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对外战略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太史令司马迁曾将天文与战争相结合。武帝元光至元狩年间（前124—前117）两次出现像蚩尤旗帜形状的彗星，据说占据了天空的一半。“蚩尤”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位“军神”。京师的军队出击四方，诛杀夷狄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北方对匈奴的战争最为激烈，同时在南、东、西各方国境也爆发了战争。灭亡南越时荧惑星（火星）留于斗宿，攻打朝鲜时有星悬于天河入口，远征大宛时有星阻塞招摇星。秦始皇的战争不过是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的南北战争；武帝却鲁莽地在东、南、西、北四面发动战争，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109 蚩尤画像石　（武氏祠东汉画像石《隶释》）

建立南越的赵佗，在建元四年（前137）死去。早于汉武帝称“武帝”的南越王的六十七年的统治结束了。继位的第二代王是他的孙子胡，第三代王是婴齐，接下来是兴，至第五代建德为武帝军队所灭。南越九十三年的历史向我们叙述着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三世纪吴国孙权已经发掘了婴齐的陵墓，此事在《南越志》有记载：出土有珠襦、玉匣三、金印三十六、铜剑三（刻有“纯钩”、“干将”、“莫邪”的名剑），印刻有“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还有刻有“天子”字样的。所谓“发掘”，在古代就是盗墓的意思，出土文物也没有传下来。也许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1983年南越王赵胡的陵墓被发现，说明上述情况并非传说。遗骸虽已腐朽，但出土文物与赵婴齐同样，有玉衣和六柄剑，还发现了金印和玉印。其中刻有“文帝行玺”的3.1厘米见方的龙钮金印，和2.3厘米见方刻有“帝印”的蟠龙纽玉印，证明《史记·南越列传》所记其在国内称帝号，在与汉外交中使用王号的情况的确属实。

赵佗曾经未向汉报告就擅自称帝号，汉文帝曾派陆贾去问罪。赵佗做了书面道歉，开头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称自己为“蛮夷”，对汉文帝像汉官吏一样不称姓，但称“臣某”。还说“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为自己进行辩解。当然可以说这是外交文书，但也表达了南越王的感情。最后又辩解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种曲折的情感也表现于他对国内的命令之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言语中表示自己是与汉皇帝并列的英雄、贤人，不得已放弃仿效皇帝的车马制度。然而，这仅是他在陆贾面前的演技而已。其实赵佗是将内政与外交巧妙地予以区别对待的老奸巨猾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既经历过秦始皇时代，又与高祖、吕后、文帝有过交锋，熟悉秦汉政治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赵佗，在武帝即位后不久死去了。

南越王国的灭亡

年轻的赵胡曾受到闽越王郢的国境侵犯，为了解决纠纷他只好直接请汉武帝出面。武帝发挥了册封者的权威。当藩臣之间发生纠纷之时，作为天子的汉皇帝起着从中调停的作用。皇帝，对外君临以天子之号；作为天子，则应该具有跨越国境维持国际世界秩序的权威。武帝在做出南越是遵守对汉合约、没有过错的判断之后，出兵讨伐闽越。闽越王的弟弟先下手杀兄投降了。最终，赵胡将太子婴齐作为质子送到汉，表示了南越对汉感恩之心。

婴齐在长安亲眼目睹了汉帝国的广大，不久赵胡病逝，婴齐归国继位做了第三代南越王（明王）。婴齐对汉武帝权威之盛已深有感触，回到南越国之后他隐藏了先代武帝（赵佗）、文帝（赵胡）的玺印。出土的文帝行玺正是其中一枚。汉武帝生前还只是称皇帝，不称武帝；叫做“文帝”的却已经有了“汉文帝”、“南越文帝”两个。婴齐逗留长安时已娶邯郸樛氏之女，生子“兴”。

《史记·南越列传》称此女人为“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意思，但那时指的是中原人。赵佗本来也是“中国人”。他作为“中国人”进入越人之中，建立起国家称为南越。婴齐与越人妻子之间生了长子赵建德。两个儿子赵兴与赵建德的待遇，与南越的命运息息相关。太子赵兴作为第四代王即位，其“中国人”母亲成了太后。王与太后都是“中国派”，三年一度对汉的朝贡势必实施。另一方面，丞相吕嘉是长老，受到越人极大信赖。吕嘉拥立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而引发内乱。于是，赵建德成为第五代南越王。

