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秦汉帝国

公元88年，一位名叫宋意的官员上了一道疏文，当时汉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

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

这段文字颂扬了公元1世纪末期东汉军队取得的胜利。关键的政策是让游牧民族彼此斗争，利用他们作为骑兵。在后来的10多年里，这种做法能够打击北匈奴，永远结束汉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宋意没提到大范围地使用刑徒和募兵，但这同样也没让农民受到干扰。在这个时期，班固正在创作他的赋，赞颂在一个威严的都城建立了一个符合礼仪的政权，王充则颂扬汉代是最伟大的王朝，因为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古代周朝的范围。

但是到了下一个世纪，整个体系解体了，由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实行的政策在王朝崩溃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主要的问题是依靠了并不忠于汉朝的外族军队。游牧民族加入到汉朝的军队，但是因为他们的部落纽带并没有解体，他们从来没有充分地整合到军事领导层中来。相反，汉朝政府依靠边关统帅来控制他们。随着越来越多的部落内迁到边塞，它对规模相对较小的边塞军队就造成了太大的负担。在囚犯刑徒和职业军人之间的忠诚度也很低，这些职业军人终生在边塞度过，只是经由其军事领袖和汉朝政府产生联系。

公元2世纪，东汉军事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正是它在第一个世纪取得胜利的原因。与战国和西汉早期一样，军队被安排去攻打汉族人的对手，所以东汉政府军队的目标是北匈奴。随着东汉的失败，很多公元1世纪曾经帮助过汉朝的“内附胡人”掉过头来反对它。南匈奴、乌桓，以及鲜卑失去了他们臣服于汉朝的主要动机，同时也失去了他们提供军事服务获得佣金的来源。因此，乌桓和南匈奴为了获得收入，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内地来抢劫，同时鲜卑取代匈奴构成外部的主要威胁。在西边，问题更为严重，因为这个地区正遭受着灾难性的羌族战争。

任何军队都是用来打一场特定种类的战争，或者用来反击某种特定种类的威胁。整个东汉的军事防务都针对北方，形成一个用来抵抗小规模劫掠的屏障，为预防入侵提供警戒。它的大型骑兵被用来开展攻击性的远征，抵抗结成联盟的、拥有大型军事力量的敌人。这样的军事安排对诸羌来说毫无用处，它远远处在汉代边防线的西边地带。这些游牧民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治秩序，也没有结成大的同盟。因此，任何失败所产生的后果都是有限的；即使取得很小的胜利，分散的群体只要一位成功领袖的号召就能马上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叛。基于同样的理由，和诸羌达成的和平协约不可能持续太久。另外，分散居住的诸羌族部落生活在整个西部和西北地区，以及边塞之外。在诸羌和汉朝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在东汉时期，诸羌被安置在旧都城区域。唯一能够对付这样一位对手的就是迁徙汉人农民和士兵到达这些地方，这样的话就没有定居区暴露在低等级的侵略威胁之下，诸羌也能够被融入汉朝经济和政治之中。

但是无论何时汉朝政府尝试这样一种政策，都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61年，赵充国提议在西部地区戍军殖民。然而，一旦殖民使该地区获得了和平，他们就被允许返回老家。若干年过去，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尝试，在该地区建立一支持久的农业人口，另一些尝试则在公元101年和103年之间。当诸羌战争于公元110年大规模爆发后，政府把军队收回长安。内地的地方官员被派遣过去，却缺乏该地区的所有知识。他们命令撤销三个郡，征用粮草，毁弃田舍，确保没人能够再返回家乡。公元111年，关中前都城地区的总人口激增。公元129年到132年，政府尝试着恢复被废弃的三个郡，计划进行军事殖民。但在公元137年，诸羌骚乱再次出现，自此没再发生过有影响的人口增殖。

贯穿东汉历史，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在羌族大屠杀的持续压力下，关中人口以及旧都地区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地图15和地图16）。即使是公元1世纪的前10年，西北边疆地区都人烟稀少。政府把胡人安置在中国内部，而把囚犯送到边疆，这些政策都是增殖这些地区人口的一种努力，但丝毫没能阻止边关地区的人口衰落。统计证据显示，西部和西北地区除了一个郡之外，其他所有郡都遭受了显著的人口折损，其中很多郡的折损超过80%到90%。尽管这些数字不可靠，但这个数量的变化，尤其是将之和人口相对稳定甚至有所增长的内陆省份相比时，很可能表明了汉代边疆地区人口确实在下降的事实。

同期的观察支持这些统计。王符说：“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几十年后，崔寔所描述的情况与王符所说也极为一致。

地图15

地图16

东汉政府设法阻止人们离开边区，并且鼓励那些离开的人返回边区，但所有尝试都归于无用。《后汉书》上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公元62年，汉明帝规定，凡是逃回老家的流民，只要返回边疆地区的，政府发给每人二万钱。有一条明确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内迁禁令。公元167年，当张奂从遥远的西北地区敦煌返回时，他被允许迁到内地的郡邑，而这只是对他做出的特殊贡献的一种奖励。

