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东汉二百年中，从公元一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直至进入二世纪，的确是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以东汉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与西汉相比的话，西汉214年中的灾害年份仅32年（15%），东汉195年中却有119年（61%），可谓频发。自然灾害与政治上的不安定（宦官、外戚势力的崛起、党锢之争、黄巾之乱）、周边民族入侵似乎在相互呼应，极大地动摇着东汉帝国。

“天灾”被视作“天”（上帝）意志的反映，皇帝感到自身的政治责任，于是罢免官僚，负责任地对受灾百姓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助。而且，灾害或天地怪异的现象发生之后，那些曾经指责皇帝过失的贤良、方正、极言直谏之士就会被推荐为中央大臣级别的公卿，或地方郡国的长官。这是一个与自然保持着相当紧张关系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仅有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大自然赐予丰厚恩惠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灾害。人类正是在这样大自然的两面性之间，坚强地生存着。正是因为身处“负自然”的时期，人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智慧，对秦汉四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

二世纪是从自然环境解读时代的时期。气候学家竺可桢指出，从东汉时期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一直持续至六世纪。文献中有着东汉洛阳晚春时节竟然降霜、下雪的记录。

一旦发生灾害，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就要向中央汇报。灾害引起饥荒，农民流亡，盗贼丛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地方的领导官员将受到批评。如果是大范围灾害的话，会造成大规模灾民的流亡，从而动摇王朝国家的体制。这就需要即刻作出具体应对，例如向灾区派出医生、发放粮食、免除租税，特别是在出现死亡的情况下，要收敛遗体、支付丧葬费和棺材等。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还会开放御苑等公田（国有土地）允许其耕种。旱灾时朝廷在名山举行祈祷，不仅对灾民实行直接性救济，同时还采取精简行政机构、赦免罪犯、禁止酒的贩卖等措施，推出保证社会安定的政策。

水害、旱灾频仍

就水害、旱灾而言，事先建设堤防、灌溉渠道、陂（贮水池）、塘（坡地贮水池）等完备的治水设施，是一种防灾对策。西汉时期建造的各种设施由于在两汉更替之际已经荒废，所以此时需要予以重整。在西汉以来的六十年间洪水不断的黄河下游、济水流域，数十个县城、水闸被淹，沿堤岸的农民处于无法耕种的状态。特别是该流域南侧的豫州（河南）、兖州（山东）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和帝永元十年（98）、安帝元初二年（115）都曾下诏修复业已荒废的旧有堤防、渠道。小规模渠道、贮水池属于区域性局部灌溉，由郡太守管辖。如南阳太守杜诗修“陂池”、汝南太守邓晨造“塘”、庐江太守王景建“芍陂”，起到开发地方水利的作用。平原的贮水池因为可以截贮洪水，所以是防止水灾的设施。

如果整理一下东汉时期增多的各种灾害记录的话，可见几点特征。特别是安帝统治时期（106—125）的二十年，水害、旱灾、地震灾害频仍，对应政策也非常详细。又由于当时外交处于劣势，在国内得以专心应付灾害。当时由于西域都护受到西域诸国的袭击而废止，西域被放弃，进入北匈奴取代东汉统率西域诸国时期。当时的太尉（军事）、司徒（民政）、司空（土木）三公，因为对天地灾异发生有责任而被罢免。正在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因灾异被罢免，由此开始了对三公的罢免。

日食这种太阳暂时失去光辉的天文现象，被认为与臣下侵害君主地位有关。仅仅几分钟的现象，根据发生的方位被视作反乱、皇帝死、诸侯王死、外戚与太后专制的前兆。即使在首都无法观测的话也无妨，全国各地设有完整的观测网。观察结果显示在196年之中，共有72次关于日食的记录。频度高达每2.7年一次。

特别从安帝永初七年（113）至永宁元年（120）的八年之中，连续观测到日食。洛阳的史官实际上仅观测到四次，其他是来自于辽东（元初三年）、张掖（元初五年）、酒泉（永宁元年）的报告。在天球上，太阳与月亮的移动轨道为黄道和白道，二者间的交叉倾角大约五度。太阳每年两次在距交叉点极近处经过，但是即便太阳与月亮在黄经一致的情况下，只要黄纬相差一度三十四分四十九秒以上的话，也不会发生日食现象。就是这一微妙的不定期差异现象，被认为与人事的意外有关。

蝗虫的异常发生

水害与旱灾交互侵袭。如果黄土高原连续降雨会发生洪水，不降雨则会出现旱灾。一年之中，春天旱灾，秋天水害的情况也有发生。辽阔地域中气候条件差异很大。旱灾使作物停止发育，并引起病虫害。东汉时期有很多关于蝗虫、螟虫灾害的记载。高温影响之下，蝗虫大量繁殖，在夏天爆发。与历年相比羽翼长大、飞行距离延长的蝗虫，突然数以亿计地出现，成群地移动之时将粮食作物掠食殆尽。

