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光武中兴



汉光武帝像

“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东汉十二帝，除献帝刘协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阳附近。邙山，是秦岭—崤山山脉的余脉，北临黄河，南俯洛阳，可谓风水宝地。其间丘冢遍地，墓碑林立。东汉帝陵向来有“北五南六”之说，邙山上的五座东汉帝陵之中，就包括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原陵。

沧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却以厚重儒雅之姿，悬布在历史的星空中。

东汉是独立的王朝，又是西汉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复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见。西周之后有东周，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复活前朝，又能发扬光大者，唯有东汉。

人心思汉。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在居摄三年（8年）寿终正寝。继立的新莽政权，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经习惯了大一统秩序的中国大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为争夺粮食、地盘和控制权而厮杀角逐。共同的敌人——王莽倒下之后，哪个集团能够平定天下，谁将成为中国大地的新统治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命题。

这个命题的最终答案还没有揭晓，但是答案的选择范围似乎已经划定。

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刘氏汉朝的眷恋，形成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以刘氏子弟的名义，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容易得人心、聚人力。因此，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武装集团，其名义上的首领人物往往是刘氏宗室成员；非刘氏宗室者，要么诈称是刘氏子弟，要么以“辅汉”为口号，就连赤眉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找了一个刘姓放牛娃当天子。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政权的一些基本属性大致确定，即国号应该为“汉”，皇帝应该姓“刘”。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地位并不显赫。

据史书记载，年轻时的刘秀谨厚柔和，勤于农事，做过贩卖粮食之类的小生意。他曾经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只能略通大义。他曾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汉代的高级官员，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京城警备巡防。阴丽华是南阳有名的美女。当一名威武风光的二千石官员，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这大概就是青年刘秀的人生理想。

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大哥刘寅在南阳起事，加入了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队伍。第二年，族兄刘玄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登基称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寅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

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

当时，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领数十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昆阳。大敌当前，众寡悬殊，诸将只想退避自保。刘秀说服众将，坚守昆阳，阻击莽军。他带十三名骑兵冲出重围，就近征调援兵，随后亲率三千猛士冲击敌阵，里应外合，大获全胜。

昆阳之战，刘秀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铫期、王霸等将领，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刘秀的忠实追随者。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树将军”冯异。冯异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战功。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使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在力量对比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已迁都洛阳，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进入长安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

更始帝刘玄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这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代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长安一直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刘玄既然以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权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心思汉”的时代背景下，以长安作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声势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抚敌纳降。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王业之基。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

东汉末的政论家蔡邕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意思是说，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内的河北地区，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绍、曹操，都因为据有河北，先后成为汉末乱局中的巨擘，演绎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其实，这个规律的最早实践者，乃是光武帝刘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地位远在执金吾之上；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有临事制宜、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初“仕宦当作执金吾”的事业追求了，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火洗礼，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

在此之前，刘寅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城府颇深的刘秀使出韬晦之策，方得保身。

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刘秀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个寒冷肃杀的冬天，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正在蛰伏。

最初，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王郎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缉拿刘秀。

刘秀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郭圣通是刘秀的第二个妻子。前此一年，刘秀已经娶心仪已久的南阳美女阴丽华为妻。从史料记载来看，刘秀对郭氏的感情始终不如对阴氏。前者是政治联姻，后者则是真情契合。作为政治联姻的继续，刘秀称帝之后，郭氏被立为皇后，儿子刘强被立为太子。统一大业完成之后，郭氏被废黜，阴氏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后。两年之后，刘强失去了太子位，取而代之的刘庄正是阴氏之子。

在河北，刘秀还得到了渔阳、上谷两郡势力的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扎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

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更始二年（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刘秀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

称帝千秋台。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年号“建武”。

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仪仗器具、祭祀礼仪之类，全部从简。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秀登基祝文里的“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于刘秀。

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长安有刘玄，弘农有赤眉军的刘盆子，睢阳有刘永，益州有公孙述，远在安定的上将军卢芳，也被匈奴人称为“汉帝”。

鹿死谁手，尚属未知。

光武帝刘秀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又一次大放异彩。

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看，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入了长安。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其后数年，盘踞关东的睢阳刘永、东海董宪、齐地张步、庐江李宪、荆州秦丰等割据势力被一一翦除；彭宠、苏茂、邓奉等叛乱武装被消灭；五校、尤来、青犊等农民军也被击败降服。

赤眉军一度势力大盛，推翻了绿林统治的政权，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但是赤眉军的势力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最终被迫退出了关中地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赤眉军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确立起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只注重眼前的攻城略地，最后导致物资供应匮乏，被迫退出关中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秀的军队，刘秀军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刘秀步步为营，在所征服之地建立新的秩序，使自己拥有稳固的后方，为最终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山东年画上刘秀攻取洛阳的情景

