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闯入外戚时期

从东汉时期十四位皇帝的即位年龄和寿命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5—88）、和帝（88—105）、殇帝（105—106）、安帝（106—125）、顺帝（125—144）、冲帝（144—145）、质帝（145—146）、桓帝（146—167）、灵帝（168—189）、少帝（189）、献帝（189—220）之中，十岁以下即位者有和帝十岁，殇帝不满一岁（百余日），冲帝两岁，质帝八岁；十五岁以下者有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可以说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一个幼主即位不断的时代。

就皇帝寿命来看，一世纪的皇帝如光武帝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三岁，和帝二十七岁；二世纪的皇帝除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桓帝三十六岁，灵帝三十四岁之外，十岁以下最引人注意的是殇帝不到一岁、冲帝两岁、质帝九岁。幼帝即位而且短命。光武帝有十个儿子，明帝九个，章帝八个，相比之下其他皇帝的儿子显得极端得少。和帝两个儿子，安帝一个，顺帝一个，灵帝两个，质帝、桓帝无子。

幼年皇帝即位，意味着在其背后母亲以皇太后临朝的道路被打通，结果往往出现外戚左右政治的局面。光武帝阴皇后和明帝马皇后没有形成外戚势力，一是因为二人自身年事已高，再者是因为她们都对西汉时期外戚的弊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自律。但是，到了第三代章帝以降，外戚势力逐渐抬头，于是二世纪幼年皇帝即位之后，正可谓是进入了外戚的时代。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东汉的临朝皇后有章帝窦皇后、和帝邓皇后、安帝阎皇后、顺帝梁皇后、桓帝窦皇后、灵帝何皇后等六人，都是在皇帝死后拥立幼帝，与自己一族共同掌握政治实权的。窦皇后在章帝死后，以皇太后身份摄政，其兄弟窦宪、窦景极为横暴。邓皇后在和帝死后，与兄邓骘拥立了清河王之子即位皇帝，自己作为邓皇太后持续实行了十七年的摄政统治。拥立了冲帝、质帝、桓帝三代幼年皇帝的梁皇太后，其外戚梁冀掌握政权。当时，群臣给皇帝的上奏都特意预备两份，一份交给皇太后，一份作为形式呈给幼帝。

由于皇帝的儿子很少，所以屡屡出现皇帝系统断绝、外戚势力交替掌权的局面。东汉皇帝中有四位皇帝是因为前代皇帝的直系断绝后而另立的。

东汉的皇后与西汉相比，有一些不同。自明帝母亲阴后定谥号“烈”之后，东汉的皇后也像皇帝一样有了谥号。例如明帝马皇后谥号“德”，被称为“明德马皇后”。东汉皇后不像西汉那样多出身低微，而是多由名门女子中选出。

后宫的掖庭宫中，从十三岁以上姿色端丽良家子女中选来，自采女、宫人、美人、贵人，以及位于顶点的皇后，形成为数千人的女官组织。她们的衣食、化妆费用，对国家来说就是一项庞大的负担。

《后汉书·宦者列传》从春秋时期开始叙述宦官的历史，并且记述了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成为政治问题的情况。列传从非难的角度，从东汉王朝重用宦官写到最终为宦官养子曹操所灭。而且按照列传的评论所言：夏商周三代以女色招灾，秦以暴虐政治亡国，西汉因外戚而断绝，东汉以宦官而倾国。与《史记》仅在《佞幸列传》中记载了个别人受到皇帝宠信的情况相比，东汉时期宦官存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秦代的赵高、西汉文帝时的赵谈、武帝时的李延寿、元帝时的史游都是作为宦官受到重用的。特别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后宫官吏一律用去势之人，永平年间（58—75）中规定了四中常侍、十小黄门的定员。东汉时期作为侍奉后宫官吏的宦官，由此被制度化了。宦官的作用显著发挥于幼主即位之后，在皇太后掌实权的异常的皇帝政治状况之下，在与外戚势力竞争之中，几乎是与外戚相互促进而强大起来。平时是官僚代皇帝执行统治，但皇太后在幼年皇帝背后避开一般官僚下诏敕时，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宦官就掌握了发言权。