对气候变动十分敏感的蝗虫的生态是不可思议的。安帝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115）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蝗灾。永初五年全国范围，元初二年波及二十个郡国的范围。从受灾郡国数可知蝗虫发生的规模。谷物被食尽，饿死者频出。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在濮阳攻打吕布时，双方对阵之前发生蝗灾，粮食殆尽，蝗虫迫使两军退却。旱灾数月，无雨，粮价高涨，一石竟至五十万钱。

虽说因条件突发的蝗灾是自然灾害，但环境又与人的行为有关。黄河下游流域作为麦作物产区得到开发，人口也大量增长。《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献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蝗虫的大群出现与天下的大乱有着如此的因果关系。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郡大范围流行疾病。光禄大夫被派往疫区，有太医同行进行治疗。政府提供病死者的棺木材料。延光四年（125）冬，京师疾病大流行。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再度爆发疫病，光禄大夫带着医药人员巡回治疗。当时，在南方的九江、庐江，疾病已经持续流行了两个月之久。如此，进入公元二世纪时，传染病频频流行，仅有记录可查的就有十一次。王朝采取的措施是向疫区送医、送药。流行疾病的名称虽然没有留下记载，但一般认为可能是伤寒菌造成的传染病。其中流行于冬季至早春的有九例，占大半比例。平均十年流行一次。这是二世纪以前所没有的情况。

张仲景（150—219）所在的南阳，二百人以上的宗族在不足十年之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而死者竟占十分之七，他为此深受震撼。所谓“伤寒”是说受到四季中最为严酷之冬寒所伤害的情况。经一段潜伏期之后，于春夏发病。总之，是一种传染性的急性热病。此病须在病菌从人体表面进入体内之前投药治疗。临床症状为恶寒、头痛、发烧，体内症状为腹部肿胀、便秘、舌苔、口渴、脉沉等。

在东汉末年混乱时期的疫病流行之中，张仲景根据汉代及此之前的医学知识，参考民间处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其中记录了三百多个处方。但此书随着东汉的灭亡散失了。此书后来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在宋代的十一世纪得到刊行。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在不了解病毒感染的远古时期，人们所见到的是因为发烧而一个接一个地发病的患者，无论如何要予以临床处置。就本质而言，疫病与自然灾害一样，也是由于阴阳不调而产生的。阴阳之中一方缺失的话，造成平衡失调，对此可通过让患者发汗、吐、泻的办法予以康复。服用药物可促进康复，为了发汗而让患者一日三次服用煎药。

东汉屡屡流行传染病的原因，一是由于干旱与水灾造成粮食匮乏，以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二是为寻求粮食而出现的大范围人口流动也造成疫病的大流行。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仲景虽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事迹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伤寒论》自序中有些散见的内容，但也不明确。据说他曾任长沙太守，但也有人否定这一说法。后来他被尊为“医圣”，现在南阳有他的墓碑（立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与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相关的医学处方书籍。其中记载了“治伤寒遂风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药方”等三十余例处方，还有药物近百种，以及病状、投药方法、服用时间、禁忌、针灸穴位等，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医学水平。

沛国人华佗也是东汉时期的名医。他不应政治招聘，一生从事民间医学。内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兼通，尤其擅长外科，曾实行过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据说还做过接合肠胃、切除肿瘤的大手术。他还重视疾病的预防，发明了称为“五禽戏”的，模仿虎、鹿、熊、猴、鸟动作的健康体操。

张衡的地震仪

顺帝永和三年（138）二月乙亥，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出现山崩地陷的情况。这次甘肃出现的地震，在洛阳也有震感。四月朝廷派光禄大夫视察地震灾区，凡因房屋倒塌压死的七岁以上者，支付每人二千钱救济金。全家死亡者，由官府收容遗体，举行葬礼。还实行了免除租税等措施。

在此之前的阳嘉元年（132）制成的张衡候风地动仪测出了地震的方位。当时京师学者曾感到奇怪，数日之后陇西通过驿传，报来地震消息，证实的确在这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此仪器为铜制，直径八尺（约一百八十四厘米），形似酒樽。内部中央倒立一振摆，周围设置八组机械装置。在外部装有与机械相连接的八条龙，龙头面向外侧且各含一铜球。龙下坐有八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地震，中间的震摆就会出现摆动，牵动周围的某一条龙，于是那条龙嘴中的球落到蟾蜍口中。由此可以测知地震的方位和时间。这台仪器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复原模型。

157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其结构图　一旦发生地震，中央的振摆会出现摇摆，带动周围的一条龙将口中球吐落至蟾蜍的口中。由此可知地震的方位及时间（《华夏之路》）