元鼎五年（前112）秋，武帝派出军队，调遣罪人（《汉书》记载为“粤人”）与江淮以南楼船（船舱设有大楼的军船）十万兵。这不禁使人想起一百年前秦始皇向百越发兵五十万的情景，赵佗当时也在那支军队之中。其子孙如今要在这里迎击汉的军队了。当年秦始皇军队分五路发动进攻，汉武帝也是兵分五路，直指南越首都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弋船将军归义侯与下厉将军越侯分别出漓水、苍梧，驰义侯率巴蜀罪人与夜郎军顺牂牁江直下。

然而，五军未能在约定地点如期会合。杨仆的军队首先到达，率领罪人、没有战斗意志的路博德军不过千人。路博德和杨仆急于邀功，进攻守城的建德、吕嘉，并纵火烧城。建德、吕嘉逃亡。路博德曾以赐汉侯印的手段招降对方，推进战事。投降者有知道建德、吕嘉所在的，于是抓获二人。就这样，元鼎六年（前111），历经五世共九十三年的南越灭亡了，那里曾经立有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

西南夷的世界

云南地方冬暖夏凉。由于憧憬此地，战国时期的楚，与后来的秦、汉都曾经南下。古代的西南诸民族世界，是以散见于高原地带的一种叫做坝子的小盆地为生存环境的。四周环山，平地绵延的水田、绿色的内海（洲）那种美丽风土，是从四川省南部的西昌至云南省的昆明，进而至大理都可以见到的这一地域的共同风貌。

司马迁在汉灭南越的元鼎六年（前111），作为郎中曾经到过西南夷。当时的西南夷，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与中原相对，被视为蛮夷的居住之地。横跨两省的云贵高原，在两千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小型的盆地。只有沿河川的道路连通着孤立的盆地。

110 云南风景　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水田与湖水相连的魅力风土。冬暖夏凉的云南之地为古代各族所憧憬

111 滇池　位于昆明的湖，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的面积。位于海拔1886米的高原

这一年武帝的军队出巴蜀（四川省）南下，逐一攻占了从邛（四川省乐山市西北）、笮（四川省乐山市西南）至昆明（云南省大理附近）的地区。司马迁曾随从这一支军队至此，翌年就返回了首都。在汉之前，秦已经夺取了楚的巴郡和黔中郡，进而挺进西南，由常頞修造了五尺道。虽然仅有五尺（约一米二十厘米）宽的狭窄道路，总算连通了云南。后来，汉军进入这里，其实与张骞带回的大夏情报有关。张骞在大夏得知那里的蜀布（苎麻的纺织品）和邛竹杖是经身毒（北印度）运至大夏的，所以汉认为如果能够确保蜀至北印度的通道的话，将有利于对匈奴的战争。为此，曾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对滇地做过事前调查。

“滇”至今仍是云南省的简称。省会昆明还有叫做“滇池”的湖，此湖位于海拔1886米高地。面积300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最大水深处十米，仅相当于琵琶湖的十分之一。又深又广的水源造成江水逆流而上的水势，由此得名“滇”，也叫做昆明池。武帝为了准备战争还特意在长安城西南造了一个昆明湖，为的是在那里训练水军。云南省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正相当于日本列岛面积的总和。

从云南省向东是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横贯中国的最南端。用当时的名称说，这里是西南夷与越地。从西南夷至越地横向移动，顺着牂牁江直下即可到达。这条古代只有一个名字的河流，现在的名称却是分段叫的。从滇池之南的南盘江，顺流下至红河、浔江，然后由西江注入广州湾。古代蜀地商人就是从牂牁江乘船而下，至南越番禺经商的。其中有一种叫做枸酱的蜀地食品，很受南越人的欢迎。枸酱就是用胡椒科的蒟制成的酱。今天粤菜的甜味型，也许与古代越人喜爱的这种调料有关。

