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武帝在位的前半期，一直是在秦始皇时期的时间中生活着，使用的是颛顼历。这一历法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然而，大麦、小麦的情况就不同了，是秋天播种之后，经历冬季后在春天收获。冬天是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期。春小麦的味道就不及冬小麦。

秦灭亡之后,秦历又延续了一百年，此时终于迎来了转机。元封七年一月一日，即十干、十二支的甲子，正与那年的冬至日相合。所谓冬至与夏至都是容易进行观测的。今天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是一年中最低的位置。如果在地上树立一垂直棒的话，棒的影子是一年中最长的，这是阳气开始胜于阴气的起点。

98 日晷　汉代的石制计时器。在中心孔中插上棒针，以针的影子落在四周六十九个刻度的位置计算时刻《华夏之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汉代的称为日晷的石制计时器。“晷”，即日影。呼和浩特的位置是北纬41度、东经112度，处于汉代北边长城的位置；如果是北纬34度、东经109度的长安（西安）的日晷的话，刻度则有必要进行调整。然而，当时没有标准时间，各地各自以太阳为准计算时间，所以各地使用同样的刻度也无所谓。这个日晷的中央插着棒针，均等地刻着六十九个刻度。

汉代使用一天百刻制，一刻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分钟弱（十四分二十四秒）。现代汉语中“一刻”即十五分钟。像日晷所刻一个白天长六十九刻度时制的同时，还有一天十二时制的存在，这种计时法从秦代已经开始了。从“夜半”（上午零点）起，每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接下来是“鸡鸣”（两点）、“平旦”（四点）、“日出”（六点）、“食时”（八点）、“隅中”（也称“东中”，十点）、“日中”（十二点）、“日昳”（十四点）、“餔时”（也称“下餔”，十六时）、“日入”（十八时）、“黄昏”（又称“昏时”，二十时）、“人定”（二十二时）。如此组成一百刻。从“平旦”（拂晓）的第一刻开始，直至黄昏的六十九刻结束。太阳计时器的刻度结束之后的夜间时间，是继续“黄昏”六十九刻之后的时间，即从夜漏第一刻开始直至“鸡鸣”之间的夜漏三十一刻。

99 铜漏壶（茂陵博物馆藏）　夜间无法使用日晷，所以使用滴水计时器

所谓“夜漏”，即夜间代替太阳计时器的滴水计时器（又称为漏刻）。茂陵附近发现了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小型汉代漏壶。水从细小的水嘴流出，以浮标下沉时浮标上的刻度表示时间。

但是，百姓的生活时间，并不需要这种百刻制。他们只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只有官员有必要在收发文件时登记时刻。向官署传递文件时不能迟到，所以必须记录收与发的时刻。特别是太史令等官吏，在观察天体时也必须准确地记录时刻。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周王朝以十一月一日为新年的开始，因为他们将十一月的冬至作为出发点。阴历的冬至在十一月份。冬至日刚巧在一日是很罕见的，更何况又正当十干、十二支第一天的甲子日。从阳气开始超越阴气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适合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人们按照太阳与月亮的运行制订历法。然而，太阳与月亮的运行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太阳运行的话，不会错过季节的变化。但是，若按照每月29.53天出现一次盈亏计月的话，即必须交替地设定二十九日的小月和三十日的大月。而且即便以小月六个月、大月六个月设定的话，十二个月也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这就出现十一天的差。三年下来就是一个月。因此，细致计算的话，十九年之中就要设置七次闰月。

100 马王堆帛画（湖南省博物馆藏）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盖棺的绢盖。绘有太阳、月亮、动物等种种图案

像我们今天只依据太阳运行的一元化理论，则完全无视月亮盈亏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却巧妙地利用了太阳与月亮两种循环。

想想长沙马王堆帛画所绘的天上世界，在西（左）方画着银白色的月牙，在东（右）方画着红太阳。月亮与太阳是对等的，东西对置只画了两组太阳和月亮。所画的或许是反射西沉的太阳、出于东方的满月，或许是东方的朝阳与西日映照下的月牙。如果是后者的话，朝阳与傍晚月牙有时间差，是一种象征性的图案。朝阳之中有八个太阳正在等待着。西方的月牙中按说应该有西日与之重合而生辉，所以有十个太阳。巡回一周为一旬（十天）。

在反射太阳光的月牙以外，可见兔与蟾蜍。月亮表面黒色的部分，是称为“海”的黑色玄武石低地。自古以来其形状没有变化，中国古代人们把“海”的圆点比作兔子耳朵。蟾蜍体型大，且表面有带状纹路和圆形的隆起，以此比拟月表面的环形山。饶有兴味的是，实际月亮表面浓淡相间的模样正与帛画所绘月亮构图一致。

101 天文图　墓室天顶上北有满月，南有太阳，同心圆赤道上绘有二十八星宿（《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实际上地球虽然围绕太阳旋转，但相反让地球停止，太阳旋转一年的话，那条轨道称为“黄道”，而将地球赤道投影在天球上的话，叫做天的赤道。西安交通大学西汉晚期壁画墓的天顶上，北方是满月、南方是太阳，在二重同心圆的赤道上画着二十八星宿（星座）。由于赤道上星宿是固定的，所以也是天文观测的基准。东西南北各七个，合为二十八个。壁画中它们被分别图像化。

引进中国古代传统的日本龟虎古坟的天文图中，绘有黄道与赤道交差的形状。古代壁画中科学与神话两种世界同在。黄道与赤道以及赤道上的星宿，在观测五星移动时，有着类似坐标轴的性质。“五星”是指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等五颗行星。人们试图根据其复杂的运行，预测地上世界的战争、洪水、干旱、饥馑等灾害。《史记·天官书》对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是最为反映其职务的一篇。