但是这些稳定边区人口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公元92到94年，汉和帝发布了地域配额，各地举荐的“孝廉方正”（政府官员的基本信条）数量应该和本地区的人口相适应。各郡每两万在籍人口，可以举荐一名。那些人口数量介于一万和两万之间的郡，允许每三年举荐一名。但到了公元101年，凡边郡人口在一万到两万之间的，每郡可以隔年举荐一名，那些人口在五千到一万的边郡，每隔一年就可以举荐一名，不到五千人的郡可以每三年举荐一名。这个政策变化说明边区人口数量很低，而且还在下降。朝廷即使降低了要求，这些要求对很多边郡来说仍然过高。王符考察后说，由于人口太少，他所生活地区的郡甚至十多年没能举荐一名“孝廉”。《后汉书》记载的一次对“孝廉”举荐地的检查以及石刻文献都证实了王符这个怨言。

东汉政府在对羌战争中的表现暴露了这个政权最基本的弱点：它一心关注关东地区。诸羌战争带来的灾难和西部、西北部地区汉代文明的崩溃，是东汉政府断然选择远离不设防的边郡并且迁民入关政策的直接结果。对西部和西北地区安全利益缺乏兴趣，贯穿整个东汉历史，根源于国家权力向东部地区新都城的转移。

当西汉在关中地区建都之后，朝廷的政策是强有力地把人口安置在为维护皇陵而建的村镇里。通过重新安置人口，各地的豪强大族就失去了他们发挥影响力的地域基础，只能服从于帝国朝廷的安排。谷物和其他粮食最终都是从更高产的关东地区运来，以维持关中地区的人口和经济福利。

西汉政府把“关东”地区视为监控区。贾谊提醒皇帝：“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在《盐铁论》中，桑弘羊（于公元前80年被处死）评论说：“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虽然在汉武帝死后，关东人士在西汉政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也只是当都城迁往洛阳后，形势才真正发生变化。

东汉创立者光武帝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来自洛阳以南，他的其他一些最紧密的拥护者也都来自关东大族。从关中迁都关东，就把政治权力转移到了他们的区域。这种与过去的决裂是自觉和深思远虑的，无关战略性的考虑，尤其是这个事实：新近再次结交的同盟——匈奴正在逼近洛阳。

贯穿整个东汉史，朝廷满足于一些放弃北方或西部地区的提议，使得西都长安地区的防卫非常薄弱。公元35年，有官员鼓动说甘肃河西走廊西部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放弃，但是这个提议被来自西北地区的马援阻止。公元110年，西羌叛乱震惊朝廷，一项提议要求放弃整个凉州地区（西至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东至都城长安周围地区），甚至一些旧皇陵附近地区。这个提议的反对者反驳说，西部地区人民的尚武精神对于帝国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把他们迁到内地将会引发反叛。

他们建议说，一个较好的计划是在那些关中以外地区的重要家族中，挑选其儿子或者年轻弟兄，任命其为政府官员，充作闲官。这将“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简言之，那些北方和西部地区被任命选拔出的官员，可以基于对他们长辈的信任，把他们押为人质。另外有其他几种放弃西部地区的提议，还有两种情况下政府会强迫关闭边关诸郡。随着朝中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官员失去了对与西部地区有联系的军事专家的主宰地位，朝廷也失去了它和边郡军事长官的联系。

王符在他关于对羌作战的记载中，用很长篇幅描述了东部人对西部的漠不关心。他的论文集《潜夫论》记述了在西部边郡任职的东部官员，对其懦弱和漠视态度进行了强烈谴责。除了批判他们放弃边地的建议之外，他还痛斥了他们消极抵御诸羌的态度。根据王符的介绍，这些来自内郡的官员对战争一无所知，只顾逃命自活。他们来自朝廷，所关注的只是驻扎一支军队所产生的费用，却无视那些受自己劫掠的百姓们所遭受的损失。据称他们所造成的损失比诸羌所带来的损失还要大。

在驳斥放弃边郡的提议时，王符争辩道：“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在东汉末期，这个预言被证实。

东汉内部的崩溃不比前线的衰落更为剧烈，但其毁灭性并不逊色。东汉政权希望利用废除普遍兵役制的方式实现非军事化，以此获得内部的安定。结果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填补了这个真空：地方统治者被重新军事化，长期存在的建立在军队和将领之间私人纽带基础之上的半私人武装在本阶段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及豪强大族控制的私兵的表现。这些发展的长期后果是军阀专制的出现。

西汉末期，各州郡统治者从以前单纯的监察官变成手握实权的地方长官。到了东汉，地方官的权力增大，他们不需要经过朝廷批准，就能够在其州郡内任命官员，或者将其撤职。政府任职官员由此变成了有自主权的地方领主，虽然他们还面临着被解职的可能，但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行使着任免权。他们的权力包括兵役，在公元2世纪，当戎狄盗贼横行时，政府替换了地方最高长官，代之以掌握国家紧急募兵权的人（图22），由于国内秩序腐败，地方军事力量在疆场上的时间花得越来越多，他们具有了半私人独立武装的性质。