蜀商人自由往来于南中国地方，还将印度也划入了自己的活动范围。西南夷处于北有中国、南接东南亚世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河、伊洛瓦底江这些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南向流淌的大川大河，都发源于云南和自藏高原。中国的澜沧江和怒江流入东南亚之后，改名为湄公河和萨尔温河。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武帝的军队由牂牁江从东至西逆流而上。歼灭南越之后，又进攻了牂牁江沿岸的夜郎。就是“夜郎自大”成语所言的夜郎国。其国王不知汉有多大，曾问汉的使节汉与夜郎哪个大，后来此成语用来揶揄那些不自量力的鲁莽之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询问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其实说“滇王自大”也很贴切，可能是因为语感好听，最终定型为了“夜郎自大”。

这个据说在西南夷最大的夜郎，是位于牂牁江流域的国家。夜郎凭借牂牁江与南越相互连接，也依赖于南越，所以随着南越的灭亡，夜郎王也就隶属于汉了。夜郎王被册封，并被授予了印章。位于贵州省的夜郎也成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2000年，在贵州省西北部海拔1800米的高原的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112座。葬式是头顶部戴以铜釜、铜鼓的特殊埋葬方式（套头葬）。被葬者佩戴青铜簪、手镯、玉饰，还有青铜及铁制的戈和剑。夜郎王印尚未找到，发现了一枚仅1.2厘米见方的印章上刻有“敬事”二个汉字，反映了汉与夜郎的关系。

元封二年（前109）在巴蜀紧急召集的武帝军队，从夜郎好容易进军至滇。在军队到达之前滇王就轻易地投降了。汉在赐予滇王王印的同时，建立了益州郡。在西南夷被授以王印的只有夜郎与滇国。滇王的小型金印，已于1956年在位于滇池畔的石寨山墓葬发现，是边长仅仅2.3厘米，相当于汉代一寸四方的蛇钮金印。汉根据册封对象所居地方的动物制作印钮。对北方、西方的游牧民，用骆驼、或羊作印钮，而对南方王国的国王则用蛇用作印钮。

1984年，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发现了刻有“朱卢执刲”的西汉蛇钮银印。是授予朱卢地方首长的上等爵位。汉代没有“执刲”的爵位，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战国楚或楚汉时期的印章（吉开将人《印中所见南越世界——岭南古玺印考》上中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三六、一三七、一三九，1998—2000年）。蛇钮的孔中穿有印绶。滇王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汉赐金印的，印绶是否挂于项上呢？

112 滇王之印　边长2.3厘米的蛇钮金印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据传说滇王是从楚移居此地的。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时，王族出身的将军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了巴、黔中以西，一直进军至滇池。他见湖周围的平原土地丰润，就停了下来。又因巴与黔中为秦所占领而封闭了回归的道路，加上当时正值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在位）时期，不得已他在滇地称王，依从了那里的风俗。这样形成的滇王，现在向汉投降了。

司马迁进入此地之后，才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即《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隶属于汉的历史。他们自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自身的历史。但是，仅仅是文字的记载非历史的全貌。滇国的富庶及其历史通过青铜制的贮贝器盖上的立体画像展现了出来。现在我们在博物馆观看3D（三维）立体画像的静止画面或动画的机会增多了，那不过是利用人左右眼视差创造的科学的虚构画像。但是滇人作品却是实像。

贮贝器是收藏宝贝的容器。从南海运来的贝壳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不仅在滇池畔的石寨山，在接近星云湖，即昆明南一百公里处的江川县李家山也发掘了滇国的墓葬，出土了许多贮贝器。可见到许多诸如祭祀、战争、农耕、纺织、贡纳、音乐、舞蹈、畜牧（羊水牛猪）、狩猎等题材的场面。尽管是静止的画像，因为表现了一个又一个动物、人物的瞬间动作，圆盘状的台座为舞台，恰然有一种戏剧般的动人力量。

将鹿追得走投无路的两个骑兵、牵着水牛或马的牧童、盘绕在柱上的蛇以及凝视此场面的人物、斩得敌兵首级的骑兵、两手两足并用的织布女性、头顶谷物送往仓库的人群、笑容满面跳舞演奏的人群等等，都是单凭一幅幅文献史料勾勒不出的历史形象。

