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刘氏政权中兴，夺回了被王氏篡夺的政权。所谓“中兴”，与“再兴”、“复兴”不同，不是复活失去的朝代，而是将本来相互接续的朝代再次注入活力的意思。宣帝时已经有过汉王朝的中兴。王莽并没有绝灭了刘氏政权。这是光武帝刘秀等人的认识。

220年东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刘氏王朝结束。此二百年的历史不妨分为两段看待。正好在公元100年划界的话，即一世纪与二世纪的历史。一世纪我们以民众为焦点。就像秦王朝当初被陈胜、吴广的农民反叛所瓦解一样，王莽新政权也在赤眉农民的叛乱中倒台了。从民众、农民的角度来看王朝的话，我们已逐渐认清巨大专制帝国的脆弱和强大。二世纪的焦点在于自然灾害，这个世纪自然灾害频仍。这一因素似乎又与东汉政权、社会内部的内乱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当时人们是如何面对自然界的呢？

秦始皇的帝国的确是为后来西汉二百年，以及新王朝所继承了。其后的东汉二百年也绝不仅仅是民众反叛与自然灾害的黑暗时期。二世纪幼帝的连续即位，出现了围绕皇帝形成的宦官、官僚、外戚之间的紧张状态。强权皇帝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人们踏踏实实地在国家、社会之中坚强地生活着。这还是一个科学、宗教正面出现的时代。

“后汉”相对于“前汉”，“东汉”相对于“西汉”，都是将两个王朝相互区别的称呼。就时间前后而言，称“前汉”、“后汉”；就王朝首都位置（西长安与东洛阳）来说，称“西汉”、“东汉”。但当时的人们对前汉也称“汉”，后汉也称“汉”，因为二者是连续的，所以有所谓“中兴”之说，由此进而将汉朝延长了二百年。二百年时间相当长，所以不能说这是个不安定的时代。

西汉帝国的二百年间，以皇帝为顶点的专制统一帝国得以定型。形成了由那些臣属于皇帝的官僚对众多农民进行个别人头统治的古代政治体制。到了东汉，可以说这种政治体制得到继承，并进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介乎皇帝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地方豪族阶层。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东汉建立之时，因为以皇帝刘秀“帝乡”南阳为中心形成了豪族集团，所以也有观点称东汉王朝为豪族联合政权。但是毕竟东汉政治的基础还是西汉后期以来时代潮流的延续，专制统治的官僚体制更加强化，在制度上继续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掌管高度机密上奏文书的尚书官僚，在东汉时期已经直属于皇帝，有时还能控制内朝的权力中枢；另一方面外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却变成为单纯的政务执行机关。

就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而言，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有105个郡、国，其下设置1180个县、邑、道、侯国。虽说是105个郡国，仅仅有二十个国、六个属国（统治边境少数民族的行政机关），其余的都是郡，实质上是郡县制。不过，作为地方统治，在郡国这类小区域行政划分之上，根据需要还设置了区域更加广大的“州”。除中央设置司隶校尉之外，其他地域分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十二州，向那里派遣十二名刺史监察郡国。

刺史在灵帝时改称为州牧。虽说是对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刺史的复活，但并不像西汉那样仅仅是去地方做监察巡视，而是在地方设立固定的治所，由上计官负责向中央报告。他们发挥了监督地方官是否有不法行为以及是否与地方豪族不法勾结的作用，所以很受重视。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是一个“地方的时代”。所谓“地方的时代”的意思，是说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受到地方行政组织充实化的支持，进入了与中国全体的统一性、均一性相比，地方社会特征更加凸显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在中国古代人的历史意识中，出现过两个东汉史。从东汉时期人的观点来看，的确东汉王朝是对汉王朝的“中兴”。在抨击王莽政权的暴虐的同时，自己继承了汉王朝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在东汉灭亡以后的人们来说，他们都十分重视从东汉禅让而来的三国魏的地位，认为东汉传国二百年气数已尽，与曹氏的政权交替乃必然趋势所致。所以他们讲述的是包括幼主即位、外戚与宦官时期、黄巾之乱、周边民族之侵略的整部东汉王朝的兴亡史。

“后汉”王朝的名称，是东汉以后出现的。东汉人是不说“后汉”的。说到底中兴的是“汉”王朝。首先，《汉书》中编纂前代王朝“汉”的历史，为的是主张自身王朝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东汉人也已经着手编纂当代史了。本来，所谓历史并不一定等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再作回顾。有的史书就是对当今时代从头开始记述的。青壮年写自己的历史，是为将来的自己而写的；老年人写自己的历史，为的是留给子孙去回顾；子孙写祖先的历史，是写与当今不同的过去时代。如果说《史记》是汉王朝青壮年历史的话，《汉书》则是汉王朝祖先的历史。《后汉书》与这两部史书都不同，是由许多人竞相记述的。这不仅是一个富于魅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汉权威丧失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一种恢复过去汉的权威的想法驱使下，人们编纂了《后汉书》。

