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帝与皇太子

太武帝与时局

每当五胡的君主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时，就会与各自的势力基础即匈奴、鲜卑等胡族的旧势力产生冲突。纵观始于鲜卑拓跋部时期的北魏发展史，鲜卑民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强化帝权的举措常常与对汉文明的吸收、汉化政策等联系在一起。因为引进新的文化直接关系到王权的强化。然而，新文化的引进必然导致原有的做法、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因此，这样的行动常常遭到拓跋部下面各部族长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反对。

33 北魏（拓跋氏）系图

道武帝后来被其子清河王拓跋绍杀害，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与保守势力抗拒旨在强化帝权的各种改革（例如前面讲到的部族解散）不无关系。在道武帝死后继位的明元帝，反道武帝之道而行之，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从中也能看出保守势力与帝权抗争的影响。

明元帝之子太武帝继位后，凭借着父亲所恢复的强化的权力基础，再次依照祖法，接连推行各项改革，完善了官制和法令，并发动了许多征服战争。其结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北魏帝权的强化。然而，与此同时，北魏使得自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混乱不堪的华北地区再度恢复统一，其实力之强大，甚至凌驾在南朝之上。

这种局面意味着，苻坚先前所追求的中国全境再度统一的目标被提上了现实的政治日程。因此，这种局面当然也会对太武帝产生极大的影响，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考虑应对之道。

那么，太武帝对此有什么应对之道呢？当时有个汉族人叫寇谦之，假托受到太上老君的启示，对东汉末年产生于中国的道教进行改革，宣扬“新”道教。太武帝接受了寇谦之的教义，将“新”道教定为国教，决心成为太平真君（道教中的“救世主”）。此外，他还在灭掉十六国之一的北凉、统一华北之后的第二年，将年号由太延改为太平真君。

太武帝的意识结构

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太武帝在华北统一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一般认为，他针对新的局面，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开始以中华世界的皇帝作为自己的志向。此时，他所采用的道教并非原来的五斗米道，而是对原来的道教进行一番扬弃之后的新道教。这会让人想到，太武帝所构想的中华世界实际上并非对原来属于汉族的中华世界原封不动地全盘接收，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太武帝是历史上因推行废佛毁释而闻名的皇帝。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中一位皇帝、后赵的石虎，当听到在后赵做官的汉族人王度提出废佛建议（“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时，回应道：“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拒绝了王度的建议。

34 嘎仙洞祝文　在嘎仙洞发现的祝文中可以看到“可寒”等字样，可认为这是此后北方民族首领“可汗”、“汗”等称号的始源，是珍贵的史料

像这样，一般五胡的君主都认为佛教是外国的信仰因此与自己有所关联，对其抱有亲近感并加以保护。太武帝则不这么想。

太武帝在对南朝的宋发动攻击时，在给南朝皇帝发去的书信中自称为“鲜卑”，并以鲜卑民族的强盛为荣。另外，太武帝在位期间，北魏北方的乌洛侯国派来使节说道，拓跋部当年在现今乌洛侯国的土地上居住时，建有祭祀先祖的宗庙，现在进行祭拜仍然灵验。于是太武帝派出使节李敞为代表，前往那座宗庙祭祀先祖。1980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这座宗庙位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巨大洞窟内（参看插图29及图34）。这一史实表明太武帝在位时对自己的鲜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太武帝颁发的废佛诏，严令废除“胡妖鬼、胡神”，荡除“伪物”。一般认为诏书的执笔人就是当时负责草拟诏书的崔浩。崔浩一贯讨厌佛教，而太武帝所颁布的便是这样一位人物所拟成的废佛诏。如此说来，写有“胡妖鬼、胡神”的诏书是经太武帝本人批准的，而五胡中显然包含鲜卑。五胡的“胡”显然带有侮辱之意。太武帝基于何种原因，竟然批准了这份带有侮辱含义的诏书？经过如此一番推理，我们就能猜想到，太武帝本人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

五胡这个字眼原本是汉族创造的。另外，太武帝在进攻南朝统治下的盱眙城时，向南朝送去了一封书信，其内容流传到了今天，信中说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君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

这里所说的并州的“胡”是指东汉时期跨过长城迁居到中国山西的匈奴。原本“胡”这个字在秦汉时期专门用于称呼匈奴，后来其涵义扩大，于是有了“五胡”等用语，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等被称为“胡商”。