这种利用震摆的地震仪原理与今天的地震仪是一样的。如果是迅速左右摇晃的话，中心的震摆并不移动。地动仪本体与地面连动，震摆向震源方向摆动，最先感知左右摇晃方向的龙指示了震源的方向。现在，为了观测东西、南北、上下三种形式的摆动，将三个震摆的地震仪组合使用。看来一台地动仪就可以用来观测到各种类型大地的晃动。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张衡（78—139）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科学家。他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召南），官职与司马迁一样是掌管天文、历史的太史令。除了地动仪，他还发明了浑天仪。“浑天仪”与现在的天球仪类似，是表示天空星座的器械。以漏壶的滴水转动齿轮，使器械以天球的固定轴为中心旋转，而且旋转的速度等于地球公转的速度，如此正确地表示星座的变化。张衡还首次阐明了月食的原因。

顺帝汉安二年（143）发生了更大范围的地震。波及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各郡，山谷崩裂，建筑倒塌。凉州（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从九月至翌年四月共发生十八次地震。光禄大夫被派往灾区。在中国，黄河、长江下游流域的东方平原一带地震很少。西方高原地带因为活断层多，所以地震频发。印度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得西藏高原受到挤压，以致东西向扩展从而造成地震。

东汉时期的确有着许多地震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当时一定为地震频发的活动周期。凉州位于祁连山北麓，地处河西走廊，此地成为汉的领域是武帝以后的事。使人感觉地震多发，与地动仪发明之后首都天文台的严密观测、以及地震多发地带纳入东汉领域、受害情况认真上报中央等有关。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包括天文现象在内的自然灾异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所以天文观测未必是单纯对自然现象的测定，已经成为了当时儒家所关心的对象。东汉大儒郑玄也撰有《乾象历》、《天文七政论》等著作，蔡邕对天文学也很感兴趣。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根据记录可知，从西汉末至东汉一、二世纪的二百年间，曾进行过十次户口统计。但是，户口资料并不就是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地方官管辖郡县的贫困、病死、流亡所造成的户口减少，都是与其个人工作政绩相关的，所以浮夸虚报常有发生。地方官为了隐瞒灾害、盗贼、流亡情况，虚报垦田数和户口数。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是根据数字进行评估的，如丹阳太守李忠被评为垦田数增加的天下第一。关于人口数变化的原因，当时人东汉蔡邕已经有所认识：一世纪前半期的锐减是王莽政治所造成的，进入二世纪之后仍未能恢复到西汉的水平，是受到了与西羌、匈奴的周边民族进行战争的影响。

东汉时期每年八月实行户口调査，将户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位、出生地等登记做成户籍。西汉末公元2年（元始二年）的户口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户数12,233,000，口数59,594,978；半个世纪后的建武中元二年（57）锐减为4,279,634户（以公元2年为100的话，减少了34%）、21,007,820人（减少了35%）。以后逐渐恢复，至明帝永平十八年（75）恢复至5,860,000户（恢复到48%）、34,125,021人（56%），章帝章和二年（88）7,456,784户（61%）、43,356,367人（72%），进入二世纪后的和帝元兴元年（105）9,237,112户（75%）、53,256,229人（90%），人口已经恢复至西汉末的90%。东汉人口变化的特征在于，两汉交替的动乱时期锐减，随着政治的恢复，进入二世纪后又恢复到原有水平。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人口增减、密度的地域差，在全国统计资料虽看不出来，但是这在东汉社会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崔寔在《政论》中指出，与青、徐、兖、冀州东方地狭人口密集相反，关中、西北的凉州、幽州附近地旷人稀，所以应该予以积极地开发。作为旧都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关中，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业已荒废；东汉将首都东迁之后，防卫能力削弱，遭受周边民族的入侵，与西汉相比出现人口过疏化的情况。三辅的总人口从2,436,360（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锐减至523,869，仅为过去的22%（东汉永和五年〈140〉）。

而在东方各州以及华北平原出现的人口过密化，使黄河、洛水的洪水受灾人数增加。建武十年（34）济水泛滥淹没了数十个县，永兴元年（153）黄河泛滥造成以冀州为中心的数十万户受灾，155年洛水与南阳发洪水时，收容、埋葬溺死者遗体，七十岁以上的死者每人支付两千钱。

江南人口出现增长是一个新的倾向。西汉末江南七郡国的人口为250万，后汉时期大幅增至620万，导致了后汉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的迅速提高。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绍兴）是东汉青铜镜的一大产地，大量生产与北方长安、洛阳所产西汉镜不同的、独特的神兽镜和画像镜。在陶瓷器方面也是，会稽郡上虞和宁波等地生产了与以往灰釉陶不同的、近乎青瓷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