102 气候变迁图　气候变化引起环境变化，也引起各地特产的变化。历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比如岁星（木星），在五星中的亮度仅次于太白星（金星）。天明时出于东方，黄昏时落于西方，极其便于观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每十二年（实际是11.86年）绕天一周，于是有了十二年一个周期的时间意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效力于越王勾践的计然，他认为：“岁星在金（西）有丰收，在水（北）有歉收，在木（东）有饥馑，在火（南）有旱灾。六年丰收，之后六年旱灾，十二年遇一次大饥荒。旱灾时买船，洪水时买车。从天文中寻找商机，是商人的智慧。”天文现象与粮食资源的关系，即便现代科学也不能说有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年平均气温仅仅下降一至二度的话，稻谷、小麦就会减产。而气温下降的原因又取决于太阳的活动，古人观点中也有其一番道理。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天文学、气候学家竺可桢（1890—1974）曾发表题为《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的论文，提醒人们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学。《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各地特产说：“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其中所记桔、漆、桑、竹等亚热带植物产地比今天要靠北，可见西汉时期比现在温暖。“渭川”即流经首都长安以北的渭水，“陈”、“夏”位于黄河下游，北纬34至35度之间的东西一线，现在那里已经见不到“竹”和“漆”了。

秦汉王朝交替之后，历法并没有变化。秦代以十月一日为元旦的历法一直在沿用。冬十月是一年的开始。到了武帝的后半期，逐渐从秦制的束缚下得以解脱，制订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诞生了。据传夏王朝以正月元旦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为从正月开始新的一年（太初元年〈前104〉）。太史令司马迁也参与策划了这次改历。太初历使用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86年的一百九十年间。闰月是插在一年之中，而不是置于年末的。

与此同时，汉规定颜色崇尚黄色，数字崇尚五。因为秦尚黑色和数字六，由此从秦的黑色时代转为了黄色的时代。黄色是黄土的颜色，也是黄帝的颜色。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起于《五帝本纪》、终于《今上本纪》的。其中五帝中最早的是黄帝，黄帝的“黄”正是黄土的黄色。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张汤是武帝时期官至廷尉、御史大夫的高层官僚，但他最终没能陪葬于茂陵，而是静静被埋葬在了故乡的土地。最后他不得已自杀，所遗财产不过五百金。西汉初年物价高涨期，一匹马的价格是一百金，五百金也就是购买五匹马的金额。尽管如此，昆弟诸子还是希望厚葬张汤，张汤母亲劝止曰：“身为天子大臣，被诬陷而死的人怎能厚葬呢？”于是以牛车载棺，下葬时连放置随葬品的椁室也没有。就这样，一名由刀笔之吏进身为高官的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03 张汤印　（《文物》2004年第五期）

200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发掘了一个小型土洞墓，正是张汤墓。墓中出土了两枚两面印，刻有“张汤、张君信印”、“张汤、臣汤”。墓虽已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铜镜和武帝时的五铢钱。正如《史记·酷吏列传》所记，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墓葬。如前言中所述，2003年秋，湖南省长沙市古井中出土了一万余枚武帝前期的简牍，这些都是张汤时代的地方文书。其中发现的所谓“爰书”，是事件的审讯文书。西安与长沙虽说相距遥远，张汤与这类文件却关系紧密。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张汤父亲是长安县丞（副官），居住长安。在张汤幼年时，有一次他留守在家。父亲外出归来时，发现肉被老鼠偷吃了。气愤之下打了张汤一顿鞭子。张汤从鼠洞抓到老鼠并查获到吃剩下的残肉。于是弹劾鼠罪、处以鞭笞，并且撰写了投诉鼠罪的爰书。他提审获得的鼠、肉，实行了讯（审讯）、鞫（量刑）、论（判决）、报（呈报）等程序，最后在堂下处以磔刑。可以说张汤是在效仿作县丞的父亲办案，父亲见到他起草的文书，惊叹其文辞不输老练的狱吏。后来因为他的能力受到赏识，当上了长安县吏。这一典故不仅是记载小孩子的游戏，还反映了武帝时期裁判程序。

爰书的“爰”有“易”即变更的意思，由受害人、嫌疑人、证人的口供变更形成的文书，即供述书。反复核实爰书内容与当事人证言有无出入之后，方可定罪。睡虎地秦简中有爰书的案例集。下面一例是其书写格式：

某里士五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谒杀，敢告。”（某里士伍甲控告说：“甲的亲生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请求处以死刑，谨告。”）

张汤撰写的爰书的内容虽已不知其详，但根据上述格式类推的话，作为受害人张汤控告老鼠的状文应该是这样的：

杜县某里张汤告曰：“同居鼠盗汤家肉，谒杀，敢告。”

龙岗秦简中有一则鞫的文书，是传达对死者免罪的内容：

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已经死亡，无须承担城旦之刑。所犯罪过也已赎免。）

104 西汉滇国豹衔鼠穿銎铜戈　（云南省博物馆藏）

就张汤的判决来说，虽说是鼠，不过盗肉而已，处以磔刑是否太严厉了呢？但是从张家山汉简《盗律》“五人以上的集团群盗行为处以磔刑”来看，张汤判决未必没有根据。张汤成为实际的官吏以后，也确实在处理重大事件上崭露头角。由于他在处理陈皇后的卫子夫（皇后）诅咒事件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时的严格执法，深得武帝信赖。不过，他对诸王和官僚的严厉处罚，最终又都返还到了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