《史记》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的发型为魋（椎）结型和编发型。魋结型就是将头发在头上结成木槌的形状，编发型就是将头发编成下垂的细细的小辫子。夜郎或滇国为前者，西部昆明用后者的发型。上述夜郎墓葬出土的青铜簪子应该就是用于魋结的吧。的确，从贮贝器的人物来看，不论何种身份者基本都是魋结型束发。但也有一部分是编发型的人，看来他们来自滇以外的其他部族。这些不仅仅是装饰，其中必有着某种故事原委。具有如此丰富自我表现文化的滇人，最终投降了汉帝国。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武帝的军队越过了秦始皇长城东段的辽东。就汉的立场而言，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杀害辽东都尉事件是一个借口。在西南滇国投降的那一年，在遥远的东北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在碣石的对面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延伸下去是朝鲜半岛。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入匈奴时，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去朝鲜半岛称王。他们渡过浿水（现在的鸭绿江或清川江）在朝鲜之地建立了王险城，在现在的平壤附近。他们使周边的真番、临屯隶属于自己，作为外臣与汉保持着外交关系。那以后过了一百年，到了第三代右渠统治时期。右渠不再追随汉，也不理睬汉使者涉何的说服。因此，涉何杀了送行的朝鲜副王。朝鲜方面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切纷争的开始，派兵击杀辽东都尉涉何。

汉招募罪人充当攻打朝鲜的士兵，曾出任南越战争楼船将军的杨仆，这次又出征朝鲜。他率兵五万，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的军队则从辽东半岛发起攻击。这场战争进展的优势在处于迎击态势的朝鲜一方。《史记·朝鲜列传》清楚地记述了侵略军一方的混乱状态。司马迁对这次战争毋宁说是持批判的态度。无论如何，杨仆军与荀彘军的海陆两军的协同作战根本就没有形成。攻打王险城的杨仆的部队被分割，自己狼狈地逃往了山中；荀彘军被浿水阻挡，甚至没能接近王险城。后来，两军终于重整旗鼓同时向王险城发动进攻，然而数月攻而不下。杨仆、荀彘各自急于单独征服朝鲜，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最终，荀彘拘捕了杨仆才算独自统率了全体部队。

113 描述战争场面的贮贝器　在收藏宝贝的贮贝器盖上，立体地表现了滇国的历史（《晋宁石寨山》）

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大臣刺杀了朝鲜王右渠、率众投降。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得以设置。但是，本来应有功的荀彘却因妒贤嫉能、拘捕盟军将军杨仆之举，以违背战略计划罪被宣判弃市。杨仆也由于未等待荀彘军到达就擅自出击，而造成士兵大量伤亡罪被判以诛杀，终因赎罪被贬为庶民身份。汉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呢？作为汉王朝要让夷狄各国以外臣身份隶属于己，自有其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目的。为此，也有必要使朝鲜降伏。但是，至少战场二将军急于争夺眼前军功、士兵又是为着赎罪目的而参战这两项，就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攻打朝鲜的战斗意志。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朝鲜王右渠对汉抗战的王险城，陷落之后设置了乐浪郡，自设郡至公元313年的四百二十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王朝统治朝鲜的据点。乐浪郡遗址受到关注始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东西700米、南北600米的土城，位于大同江的南岸，城南面的丘陵地带发现了1400多座墓葬。从朝鲜总督时期的1925年开始，先后发掘了王盱墓、彩箧冢、王光墓等多处墓葬，在日本出版了发掘报告。王盱的身份，从木印可知是郡的五官掾，即太守的属官；王光的身份从木印看，是乐浪太守的掾（地方官属官）。

