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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变化与崔浩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5-21 15:21:59 0 崔浩

士大夫出现的变化

华北士大夫对鲜卑或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的态度,到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据史载,北魏中期汉族名门出身的崔鉴认为鲜卑名族出身的陆叡才智度量出众,要将女儿许配给他。还有,北魏末年大乱时,汉族名士高翼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士封隆之发起了勤王之号召:“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极为讲究门当户对,汉族名门与胡族陆叡结成婚姻关系,意味着陆叡被汉族士大夫承认为一流的贵族。而“破家报国”这些言辞说明,汉族士大夫到了北魏末年已将北魏政权看成是宁可牺牲小家也要报效的王朝了,即把北魏政权视作自己所归属的王朝。

如此看来,可以认为从北魏时期的某一个时点起,汉族士大夫层对胡族和胡族国家的心情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呢?带着这个问题审视北魏政治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为北魏统一华北作出重大贡献的汉族宰相崔浩被诛事件的前后,正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

崔浩事件是指450年崔浩因编撰国史获罪被诛杀的事件。崔浩出身汉族世家,是前面提到的崔宏之子,时任北魏宰相。他在主持编修国史之后,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并将石碑树立在都城的大路旁。由于石碑上的记载“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毫不隐瞒地记述魏朝的事情,虽然详尽却并不符合典礼),引起朝野哗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乃至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都连坐被灭族。

这一事件的底下是胡汉之间的暗斗汹涌。大体上而言,可以说这是汉族士大夫将胡族视作夷狄而以江南政权为正统、胡族对此的反对和敌视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冲突。就此看来,这与此前的胡族观、汉族观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

然而,当我们稍稍深入地观察这一事件前后的状况,便可看到其中隐藏着巨变的前兆。确切地说,这些前兆包括:崔浩自己有着明确的态度(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并以此为基础摸索中国的前进道路);除了崔浩以外其他汉族士大夫也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当时的皇帝太武帝在统一华北之后,野心日益增强,希望超越以前胡汉对立的立场而成为“中华皇帝”。

崔浩的意识

崔浩对北魏的承认并致力于摸索中国的发展方向,这表现在他从军事、行政、宗教等多方面对国家政治的积极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他计划对天下贵族的家世进行整理和排序。其近亲范阳卢玄在听到他的这个想法时,忠告说:“乐为此者,讵有几人。”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认为,崔浩不听从卢玄的忠告,才导致了后来的败亡,这表明崔浩的姓族分定也以胡族为对象。

如此看来,即便姓族分定是基于汉族本位的做法,但由于其基本框架是以家世为胡汉两族共通的标准确定上下关系,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种做法为胡汉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这种具有政治规划的胡汉融合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姓族分定政策得以推行,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之间就可以通婚。只是实施这种政策的时机当时并未成熟。直到崔浩死后四十多年,因创建均田制(对日本的班田收授制亦有影响)而闻名的孝文帝才开始推行天下姓族分定的政策。

普通汉族士大夫的意识

与其他五胡各国一样,北魏从其前身代国的时候起到北魏初期,都是采用暴力手段征召汉族士大夫。据史载,拓跋什翼犍的时期,他听闻燕凤的高名而希望将其招来当自己的谋士,便命令诸军将燕凤所在的代郡团团围住,并向城中的人们喊话,若得不到燕凤,“吾将屠汝”,城中的人们非常害怕,急忙将燕凤交出。崔浩之父崔宏在道武帝准备征讨后燕时,向东方逃亡,道武帝听闻其高名,派遣骑兵一路追赶,最终将其捉回北魏。

然而,到了道武帝之孙太武帝时期,征召汉族士大夫的时候便不再带有如此浓厚的强制色彩。据史载,太武帝统一华北(439)之前,曾在431年大规模招揽汉族士大夫,当时中央命令州郡“以礼发遣”,最终有几百人应聘,到北魏朝廷做官。其中具体个案详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体上而言,这一事件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已经采用了“以礼发遣”的招贤纳士方式,与北魏初年以前那种不容分说的征召大不相同。

那么,对于北魏王朝的这种“礼贤下士”,汉族士大夫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他们还保持着与原来一样的胡族观和胡族国家观,那么北魏官方的“礼贤下士”政策也会招致他们拒绝出仕。然而,实际上却有多达数百人的士大夫应召前来。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承认胡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了。

接受北魏招聘的士大夫高允后来回顾这段经过,感叹道:“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虽然他的描述略显夸张,我们却可从中了解到当时汉族士大夫承认胡族王朝并参与朝政的心情。

那么,汉族士大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承认胡族王朝呢?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主要因素是,这时北魏已逐步推进并完成了华北的再统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充分展现北魏朝廷自信的上述“礼贤下士”政策。这是因为北魏与此前短期内兴亡更迭、动荡不安的五胡各国不同,作为控制着华北广阔区域、政局稳定的政权,北魏的存在想必对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产生了持续的巨大压力。

另外,汉族士大夫以基于儒教精神的“经世济民”作为人生大目标,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承载着民众对他们践行“经世济民”目标的期待。他们对于从西晋末年开始、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乱状态必定忧心不已,而在这一乱世中兴起的北魏王朝所展现的柔软身段,会强烈地激励他们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而选择“明主”,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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