换言之，太武帝始终将自己看成鲜卑人，而胡是匈奴人，他将自己定位为统治鲜卑、汉族等各族杂居的中国的皇帝。

太武帝将鲜卑与此外的其他各族严格区分，并认为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争斗，无论胜败如何，都对自己有利。可以说这种狂妄的姿态与苻坚大不相同。另外，当时汉族士大夫尽管面对的是夷狄王朝，他们仍然强忍着屈辱，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而不断选择响应北魏官方的征召，为国政出谋划策，这一点也与苻坚的时期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下结论的是，从太武帝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开始立志成为中华世界的皇帝时起，胡汉对立的时代便逐渐向胡汉融合的时代转变。

皇太子所处的位置

太武帝根据这样的路线开始摸索统一天下之路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正在依照另一套方针构想北魏的未来，他便是皇太子拓跋晃。这位皇太子与崔浩以及创立新道教的寇谦之等人关系并不好。《南齐书·魏虏传》有如下记载：

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这段记载略显夸张，不过皇太子确实在太武帝的监护下被委以总揽实际国务的“监国”一职。另外，关于皇太子与崔浩的不和，还有其他的事例。

其中最严重的冲突是，皇太子笃信佛教，而崔浩却在其眼皮底下大肆废佛。皇帝亲信与作为下任皇帝的皇太子之间出现这样的分歧，可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如前所述，废佛是意欲成为中华皇帝的太武帝所实施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在追求中国再度统一的过程中所推行的措施。另一方面，据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记载，皇太子就任监国一职后，颁布了如下命令：

恭宗监国，曾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

也就是说，皇太子沿袭了中国古代周朝的政治思想，推行了振兴农业的政策。

据史书记载，由于这项政策的实施，垦田面积大增，同时禁止各种有碍生产的行为，例如饮酒、杂戏、弃农从商等。皇太子实施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政策，但可以看出禁止饮酒的法令与他虔诚的佛教信仰有关。

另外，北魏在此后孝文帝的时期还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在第七章论述）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是以中国古典时期的周代制度即周礼为范本的。周礼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制定国策的基准——从这个时候起，皇太子便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皇太子作为下一任皇帝，并不只是推崇和信仰佛教而已，他根据佛教和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描画出一幅相当明确的政治蓝图。

前面我们提到皇太子与崔浩等人关系不好，再加上前面刚刚论述的因素，也可以看出皇太子与太武帝之间的不和。换言之，当时太武帝与皇太子之间并非只是在废佛等方面存在分歧，还潜伏着关于北魏政权在统一华北之后下一步应该如何经营的深层路线的对立。

帝权扩大与抵抗势力

再仔细想想，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出现在北魏历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因此几乎可以说是贯穿北魏历史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里面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北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和皇太子之间的争斗案例，是早在中原处于三国时期、拓跋部首次明确出现在历史记载上的拓跋力微的时候。拓跋力微将自己的儿子沙漠汗作为人质送到中国留学。沙漠汗后来回到拓跋部，准备继承王位。各部族长却害怕拓跋部的风俗被汉化，便向力微进说沙漠汗的坏话，听信谗言的拓跋力微便将沙漠汗杀掉。这是北魏历史上政权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对立的案例。在北魏的建国者道武帝的时期也出现了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冲突（建国功臣卫王仪的谋反事件、清河王绍对道武帝发动的弑逆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是以部族解散为代表的道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激进改革措施与反对改革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皇太子拓跋晃的个案则是继这些事件之后出现的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冲突的又一个案例。

通观这些事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在追求帝权的确立及扩大过程中的举动，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曾论述。而身处其中的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的位置就很微妙了。因为他在与皇帝对峙时，很容易就会被卷入到反对帝权扩大的势力之中，但当皇太子即帝位之后，他也会走上跟先帝一样追求帝权的道路。

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见到的现象。然而，在北魏时期，皇帝尤其注重权力的确立和扩大。因为在北魏政权中，胡汉对立严重，皇帝严重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权力、政权分裂的危险。

北魏早在还是北方的代国时开始，便不断吞并新的地区和国家，当时的史书将原来居住在地方的人称为“新人”，而将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称为“旧人”，主要是鲜卑人。与前秦苻坚的情况相同，北魏帝权任用“新人”，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对“新人”的过多任用乃至依存于“新人”，反过来就会像苻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招致“旧人”的抗拒，甚至有政权瓦解的危险。相反，如果只重用“旧人”，又与北魏国土急剧扩张、统治地区内“新人”（主要是汉族）增多的现实相背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背离日益扩大。因此，当时的帝权便轮流将其重心放在“旧人”和“新人”上，可以说基本上注定了要将自身的权威放在超越胡汉对立的位置上。