图22 汉朝政府军激战并擒获了匪徒/蛮族敌人

这个发展是汉代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东汉走向衰落的重要一步。汉朝的行政管理建立在州和郡的基础之上——一种两级结构，它把地方势力分化成小的单位，防止它发展太快，以致威胁到中央政府。然而，地方政府变为第三个层面，它们掌控着大量人口、庞大的财富，以及更为重要的武装力量——这是能够挑战帝国政府权威的力量。公元2世纪的下半叶，州牧变成了半独立的军阀。当刘焉取得益州牧一职后，他屠杀了重要的地方家族，任命其子担任重要职务，从难民中招募追随者，拒绝中央的指命。刘虞作为幽州牧，几乎以同样的手法，在那里建立了他自己的小王国。他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难民，鼓励手工业，并招募军队。荆州的刘表也有同样的追求。

到了东汉晚期，州牧获得了按照自己的需要招募军队的权力。这实际上认可了他们掌握私兵的权利。公元178年，交趾郡和南海郡（广东南部和越南）发生叛乱，朝廷任朱俊为刺史，授权他招募“家兵”（历史上最早出现此术语）来组建一支军队。时人视其军队为他的仆役和奴隶。公元189年，何进派遣鲍信到他的老家泰山附近地区招募英雄豪杰，密谋清洗专权的宦官。当鲍信返回时，何进已经被宦官集团谋害了。鲍信又折返泰山，招募了二万人，并成为军阀曹操的麾下。曹操最终征服了黄河流域，他的儿子则正式终结了东汉王朝。让地方权贵作为代理人去故乡招募私人军队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统治百姓的能力，国家只能让显贵家族运用他们在家乡的个人社会网络来动员军队。

郡县征兵使得负责征兵的人和被征的军人之形成强有力的联系。公元88年，邓训招募匈奴士兵来防守西羌。和常规做法完全相反，他允许这些部落民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他自己的城中，甚至允许他们进入自己的庭院。受此感召，匈奴人都向邓训宣誓效忠，而且允许他来抚养他们的几百名孩子，作为他的义从。这个例子在当时是一个例外，但是到了王朝末年，这类应征者和他们的领袖之间的联系很普遍。

公元189年，董卓拒绝离开他的军队，也因此拒绝了去朝廷任职。当时他写道：“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朝廷对此深为忌讳，试图让他把军队交与皇甫嵩，董卓说道：“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

这第二段文字指出了东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边将长期拥兵自重的情况频繁出现。在西汉时期，将军被任命统帅军队、进行远征，完成任务之后，军队被遣散，将军本人也将返回他的日常岗位。《后汉书》中的“百官志”中说：“将军，不常置。”然而，东汉建立了长期的军队，驻扎在固定的军营。虽然在公元1世纪，军队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军事领袖也经常转任，但持续的边疆危机需要将军们率军常年驻守在那里。这些军队——目前由胡人、刑徒和长期招募的兵士组成——变成了只效忠于他们头领的人。

这些人在汉代社会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多数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边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如同董卓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的生命以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的人为中心。东汉朝廷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变化。董卓的传记表明，在公元189年之前的10年时间里他的头衔频繁地发生着变化，但是照他自己所言，整个时期他都和自己的部下在一起。

我们还能从一位名叫公业的官员那里读到这样一段记述：“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边关将士不但忠于他们的领袖，和朝廷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已经和停滞的中华文明的价值观隔离开来。

另外一条导致私兵出现的途径是徒附的发展。把旧有的“附庸”吸收到这一支新的奴仆团体，意味着劳役或者兵役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政府转移到了豪强大族。在东汉早期，马援率领了几百个依附于他的家庭，这些人成为他的宾客、徒附。兵役很可能也包括在这类义务之中。利用这些提供劳役的依附农民，豪强大族就能够组建成百上千人规模的军队。

这类由徒附组建的军队在西汉末期推翻了王莽统治，依附人口的武装力量的存在，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直接引发了东汉王朝的崩溃。如同政府州郡武装一样，在紧急关头他们就可能被发动。随着内部秩序的衰败和内战的爆发，过去构成家兵的依附民此时开始形成职业私兵。与此同时，豪强大族的居住建筑也开始构筑配有望楼和高墙的坞堡（图23）。

东汉政府放弃了一切限制依附佃农增长的努力，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农村地区的直接管辖。另外，随着权力转移到内廷的外戚和宦官集团之手，皇室开始和控制外廷的豪强大族隔离开来。皇权的持续剧减撕裂了朝廷和农村借以维系的纽带。公元2世纪，随着社会秩序持续恶化，朝廷最后发现，它已经失去了调动军队和推行自己政策的能力。

为了对付“内附胡人”的反叛以及“太平道”形成的威胁，帝国政府亟需调动只有那些形成了个人纽带关系的人——郡守、州牧、边将、内迁安置的部落酋长或者大地主，在其他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宗教起义领袖——才能够支配的武装力量。尽管这些领袖获取支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在一个社会全面崩溃的年代，他们能够召集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获取自身的安全。在汉朝瓦解后长达数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代，这些形形色色的军阀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

图23 东汉一座豪强大族的坞堡，构筑有高墙和望楼。吉祥鸟在墙上翩翩起舞，一只狗站在庭院中，右下方能看到农用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