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司马炎的登场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出生于魏青龙四年（236年）。其母亲叫王元姬，外曾祖父是魏国元勋王朗，外祖父是著名的思想家王肃。年轻时司马炎是一位贵公子，人称“宽惠仁厚，深沉而有度量”，甚至据说在根据九品中正制度评定乡品时，其出生地河内郡无人能比。

出仕后他历任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曾担任过的官职，264年被立为晋国的世子，进而在父亲去世后，于265年八月继任司马昭原来的晋王和相国的官爵。紧接着在十二月终于接受魏帝（元帝）的禅让，即帝位（十七日），改年号咸熙（魏）为泰始。

当我们审视司马炎初期的政治时，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所任命的重臣大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名望人士。这与曹操重才干轻德行的方针大为迥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送出了一道厚礼，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而且一律提升五级。

民爵赐予是指汉代重视乡村的年龄秩序，赐予乡村的父老爵位和酒肉，并由父老在乡村的社中主持祭礼，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

司马炎的这份民爵“大礼”有着强烈的倾向性，其意图是在西晋王朝建国之初笼络民心。然而，我们在审视前述司马炎重视礼教的施政特色时，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努力克服东汉末年至魏朝的苛政，构筑以礼教为基础的国家。

15 晋武帝司马炎（历代帝王图）

另外，司马炎在即位后的次月，即泰始二年正月，分封司马氏一族二十七人为郡王。魏朝除了魏明帝时期稍有缓和之外，根据曹丕的遗命，王族宗室之人一概不得就任官职，并始终处在国家的监视之下。曹丕与因七步诗而闻名的曹植兄弟之间的“相煎”便是这种宗室关系的一个明证。这种宗室抑止政策，从某一方面上看也是东汉末年以来同族之间难以互信的混乱时代的产物。

然而，西晋时期却与此相反，允许宗室出仕甚至就任高官，且宗室所受到的优待不只如此。这种政策的推行，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干弱枝的性质，而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魏朝情况，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司马炎希望纠正魏朝的过酷政局，将政治建立在宗室之间团结友爱的基础上。

泰始元年，司马炎解除了汉魏时期宗室任官的禁令，对官员的任用显示出极为宽大的态度，例如任命曹植之子曹志为太守，任用诸葛亮的子孙为官等。这方面也跟他的政治姿态有关。

吴的灭亡与天下复归统一

吴国方面，在241年孙权晚年时，皇太子孙登去世，新皇太子孙和与备受孙权宠爱的孙霸两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发展到250年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孙权去世（252年），臣下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扩大。旧太子党的诸葛恪与孙霸派的孙峻、孙綝等人明争暗斗，专权擅势，吴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自我瓦解的边缘。

16 吴（孙氏）系图

在这种情形下，孙权之孙、年少的孙皓于264年即位。然而，他却不顾王朝濒于崩溃的危机，热心营造宫殿，不断实施残虐之举。这些所作所为大概反映了孙皓对王朝临近灭亡的不安以及年少皇帝为了确立权威而带有的焦虑，而他也就成了此后南朝各个暴虐的末代皇帝的嚆矢。

孙皓即位与司马炎称帝时间很接近。这是司马炎再次统一天下的一次绝佳机会。司马炎的心腹羊祜以及羊祜事业的继承人杜预等人大力劝说司马炎发动讨灭孙吴的军事行动。然而，朝廷内部持谨慎意见的人很多，在司马氏禅代中立下大功的贾充甚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其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只是因为他们有的是不希望帝权进一步加强的贵族阶层；有的认为讨吴的计划是皇帝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密议而自己被排斥在外，因而感到焦虑；有的觉得天下统一时自己无法参与论功行赏而心怀不满。

17 走马楼木简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设工地出土了大约10万件简牍，其中有很多吴简，期待取得研究成果

这一点与后来西晋末年所蔓延的先私后公、惘误国事的风气可谓“一脉相承”，需要我们注意。不过结束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使天下复归统一的计划如箭在弦，并没有构成其实施统一计划的障碍。

279年十一月，讨伐孙吴的诏书终于发布。东西两路大军二十余万人马从淮南和湖北一同南下，水军则从已成为晋朝领土许久的蜀地顺着长江而下。晋军很快在次年二月便攻陷吴国的江陵，三月攻入吴都建业的防守要地石头城，随后攻破建业。孙皓依照亡国之礼，肉袒面缚，向晋军投降。至此持续了四代五十二年的吴国灭亡，中国在晋代复归统一。

根据晋朝查抄的当时的记录，吴国共计户数五十二万三千，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两千，兵二十三万。

军备撤废与户调式

武帝统一天下后，实施了两大政策。其一是军备撤废，即除了若干例外，将州郡所属的士兵解散归农。这项政策是为了从长期延续的战时体制回归到平时体制而在军事上进行的改革，有情况时便将驻扎在洛阳等军事要冲的中央军派遣到地方，旨在结束地方分权的军事格局。

其二，武帝制定了占田课田制的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征税制度。占田法规定，男子一人七十亩（约五公亩）、女子三十亩，按夫妇一户为单位向国家申领耕地耕种。另外，对于官员，第一品五十顷（一顷为一百亩），以下逐品递减五顷，到第九品为十顷，承认其耕地所有权，根据其身份制定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对大土地所有进行限制。