随葬品多是作为太守副官的地方官吏的日用品。出土了漆器的化妆用具、叫做“式占天地盘”的占卜工具、官吏必备的文具（笔、砚、砚水壶、木简、刀削）等。在称为“彩箧”的竹制箱子上，有漆绘的鲜明的人物模样。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从黄肠题凑（黄芯方形木材〈黄肠木〉，以两端〈题〉露出形式垒积〈凑〉组合的墓室），显示出其身份的显贵。土城在1935至1937年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领导发掘，由于出土有“乐浪富贵”文字瓦当和封泥，而确定为乐浪郡遗址。遗址向我们传达武帝使乐浪郡投降的信息。

武帝的军队并未驻屯于此，这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西域。

大宛的汗血马

在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所谓“羊头冢”，其形状的确像羊头的长方形坟丘。因为此墓周围有三十八个陪葬坑，所以说这虽只是一个无名冢，但又一定是一位有相当级别的人物墓葬。1981年发掘了其中一个陪葬坑，出土了刻有“阳信家”字样的青铜器。“阳信”是武帝姐姐阳信公主，原来称平阳公主，是曹寿的妻子，乃景帝与王皇后的长女。曹寿死后，成为卫青的妻子，改称阳信长公主。在古代，皇帝女儿称为公主，皇帝姐姐称长公主。阳信长公主改嫁给了自己侍女卫媪的儿子卫青。姐姐卫子夫本来也是出自阳信长公主家的歌姬。武帝对其一见倾心，收入宫中，继陈皇后成为皇后。无名墓的墓主正是这位阳信长公主。此陪葬坑出土了鎏金铜马。出土的青铜鎏金马至今仍不失熠熠生辉之感。马高62厘米，身长76厘米，重24.3公斤。虽比与实物同大的秦始皇兵马俑要小，却给人以金光夺目的印象。

114 鎏金铜马　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重24.3公斤。青铜马体通身镀金

武帝派往大宛的使者带回来的就是金马。出土的鎏金马是中空，而且是青铜包金的。使节与千金一同带回的金马，也许就是这样的。大宛的情报已经通过张骞有所掌握。其位置就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国首都塔什干附近、流入咸海的锡尔河上游，距长安一万里的遥远之地。是个生长稻、麦，盛产葡萄酒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里的名马深得武帝的喜欢。他喜爱乌孙马，还为其取名“天马”，但认为大宛马堪称极品，甚至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据说大宛马流出血汗，即所谓“汗血马”。

马的皮膜有许多汗腺，比其他动物易出汗。马的优良、差劣是由其速度和耐久力决定的。视其前肢肌肉、肩部斜度、深广的胸部、膝盖的大小、腹部紧绷度、背肌腰肌等体型和行走特征，判断其是否为良马。鎏金马与秦骑马俑相比的话，明显是进化的优质马。倾斜的肩线很长，腹部紧绷、马蹄角度锋锐、马尾高翘。如果作为战马的能力提高的话，军事上就占据优势。一万里的距离也不成问题。

115 李夫人墓　坟丘分上下两段，称英陵。“英”有重叠之意。其他的陪葬墓都在茂陵以东，唯有此墓在西北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当时，有谣言称：大宛将良种马藏于贰师城不予汉朝。大宛拒绝了汉使者的请求，汉使者怒骂之，砸毁金马而去。既然可以将金马弃之而去，可见那不是黄金制品。大宛贵人认为遭到蔑视，于是杀汉使，夺其财货。仅此，就轻易地发动了战争。与任命卫皇后弟弟卫青为大将军一样，此时任命武帝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目的很明确，这是一场仅仅为了夺取贰师城天马的战争。

由属国训练而成的六千骑兵驱赶着来自各地的无赖少年数万人出兵了。战争开始于太初元年（前104）。但是，远征一度失败。士兵没有战斗意志，粮食也供应不足，饱受饥饿之苦，而且兵力不足。军队退回敦煌时，武帝不许他们入关。一年多后，事态转变，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兵。六万士兵、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运送粮食的驴、骡、骆驼也以万为单位计算。大军压向小国大宛。

大汉王朝意气用事，包围大宛城，断绝了绿洲都市的水源。大宛贵人杀了自己的国王，答应交出“善马”。李广利也答应了请求，战争由此结束。汉军接受了“善马”数十匹，中级马雌雄三千余匹。汉王朝扶植了对汉怀好意的大宛王，结束了为时四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