和帝时期邓太后掌握实权，其兄大将军邓骘以外戚专政。宦官中常侍郑众发起反抗，将其势力扳倒，成为宦官掌握实权的开始。有时宦官具有拥立皇帝的势力，甚至受封为诸侯，就任九卿高级官位。他们还特意立养子以继承爵位，其兄弟、弟子出任地方太守、县令，势力扩展至全国。单超弟是河东太守，单超弟之子是济阴太守，徐璜弟是河内太守，左悺弟是陈留太守，具瑗兄是沛相（丞相）等等，仅宦官的兄弟就占据了如此多的地方要职。

据说灵帝时中常侍的一族无道，成为张角叛乱的原因。中常侍侯览夺取宅地三百八十一处、耕地一百一十八顷，还兴建带高楼池苑的宅邸，甚至捣毁他人房屋、坟墓，营造自己的墓穴。如此，与清流豪族相对比，宦官被称为浊流豪族。以皇帝中心形成了官僚、外戚、宦官的三者势力，三种关系之中东汉宦官巧妙地掌握着实权。

宦官掌握实权实行暴政受到非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宦官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的确，中国古代有作为刑罚的宫刑，但是东汉的宦官却是自愿去势、进入皇帝内宫为臣的。秦时的赵高，与其兄弟一同因父亲的罪行而连坐、被施以宫刑，由秦王政（秦始皇）提拔为中车府令。西汉李延年以受腐刑之身在宫中管理猎犬，因其妹李夫人受宠而取悦于上。这些都是以受刑之躯在宫中做杂役，与东汉的宦官明显不同。从皇帝、皇后的立场来看，与受刑罪人一样身体残缺的东汉宦官，本来就如同家内奴隶那样是可以自由地、可信赖地任意驱使的。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既有发明纸张的蔡伦，也有在野而不问政争的有“清忠”之称的赵祐。如果将身体伤残的异常性抛开的话，是不应将所有宦者一律视为恶人的。应该注意的是宦者势力抬头的政治状况。东汉时期与后代唐、明并列，都是宦者政治抬头的时期。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阴、东郡、济北的河水变得清澈，翌年，延熹九年四月河水沿岸的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各郡的河水变得清澈。《后汉书·桓帝纪》记曰：“河水清。”“河水”即后代的黄河，黄色的混浊程度逐渐增加，河水从唐代开始有了“黄河”的名称，以前不称之为“黄河”，曾称之为“大河”。东汉时期的黄河河床的位置比现在靠北。“河水清”是说黄河水暂时变得清澈了。

这并非什么奇迹发生，也不是说黄色混浊的黄河变得透明清澈了。其中游还是含有黄土激流奔腾，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流淌于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大平原。从夏末至秋季涨水时河水含有大量泥沙而变为红色，冬季至春季的枯水期，河口几乎断流，泥沙沉于河底，变得相对清澈。在上游的黄土高原一旦出现枯水或干旱，地表黄土流失，直接进入河水的黄土量减少，混浊程度便降低。当时人认为自然的变异与人事变异是相互结合的。

166 黄河清　含有黄土的激流，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泥沙沉积于河底

那一年，桓、灵帝时期的政界发生了一大事件，即党锢事件。“党人”本来是指志同道合之人，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成为被批判的网罗党徒的政敌组织名称。最早的党人之争发生在甘陵县这个地方。这个县出身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河南尹房植，一位是桓帝即位之前的师傅、后来得到提拔的周福，双方的宾客各自联络党徒相互非难攻击。其后，于中央政界批判宦官势力的官僚，反被宦官统称为“党人”。这一党人与宦官的政争之中，党人方面牺牲了许多人才。二十余年中牺牲者不仅限于中央官界，而且波及全国郡县，成为东汉政治史上一大污点。虽然黄巾起义爆发，党争总算结束，但东汉政权自身崩溃的进程却加速了。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延熹九年（166）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禁，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作为党人被捕。事件的起因在于，李膺在做河南尹时，风角（古代占卜之法）师张成与宦官颇有交往，曾事先占知特赦之日而指使其子杀人，李膺严厉处理了此事件，判处张成死刑。对此怀恨在心的张成弟子上书告发李膺等勾结太学游学者以及地方郡学生诽谤朝廷。桓帝闻此大怒，下令悬赏逮捕全国的“党人”。于是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被捕。翌年六月尚书霍谞、窦武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被逮捕者虽然得以返回故乡，但他们名字都被记录于中央府库，被终身禁锢（不得任官）。

