》的这一论断稍微有点奇怪。

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大概包含有中原人士的侮蔑，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疑问了。当时中国南方确实存在文段中出现的“獠”、“越”等非汉民族。但是，这里出现的“蜀”，能否说是非汉族呢？“蜀”是称呼四川地区的名称，在《魏书》中显然不是指地名，而是用于称呼“异族”。因此，这种用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蔑称，不过，“蜀”在当时确实被视为异族。

北魏孝文帝曾与朝臣讨论全国的名门和人物。当时，孝文帝开玩笑地问薛聪：“世人都说你们薛姓一族是‘蜀人’，实际上是不是蜀人？”薛聪回答说：“臣的远祖服务汉朝时，人们称呼我们为‘汉臣’。后来祖上随刘备入蜀，被当时的人称为‘蜀臣’。现在我侍奉鲜卑出身的陛下，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称为‘鲜卑’呢？”孝文帝听后笑了起来，说道：“爱卿自己明确不是‘蜀’，奈何反过来挖苦我！”薛聪怒而离开。（《北史·薛聪传》）

这则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蜀”的看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地区（蜀）的历史，就会明白这种看法的由来。蜀是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作为从军异族之名最早出现在史籍中（《尚书·牧誓篇》）。最近考古学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较大差异，尤其是近年来四川三星堆的发掘，出土了中原地区不曾见过的大量假面，真实地展现出文化上的差异。

63 三星堆出土遗物　作为古代蜀文明而备受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大假面，高82.5厘米，宽78厘米

具有如此独特文化的蜀地在春秋时代与中原地区几乎没有来往，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以后，终于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时当地的历史背景。

换言之，前面说到的将蜀视为非汉族的魏书立场，或薛聪传中出现的对蜀的看法，很难说只是单纯起因于侮蔑。据《隋书》的记载，隋朝时期居住在四川的非汉民族獠族中的有钱人，搞大排场与“华人”结成婚姻关系，其衣着、住居、说话用语几乎与汉族没有区别。另外，还有獽、狿、蛮、賨等蛮族，其住居、风俗、衣着、饮食等与獠族十分相似，而且据说与“蜀人”也很类似（《地理志》）。

可以认为，这里出现的“蜀人”在隋朝时已经是“汉人”了。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当时四川地区非汉民族中，由于中国化的结果，出现了汉族化的现象。然而，当以京师的立场看待居住在远离国都的四川地区的汉族，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当时蛮与汉的融合状况，或东西方都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居住在四川的汉族会被京师的人视为夷狄，这种思维恐怕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联想到在日本历史上，关东地区也曾被视为“东夷”，那么将蜀人等同于蛮族的看法，也许并不算什么大错。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第四章我们略有交代，东晋时代发生了苏峻之乱后，朝廷内部出现了迁都长江中游的豫章或浙江会稽的议论，当时宰相王导提出反对。现在再稍微详细地追溯一下这场议论的始末。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晋书·王导传》）

王导发言提到的“蛮越”中“蛮”指的是当时蛮族之一的豫章蛮，与豫章连在一起使用，而“越”则对应于有很多山越的越族地区会稽。换言之，王导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说位于江南的建康才是中心，而豫章郡、会稽郡都是蛮越之地。

当然，王导的话是在讨论过程中说出来的，当时豫章郡和会稽郡确实都已经是汉族的地区，因此应该说这里带有夸张。然而，豫章郡在东晋时期，仍然分布着蛮族的村落“洞”（参考图57），而且被蓄蛊之风盛行的鄱阳、庐陵、宜春等各郡包围。会稽郡则在孙吴时期有许多山越，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末年，仍然残存有山越（《陈书·世祖纪》）。另外，由于王导的发言，迁都的议论止息，这说明王导的话对议论各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将豫章、会稽视为蛮越之地的观点，并不能说完全是不切实际之辞。

换言之，王导作为东晋朝士大夫第一人、北来贵族领袖，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前面提到的北魏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存在一种中原中心主义的思维，可以说并不是他们单方面的偏见。

据史载，宋明帝即位后不久，孔觊在会稽谋反。阮佃夫从四川带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前来讨伐。当时阮佃夫的士兵身穿犀牛皮的铠甲，其外观非常怪异。当时相传“狐獠吃人”，因此会稽的反贼一见到他们，立刻吓得四处逃散（《宋书·孔觊传》）。

前面已经说过，“獠”是蛮族的其中一种。根据记述孔觊叛乱的这则事例，被王导蔑视为蛮越之地的会稽郡的人们，当时认为蜀人是“吃人的狐獠”。这说明会稽人把蜀视为蛮地或类似于蛮地，而把蜀人看成与自己异类的人，可以说这种思维与前面讲到的把蜀人视为夷狄、把蜀视为蛮的看法如出一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所具有的中原中心主义观点性质相同的思维，也出现在江南人的各个阶层中。不过，这种思维应该称为建康中心主义。而在中心外围的地区和居民，或多或少都被认为具有“蛮”的因素。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陈代陈宝应的事例中所指出的那样，位于远离京师的“边境”的汉族通过婚姻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蛮”的文化形式。另外，我们也指出，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蛮族身上。

换言之，京师人认为在都城以外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蛮的因素——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却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在开发江南的时代背景下，如本章所述的随着蛮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蛮”、“汉”的融合不断推进。因此可以认为，在六朝时期实际上很难对蛮汉进行“此为蛮、此为汉”的明确区分。

前面我们讲到孙吴时期豪族斯从与山越联合，成为会稽当地潜在的一股势力，这是基于“斯从是汉族”的立场所作的讲述。然而，也许还应该从“斯从是蛮族”的立场重新叙述。在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时，需要关注直到现代汉民族出现以前在广泛的融合过程中“蛮”、“汉”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