定都洛阳。洛阳，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建武元年（25年）十月，光武帝刘秀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地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直到初平元年（190年），军阀董卓劫走少帝，火烧洛阳。因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上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光武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刘秀定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光武帝刘秀从南阳起兵，又以河北为根据地，定都中土洛阳，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利于平定东方的敌对势力。后来的平乱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周、秦、汉、唐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洛阳即便不是都城，也是地位仅次于都城的战略重镇。新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谶语颇为流行，王莽就曾经派人按照京城格局营造洛阳，为迁都做准备。东汉定都洛阳，也有顺应人心和“天命”的考虑。

东汉定都洛阳，使中国政治中心完成了由关中地区向河洛地区的转移。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由东西对峙逐渐转变为南北轴心。

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其中，公孙述牢牢占据着益州。益州号称“天府之国”，从来都是割据者的乐园。在益州西北，隗嚣控制着陇右及河西地区，兵强马壮。

分别而论，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是这两股势力一旦联合起来，互为掎角，再加上地势之利，形势就陡然严峻起来。公孙述已经称帝，有觊觎天下之心；隗嚣则首鼠两端，静观事态的发展，不肯放弃独霸西北的现实利益。这一幕，仿佛是曹操、刘备、孙权主演的历史剧提前上演。三国鼎立的局面，若隐若现。

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辩。

画像砖《驿使图》

时光，恍然回到了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隗嚣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有眼力的政客。他已经认识到，洛阳的新政权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

马援带回的消息令隗嚣感到失望。但隗嚣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他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

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久经沙场的皇帝，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说，每次筹备打仗，须发都要变白不少。

窦融归汉。上世纪七十年代，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出土了一份官吏调动任命文书。文书上说，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甲渠候哨所的郑骏、孙良已经调离，留下的空缺，分别由五十岁的梁普和五十七岁的孙况补上。文书的所署年代是：建武五年（29年）。

出自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的还有一份起诉文书。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长官指挥不当，致使部属李丹和一匹驿马被敌人掳去，属失职行为。文书所署年代是：建武五年。

居延，是汉代的边防要塞，属张掖郡。建武五年，光武帝平定东方的战争进入了尾声，但他的势力尚未进入边远的西北地区。“建武”年号出现在西北边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得从河西窦融集团说起。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他的高祖父曾当过张掖郡太守，从祖父做过护羌校尉，从弟又担任武威郡太守，窦氏一族在河西地区很有势力，影响也很大。两汉之际，关中和中原一带战乱纷扰，河西地区远离战火，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

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抛出了“橄榄枝”。

“建武五年”的年号数次出现在居延地区的官方文书中，意味着河西集团已经脱离了隗嚣，接受了东汉朝廷的册命。窦融的易帜归汉，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

一直到建武八年（32年），河西窦融集团才真正归附了光武政权，那么从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当中，我们却能够看到建武三年（27年）到建武七年（31年）的纪年简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体制之下，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作为纪年，就表示着认同这个皇帝的统治，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可见，光武帝利用窦融集团的支持，对河西地区的隗嚣集团和公孙述集团进行了有效的制衡，使得西部地区暂时处于一种战略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光武帝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先解决东部的问题。

居延汉简

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

建武十年（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建武十二年（36年），吴汉、臧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

至此，虽然小规模的兵乱战事仍然不断，但吞舟巨鲸式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复存在。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的历史使命。

刘秀能够建立东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创业过程来看，仍然相当艰难。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大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不符合社会实际，不仅没能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光武帝刘秀顺应民心思汉的社会潮流，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成功地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东汉画像砖戴进贤冠的文官儒生，四川彭县出土。

明刻本《刘秀云台记》

退功臣进文吏。光武帝死后，汉明帝追思前朝元勋，命人把邓禹、吴汉、贾复等追随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的二十八位将帅的肖像绘在南宫云台，随时瞻仰。这就是流传后世的“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后人附会，说他们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下凡。

如何安置开国功臣，是每一个新兴王朝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百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萧何、曹参、陈平等草莽元勋出将入相，布列朝堂，演绎了一段“布衣卿相”共掌天下的历史大戏，但同时也因诛除韩信、彭越、英布等有功将帅而留下了杀功臣的恶评。

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对于这样的处置，元勋们是否甘心，我们不得而知。史书上说，功臣“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汉高祖刘邦，后有明太祖朱元璋，都因诛杀功臣而受到后世诟病。能够像光武帝这样优容功臣而君臣相安者，大概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了。故王夫之赞叹说，“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