班固等人已经编纂了光武帝的《世祖本纪》以及光武帝功臣的《列传》。王朝虽在继续，但一个皇帝的统治已经结束。以此为基础在二世纪荀悦编纂了名为《汉纪》的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东观”是与“兰台”（汉代宫中图书馆）同样性质的、作为史书编纂场所的洛阳的宫殿。此书曾与《史记》《汉书》并列称为的“三史”，可见其受到信赖的程度。在东观编纂的《汉纪》，说到底是中兴之后光武帝以降刘氏汉王朝的现代史。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新的汉王朝消灭之后，与前汉相对的后汉王朝完成了从兴到亡的全过程。所以它的兴亡全史也不断得到编纂。从三国时期到西晋，进而到南朝宋之间三世纪至五世纪的这段时间。王朝更替频繁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这是个胡、汉南北王朝对立的时代，所以正统性以及华夷秩序受到重视。门阀贵族也需要从汉代那里寻找系谱。由此形成了回顾四百年汉朝历史的风潮。三国吴人谢承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最早的私家撰著的东汉史。今天虽然仅可见到此书的逸文，但该书得到的评价很高。因为此书主要是反映吴国时代的历史，所以书中的列传比之北方洛阳一带的人物，更偏重于记载江南人物。该书还有一个特征，是将与隔海保持密切关系的东夷之地也编入了列传。另一方面，在三国时期，北方的魏已经有官撰本王沈的《魏书》、私撰本鱼豢的《魏略》这类当代史的编纂，其中以东汉向魏禅让的形式记述了东汉的灭亡过程。

进入西晋之后，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等陆续编纂成书。以上的《后汉书》都是仿效《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书，与此不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是从光武帝至汉献帝的编年体东汉史。此书记事自东汉灭亡至三国为结束，旨在对东汉时期重新作出总结。然而，这七家或八家史书在后代都散失了，《后汉纪》之外只能见到《七家后汉书》（清人汪文台对七种《后汉书》逸文的辑佚）。

在混乱的时代这些作者执拗地要从东汉历史中发掘出使得儒教思想得以定型、使统一王朝延续二百年的东汉国家的兴亡之因与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描绘了拒绝贿赂、坚守朴素生活、为民众实行公平政治、亲身实践孝道的清廉官吏，散财救济乡里穷人而获称赞的豪族生活方式，国家对地方豪族过激行为的抑制，救济贫民的组织机能等等内容。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最后成书的是公元五世纪再度进入分裂期的、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汉书》。范晔虽不是史官，但在以《东观汉记》为依据的同时，广泛采集了各家后汉书撰成十本纪、八十列传。列传中完整记述了周边夷狄各民族隶属中华帝国的历史。南朝宋的时期对于北朝胡族国家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了作者编纂过去历史的动力。原书的《志》没有完成，而且纪传以外的部分均已散失。所以在北宋时期人们加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合为一百三十卷，即今本《后汉书》。

《纪》、《传》部分附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第二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解，《志》部分附有梁刘昭的注。李贤的墓在陕西省乾县乾陵的陪葬区被发掘，墓中发现许多壁画。高宗虽立李贤为皇太子，武则天厌恶其才能，以阴谋暗杀罪将他流放，三十岁英年早逝。死后名誉被恢复，谥号为章怀太子。因为喜好学问，所以《后汉书》注释中留下了他的名字，注释中也表现了注者自身的想法。如李贤注《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初造寿陵事时，加入了以下注释：

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光武帝陵墓在其死后称原陵，生前对皇帝陵一般忌讳言死，故曰“寿陵”。西汉文帝朴素地葬于自然山丘而不建坟丘，因而免遭赤眉掘墓。光武帝也希望造那样的陵墓。寿陵的“寿”即长寿的意思。李贤要说的是：并非以此祈求长寿（那样的话与造陵墓之举将有矛盾），是希望面临死亡也能获得生命的永恒长久。

李贤本人在兄长死后，也有成为唐皇帝的可能性。当时他是以怎样心情进行注释的呢？所谓注释，为的是有助于理解原文，但有时也像这样可以读出注释者的心情，耐人寻味。

范晔《后汉书》被认为水平不及《史记》、《汉书》。唐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后汉书》不具备《史记》、《汉书》那种委婉的叙述之妙以及作为史书的厚重。”比如叙述刘秀族兄刘玄时，不顾他复兴东汉、即位更始帝的事实，不为他立本纪而将刘秀作为本纪的开篇，把刘玄记入列传。这完全继承了以《世祖本纪》开篇表示尊崇光武帝的《东观汉记》的观点。而且，在列传中把本来具有任侠之风的刘玄描写成为“更始即帝位，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的脆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