同时制定的课田制规定，按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减半（二十五亩），各分摊应课税的土地数量^[4]。东汉末年，196年曹操在其老巢许县开始实施屯田制，不久推广到邺、洛阳、长安等地的郊外，在中央司农卿的管辖下致力于农业生产。当时被称作“典农部民”、“屯田客”的这些屯田民，配给官牛的有义务向国家缴纳收成的六成，而自带私牛的则需缴纳五成。从屯田制中所得到的收益，为魏国国力的充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屯以外，在近邻吴、蜀前线的淮南、关中等地则设置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军屯。司马炎称帝之后不久，军屯在魏晋革命时便废除，而民屯则在平定吴国之后便被取消，屯田民全部编入一般州郡的户口中，其负担也与普通民众齐平。然后在平定吴国之后又颁布了课田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课田制是以魏朝的旧屯田民为实施对象的，反映了政治方针从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大转变。

18 石头城　位于南京城西北。南北全长约3000米。原为楚威王的金陵邑，筑于公元前333年，211年孙权重新在此筑城，命名为石头城。是建业（建康）攻防的要地

通过占田课田制农民分配得到一定的土地，保证了再生产，并需承担义务，按户为单位向国家缴纳在耕地上生产的谷物（田租）和绢（调）。

280年武帝实施了基于占田课田制的户调式税法，将汉代人头税方式的课税变更为以户为单位，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法。

除掉齐王司马攸的计划

齐王司马攸比司马炎小十岁，是司马炎仅有的一位同母胞弟。司马攸聪颖过人，受人爱戴，从小祖父司马懿就对他寄予厚望。司马懿让他过继给司马师做后嗣，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其父司马昭对他也多有关照，在生前曾表示：“我现在是替死去的兄长（司马师）代掌相国之位。我去世之后，大业应该由司马攸继承”、“这是景王的天下。我怎么能够取而代之呢？”然而，最终这一安排并没有实现，齐王司马攸在晋朝建立后，在朝政的中心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天下统一两年之后，282年，司马炎命令齐王攸前往自己的封国齐国。其背景是兄弟之间的不和，这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这两个同母兄弟一样。另外，司马炎的嫡子司马衷（后来的惠帝）是个政治低能儿，是后来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中国大崩溃的一个关键人物。当时许多朝臣早就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在司马炎的继承人选上，司马攸乃人心所向，被寄予了厚望。

在灭吴前的275年，国都洛阳流行疫病，死者过半，事态非常严重。司马炎自己也身患重病，一般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司马炎就认真考虑要将司马攸除掉了。

于是几年后就有了司马炎强令司马攸到其封国赴任，当时有许多朝臣谏言反对，然而司马炎禁止这种进谏，但凡提出谏言的朝臣都遭到降职等处罚，因此皇帝的一意孤行未被阻止。

司马攸自己对这个命令感到忧愤交加，终于生病。尽管司马攸身体有恙却仍被勒令启程，两天后在途中吐血身亡。震撼朝廷的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自此以后不再有朝臣向皇帝秉言直谏，西晋王朝原来开明的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变得闭塞了。

愚昧的皇帝司马衷

武帝之后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是武帝与皇后杨艳所生的次子。其长子年幼夭折，在平定蜀国之后，267年正月，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

惠帝愚昧无能，在听到因战乱而无粮食的难民闹饥荒时，竟然问“何不食肉糜？”如前所述，从司马衷做皇太子时起，朝臣均已知其无能，重臣卫瓘在宴席上跪在武帝面前，摸着武帝的御座，叹息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朝臣从这个时候起就对武帝逝世后司马衷能否承担起皇帝的职责表示怀疑。

武帝自己大概也不会看不出皇太子的问题，但据说由于亲生母亲杨皇后的宠爱，再加上对皇太子之子司马遹存有寄托未来的期待，便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当时朝廷有的大臣希望废掉愚昧的皇太子，改由司马攸继承皇位，有的大臣主张由司马攸辅佐惠帝，掌握实权，总之对司马攸舆望甚高。然而，正如前面所述，武帝最终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选择了一条让舆论失望的道路。

后来，武帝晚年的朝政被杨皇后的族人杨骏所掌控，武帝死后杨骏出任辅政大臣，宛如东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情形再现。

司马氏三代之功过

至此我们已经论述了司马懿父子通过权谋术数，实现了魏晋禅代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司马氏一族追求私利的结果。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生于东汉末年的动乱之中，作为具有儒教修养、名望很高的人士，也具有经世济民之志。

他们恐怕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对于结束东汉末年直到三国时期严酷乱局的热切期望。前面我们所审视的民心从曹魏转移到司马氏，也与这种舆论的趋势有着密切关联。正因为如此，这种民心向背强烈地要求通过魏晋禅代而即帝位的武帝审时度势，排除私利，确立公权。

关于前面所论述的占田课田制，尽管研究者围绕着其实际情况存在各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但都不怀疑这种土地制度对豪族以追求私利为驱动的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也认同这种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遍布各地的自耕农的再生产。占田课田制还为此后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所继承。另外，在司马氏三代间逐步确立了贵族制，在这种贵族制是根据当地的舆论形成的情况下，它对公权的再度确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与这种公权再确立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司马氏政权内部始终存在权力的私有化行动。例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希望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然而我们从一律提升五级的赏赐“大礼”中，可以看穿他企图以此诱导舆论的恣意心态。

皇太子与司马攸争位一事也明显地反映出在本应视为公权之要的下任皇帝选定上，司马炎存有私心。当此后局势一步步陷入外戚专权的深渊时，可以说后续时期混乱的端倪，已在此时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