但是，舆论是支持党人的。随着宫廷宦官势力的扩大，清流派名士作为在野势力受到赞誉。而且定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物序列。窦武、陈蕃位于“三君”，李膺名在“八俊”。“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的传记，都收入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其后，桓帝死去，建宁元年（168）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陈蕃作为太傅、窦武作为大将军、胡广作为司徒回归官界。但是，很快中常侍曹节族杀了陈蕃、窦武和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建宁二年（169），中常侍侯览暗示役人逮捕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并将他们杀害于狱中，死者百余人。

当时朝廷发出了在全国逮捕党人的诏书，很多人此时被视为党人。而且即便有恩赦的机会，党人也是被排除在外的。进而太学生千余人被逮捕，与党人关系深厚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都被免职而且终身禁锢。但是，黄巾之乱爆发时党人被释放，那是因为唯恐黄巾乱军与党人相互结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党锢之禁。被杀者的遗体和被处以流放的人都被遣送回乡了。

如此，东汉末期席卷全国的宦官浊流势力与清流势力的抗争，虽然是一个时期的现象，但毕竟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川胜义雄的观点而言，六朝时期贵族制的源流正在此清流派势力之中。清流派地方豪族，抑制了自身本来作为领主的阶级立场，维持并企图再造当时趋于崩溃的乡里共同体。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二世纪后半期的桓帝（146—167年在位）、灵帝（168—189年在位）的统治期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加剧的时期。干旱、洪涝、饥荒、蝗虫、地震等灾害频发，京师、九江、庐江等地方传染病蔓延，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实行了向病人送医送药、向灾区供应粮食，以及减免田租、赋、人头税（算）的救灾措施。当时，清河郡刘氏、陈留郡李坚、扶风裴优等自称“天子”、“皇帝”，长平陈景称“黄帝之子”，南顿管伯称“真人”，蜀李伯称“太初皇帝”，渤海盖登称“太上皇帝”等，只是些单独势力的举兵，都被东汉政府按刑罚论处。乘国内的混乱，周边的羌、鲜卑族也开始侵扰边境郡县。

中平元年（184）二元，东方钜鹿人张角号称“天师（黄天）”，组织了太平道，统率三十六万民众。因为起兵时人人以黄头巾包头作为友军的标志，世称“黄巾贼”。安平、甘陵等地民众也以抓捕诸侯王的行动予以响应。反政府势力通过地域间的连带性，得以迅速扩展。

张角所率太平道集团也可与张陵的五斗米道作对比，与以往的反叛集团都有所不同，应该说是一种宗教集团。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组织了信奉黄老道的集团，召集弟子。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他对病人的咒术救济。“师”手持九节杖向病人施行咒术，让病人忏悔罪孽、饮符水。病人得以治愈者被认为信仰笃实，未得治愈者被认为尚有不信之心。由于张角是在混乱之中有组织地布教活动，所以发展到信徒数十万人。这种宗教集团拿起武器，成了反政府的反叛集团。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张角既是一个宗教集团的教主，同时又号称“天公将军”，与其弟“地公将军”张宝和“人公将军”张梁一起作为军事指挥者。基层组织是称为“方”的军团，“大方”由约一万人、“小方”由六七千人的士兵组成，由“渠师”统率。张角发起反乱时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在所有郡、州官署的大门上都用白粉写上“甲子”二字（甲子之年的意思）。“苍天”指汉王朝，“黄天”将取而代之。若按正式的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取代火德（赤）东汉王朝的，应该是土德的王朝，但这是无视此说的口号。

这里明确提出了打倒王朝的目标。“天师”是与号称“天子”的皇帝相匹敌的称号，看来是希望建立教主君临天下的宗教王国吧。江苏高邮的东汉遗址出土的符箓中，有“天地神师”的用语，所以“天师”应该是侍奉“天帝”的“神师”的意思。长安三里村出土的陶瓶上也朱书有“天帝使者”字样，可见“神师”又是为“天帝”所差遣的使者。