太武帝是集双重矛盾为一体的皇帝，他一方面与鲜卑搞好团结，另一方面则重用崔浩、推行倾向于汉化的政策。他这种内在的矛盾，在超越胡汉对立、至高存在的皇帝身上得到统一。

统一了华北的太武帝，面临新的形势而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强烈地希望成为中华皇帝。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任用汉族出身的崔浩，采用寇谦之所力主的新道教。但太武帝的做法，遭到了自身尊崇佛教的景穆太子和北族势力等具有不同思维的各派势力的反对。

皇太子拓跋晃之死

这位皇太子在正平元年（451）六月戊辰突然去世。据史载，太武帝听闻太子死讯放声痛哭。然而，四天之后很快就将皇太子葬在北魏历代皇帝的陵墓中。别的史料显示，由于皇太子宠任的官员犯了罪，太武帝震怒，将该官员处死之后，皇太子因担惊受怕而死去。换言之，这说明皇太子的死有蹊跷。

皇太子去世的这一年是正平元年，正值统一了华北之后的太武帝倾巢出动征讨南朝之际。在此前一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出兵南伐，十一月便兵围徐州彭城，十二月渡淮水。很快攻陷淮西、淮南，在十二月底终于抵达南朝宋的都城建康对岸长江边上的瓜步山，并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第二年即皇太子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一，太武帝在长江岸边集结各路军马，论功行赏。紧接着在第二天即正月初二立刻回师，二月皇太子在鲁口（今河北饶阳南）的行宫接驾，三月回到京师平城。

抵达建康对岸的瓜步时，北魏军砍苇制筏准备渡江。为此建康城内高度警戒，紧张万分。然而，太武帝旋即从瓜步撤退北归。南朝为了应对这场战争而军民疲敝，南朝宋正处于历史上被视为全盛期的元嘉之治，却因此受到冲击而走向衰落，然而，北魏军在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军威之后，却“突然”撤退，令人费解。

从史料中找不到这时与宋结盟的北方蒙古高原的柔然有什么举动，也没有发现太武帝卧病不起等对实施作战有重大影响的北魏军内部突发混乱的记载。据当时的史载，南朝人对于北魏军队此时的突然回师也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来推测其原因，可以想到的包括长期远征将士疲乏、军粮不足等。但是，假设当时情况真是这样，既然已经作势准备渡过长江，在南伐的紧要关头于正月初一论功行赏，却又在第二天迅速撤退北归，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情形确实是不正常的。

在现已亡佚的《宋略》残篇中，则提到在太武帝南伐途中留守国都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谋反。太武帝闻讯派人向平城送信，谎称皇帝在南伐途中驾崩，并在皇太子前来迎接太武帝灵柩时将其擒拿。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认为这不过是流传于江南的小道消息不足为信，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如上所述的太武帝和皇太子之间的路线之争等因素，尽管现在不可能再现皇太子之死的细节，但在南伐军突然回师北归的背后必定是因为国都平城出现突发事件或太武帝接到类似急报——这种推断恐怕更有说服力。

前面我们对当时的具体状况稍稍进行了深入探讨。总而言之，在太武帝内心深处，既保持着鲜卑自我认同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思想，同时在这种意识之上，又带有开创更高层次的中华世界的图谋。这时，对于他而言，不在其意识之内的佛教想必被视为有害无益之物。这样一来，尽管与崔浩之间存在着基于胡汉两个民族的不同立场的区别，但可以说太武帝创造中华世界的志向最终与崔浩的追求是一致的，即两者都具有向胡汉融合的方向收敛的特性。

普通胡族的意识

除了胡族君主太武帝以外的普通胡族们（拓跋鲜卑）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拓跋鲜卑领导层的其中一人、长孙嵩非常反感深得太武帝宠任的崔浩。这样的反感是在当时拓跋鲜卑的许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是酿成崔浩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崔浩事件表明，在当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本族与外族的区别，而汉族仍然是受到排斥的异族。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大部分拓跋鲜卑的汉族观与五胡十六国时期其他胡族的汉族观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拓跋鲜卑从华北统一时起，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掌握了汉语。一般认为，这种情势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拓跋鲜卑对汉族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