建武十五年（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冷若冰霜。他不顾众人的求情，拒绝赦免大司徒。不久，欧阳歙死在狱中。

欧阳歙，字正思，既是权势显赫的朝廷三公，又是世代传授《尚书》、弟子遍天下的著名学者。八世博士，学为儒宗，在当时称得上是“国宝级”的儒学大师。他曾经担任汝南郡太守，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升为大司徒之后，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官位和舆论都没能挽救欧阳歙的性命。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进文吏”，便于把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扩大和维护专制皇权，才是这个政策的核心价值所在。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皇帝为调整国家统治权力结构、强化皇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所谓的“退功臣”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尤其是他们的兵权，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所谓的“进文吏”就是指进用懂得治国安民之术和封建典章制度的一些文人儒士，作为官僚机构的中枢，任用他们担任要职治理国家。光武帝通过这一项措施，最终实现了向文治的转变，确立了一整套以文官为中心的体制，这是光武帝给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光武帝以“柔道”治国，却以铁腕治吏。无论是掌权的尚书，还是虚位的三公，一旦有过错或者不合皇帝心意，往往会受到严惩。尚书官员经常被拖到皇帝面前捶扑鞭打，毫无体面可言。朝廷选拔的临民之官，也多为行政风格苛严之人。史书上说，“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曾说：“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意思是说，管理官吏，教化民众，关键在于君主。这是人治社会的铁律。

光武帝善于御下，也比较注意约束权贵，以身作则。

据《后汉书》记载，洛阳令董宣，号称“卧虎”，是有名的酷吏。他还有个绰号“强项令”，意即“硬脖子县令”。湖阳公主的奴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躲藏在公主府中，执法官吏无法抓捕。有一天，该奴仆为公主驾车外出，被董宣抓获，就地处死。湖阳公主恼羞成怒，向光武帝哭诉告状。光武帝准备用杖刑处死董宣，董宣不服，申辩一番后以头撞柱，头破血流。光武帝不忍心杀他，让他向公主叩头道歉，董宣不肯。两个侍从架着他，强摁他俯身，董宣两手撑地，就是不肯叩头。公主无可奈何。光武帝赐给董宣三十万钱，奖励他的刚直不阿行为。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晔、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

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

度田事件。“度田”，是东汉初期最重要的国策之一。秦汉以来，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本地的田亩和人口数量，中央据此确定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数量。中央政府要想维护专制皇权与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与人口方面的数字。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和财富的贫民卖身为奴，沦为地主豪强的附庸，或者成为流民，成为统治秩序的隐患。中央政府控制的赋税和劳役来源越来越少，对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的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遗憾的是，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1989年，在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了两枚木简。木简注明时间为建武十九年（43年），正是大司徒欧阳歙事发下狱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木简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田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

大司徒欧阳歙是国家一等高官，又兼学界领袖，可谓学高望重。欧阳歙之死，是光武帝以铁腕解决度田不实问题的强烈信号。光武帝本人及其核心统治阶层多出自豪强之家，所以，东汉王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豪强政权”。当豪强势力威胁到专制皇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光武帝体现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决不姑息。除了大司徒欧阳歙，还有河南尹张伋等十多名郡守都因度田不实而被处死，被处刑和免职的郡县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度田是东汉前期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所谓度田就是丈量田地同时统计户口，中央政府据此分配地方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劳役，中央政府要想更加有效地维护专制皇权和统治秩序，要想更加有效地控制广袤的国土，就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土地和户口方面的数字。

同西汉后期的“限田”和王莽时期的“井田”一样，东汉政府的“度田”举措，由于触动了豪强势力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所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妥协或者放弃，光武帝选择了坚持。失去了保护伞的地方豪强不肯让渡既得利益，甚至发动叛乱，但最终都被平息。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至此终于得到了缓解。史书上说“度田”叛乱平定之后，“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社会一派安宁景象。

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于豪族，他的核心统治成员也同样出身于豪族，光武帝能够建立东汉政权也主要是得到了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那么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满足这些豪族的利益，并且形成了一些新贵而产生了新的豪族。这些豪族的核心就是开国功臣集团，还有刘氏宗亲集团以及外戚集团。他们逐渐把持朝政，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国家统治和皇权形成了威胁，虽然刘秀采取度田等措施，对这些豪族进行抑制，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些豪族势力控制了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最终形成割据势力，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东汉墓壁画《男墓主与仆人》

对于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业绩，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有一段精准评价：“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历代史家、政客对光武帝刘秀的个人才干也多有好评。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说：“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其中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晋人袁山松认为光武帝兼具汉高祖之气度、汉文帝之仁爱、汉宣帝之明察，因此才能立国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