反乱爆发的第二个月，朝廷在首都释放了党人，这是因为中常侍宦官吕强担心党人与黄巾势力连手，所以征得灵帝同意后采取了这一措施。东汉政府应对反叛势力的态度很慎重。一方面任命何进为大将军在洛阳待命，另一方面在分布于全国的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个关卡设置都尉官，以加强警备。

以太平道宗教集团为中心形成的反叛集团，在黄巾的旗帜下，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颍川、南阳、汝南、广阳的黄巾，葛陂的黄巾，益州马相黄巾，青、徐州的黄巾等各地的反叛集团。特别是张角亲自统率的冀州黄巾击败董卓、庐植的官军，给东汉政府相当大的威胁。但是，在张角死后这些集团就不一定都守太平道宗教的约束，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松弛了，逐渐成为了掠夺性集团。结果，各集团被曹操的军队所镇压。反叛虽然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但其自身又在没能建立起新体制的情况下瓦解了。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沛国丰县（江苏省）人张陵于二世纪前半期的顺帝时（126—144）入蜀，在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四川省崇庆县）开道场，作符书。因入道者须每人出米五斗，因此又被称为“米贼”，一般称此集团为“五斗米道”。因为是宗教集团，所以对其教主人物或集团的描述多带有传说色彩。

张陵（后世又称张道陵）死后，其信仰在灵帝光和年间（178—184）为儿子张衡、进而为孙子张鲁所传授，逐渐形成为宗教组织集团。张鲁最初曾追随益州牧（长官）刘焉，刘焉死后他于兴平元年（194）以汉中为中心统率了五斗米集团，号称“师君”。

这一集团经常被用来与张角的太平道作比较，甚至有“东方太平道张角，汉中五斗米道张陵”的说法。加入五斗米道者被称为“鬼卒”，信仰深者被授予“祭酒”称号，“祭酒”之下聚集着很多信徒，规模大的集团就称“治头大祭酒”。加入时信徒先作为病人坐于称为“净室”的道场之中，反省自身的过失。“奸令”、“祭酒”以《老子》五千言为课本进行指导，教育信徒如何不说谎地在生病时坦白自己的罪过。“鬼吏”驱病的祈祷方法是将病人名字写成三份，一份置于接近天的山顶、一份埋之地下、一份沉之于水，称之“三官手书”。

另外，还开设有亭传一类的交通设施“义舍”。义舍中常备有米、肉等粮食，路过的人可以按照自己必要的分量自由食用。多取者被告知会遭报应，要求人们自我克制。犯法者被给予三次悔改的机会，此后再犯要受到惩罚。春夏季禁止杀伤动物，禁止饮酒。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张鲁集团从190年开始，于汉中、蜀地方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势力，结果在215年向曹操的军队投降了。当时张鲁将存放宝物的仓库和作为国家财产封印，交给了曹操。曹操对张鲁予以客人的厚遇，张鲁的儿子被封为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与张鲁女儿结婚。最终，宗教领袖向政治权力屈服了。

167 曹操（明《历代古人像赞》）

五斗米道的集团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在“师君”之下依序为“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鬼卒”的独特的阶层组织和集团原理，对组织成员又是以独特的规矩进行管理。“史”或“卒”的用语虽然本来都是现存政治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名称，但“鬼吏”、“鬼卒”等却是完全不同的宗教集团官吏，显示了其成员的特色。在东汉末混乱时期，乡里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这是代之而起的宗教纽带。这一集团既非地缘集团，亦非血缘集团。从现实各社会集团被驱除出来的人们，由一种信仰结合在一起，以交纳五斗米的条件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之中。

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并在某些特定地域吸收众多的信徒，形成势力，是因为在东汉后期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很容易接纳那些从乡里社会被排斥的人员的松散的组织。它没有严格的戒律，却能为那些迫于混乱而不得已背井离乡、流浪的人们提供粮食和治疗。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乡里社会长老秩序不同的、独特的共同体。研究者称其为“宗教王国”或“五斗米道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