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时代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了《孔子世家》一篇。所谓“世家”记述的是吴、齐、燕等王国的历史，所以将孔子个人列入世家有其特殊的意义。就汉代司马迁来看，孔子（前551—前479）的时代是五百年前的过去。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已听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正是继承过去全盛时代的机会！”实际上五百年只是个概数。从孔子之死至司马谈之死，其间不过三百七十年而已。周公旦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武王亡后又辅助年幼的成王执政，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人物，所以实际是在九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孔子与“一千年”前的周公子一样，在汉代人看来都是理想的人物。也许称为“圣人”更好。汉代人将孔子予以理想化，以此成为后代儒教历史的起点。可以说在武帝统治时期，儒教进入了支持汉王朝政治的时代。司马谈曾论述了六家的学问。“六家”指的是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西汉初期的儒家不过是一家学问而已。司马谈其实更倾心于道家。但是，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压制道家等其他学问，与政治结合了起来。

116 杏坛　据说是山东省曲阜孔庙中的孔子曾经讲学的地方

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造访了鲁国。那里有祭祀孔子的庙堂，祭祀的礼器一应俱全。诸生定期在孔子故居学礼。司马迁为那种光景所感，一时流连忘返。孔子以布衣（庶民穿着的麻衣）身份能使其学问流传十数代，是位罕见的思想家。由此，司马迁发现了将孔子作为世家予以记述的意义。被秦始皇毁灭的东方齐鲁国的学问，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封杀的称为儒教的学问，在一个世纪之后与汉王朝权力相结合，恢复了权威。

《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史记·孔子世家》则是孔子的传记，记述了其从出生至死亡七十二岁的人生。这是司马迁汇集了《春秋左氏传》等著作内容撰写的传记。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父亲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据记载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因出生时头部中央有凹陷，故取名“丘”。孔子本名为孔丘，字仲尼，尼丘来自孔子出生的曲阜南部的山名。家虽贫，幼时学习经书的学识使他成为了鲁国季氏的官吏。他掌管财务很公平，管理家畜则牲畜增殖。然而，他离开鲁国，在齐遭到排斥，从宋、卫逃脱，受苦于陈、蔡。生平曾向七十多位君主请求官职，均未得到厚遇。因为感叹鲁国政治的混乱，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召集门人，专心传授学问。据说孔子叹息周代礼乐的衰退，致力于礼乐的重建，所以他纠正诗（《诗经》）、书（《尚书》或《书经》）中的错误、复兴礼乐，写成《春秋》，倾心于易（《易经》）而作系辞传。孔子所传授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再加上乐的话，就是六艺。

117 孔子墓　位于曲阜孔林（孔子一族的墓地的中心，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

直至景帝时期，儒者没有显著的地位。在武帝时代才迈出了走向儒教国家道路的第一步。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建元元年（前140）设置五经博士。但是《史记》未见此记载，实际情况不明。由博士传授儒家的教科书，一个博士并不能精通所有五经或六艺，因为儒学已经形成为庞大的学问体系。

儒家主张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有别之说，因此儒家的学问被选中为维护帝国体制的学问。的确，从祭祀、葬礼直至封禅、外交，礼都不可或缺。但解说礼的秩序的仅是六艺之中的《礼》，儒家学问并不限于此。《诗》是讽刺政治的，《书》是称赞先王事迹的，《易》的革命思想是讲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春秋》旨在以史为鉴，《乐》乃宗庙祭祀所必备的。儒家有着如此广博的思想体系。

118 四川的讲学画像石　作为维持汉帝国体系学问的儒学，由博士向弟子口头传授（《巴蜀汉代画像集》）

汉代的儒家之所以能够被封为儒教，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由此，形成了各个专门领域。进行各专门领域传授的，专治《尚书》有伏生（文帝时期人物，以下同），《诗》有申培公（高祖）、辕固生（文帝）、韩婴（文帝—武帝）、王臧、赵绾，《春秋》有董仲舒（景帝—武帝）、胡母生（景帝）、公孙弘（武帝），《礼》（《礼记》）有高堂生，《易》有田生等人传授。博士弟子是从全国召集来的优秀人才，包括数百名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在武帝时代这些学者并不仅限于成为博士，正像孔子那样，作为丞相等高官积极从政。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的博士时向弟子口授过《春秋》，后来做了武帝两个兄弟所在江都国、胶西国的丞相。他以《春秋公羊学》和灾异学为理论基础，提供政策性建议。建元六年（前135）地方上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首都也发生了高祖长陵陵园便殿的火灾。武帝因此向董仲舒咨询，董说此乃天意。孔子出生的鲁国定公、哀公时代的宫殿也曾屡屡失火，是鲁国违反礼而建庙、建宫殿所致，同时也暗示了鲁国有乱臣季氏。董仲舒是将过去的历史与武帝时代进行相互对照。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作为儒家的理想时代是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础是满足民众的温饱，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发展经济。董仲舒以井田制为理想：即按“井”字形状平均地划分出九块耕地，由八个家族各持一块私田，剩余的一块作为公田。这是一种实现平等、公有的土地制度。由于自秦以来允许土地买卖，造成了贫富差别悬殊。这种情况被看做是战国以来实施富国强兵政策、掠夺民力的结果，受到了批判。虽然秦的政治至汉朝得到继承，但如今的汉则试图通过儒家予以改变。贫困者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一年的国境警备兵役，或一年的首都警备任务，此外还要负担一个月的郡县劳役。田租、口赋（人头税）负担也很重。耕种豪族土地的小农，收获的十分之五都被掠夺了。

典型的农民家庭是一家五口，有百亩之田。一百亩土地是100平方步至240平方步的面积。“一步”的长度相当于左右脚之间一步的步幅，大约1.3米，由此可以想象出长24步、宽10步的面积。农民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种植收获谷物，储存足够生活需要的谷物之后，把剩余部分卖给国家换取钱币。人头税是要用钱交纳的。衣料等生活用品也需要用钱从市场购买。董仲舒为了救助这些农民，提出了限制土地所有的“名田”政策。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曾向文侯提出了土地与富国的政策，其中详细讲述了农民的家庭收支情况。以他的计算方法换过来考虑现在汉代农民的情况的话，一家五口，百亩之田。谷物在北方是粟或小米，在南方生产的是水稻，虽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以一亩收获一石半计算的话，则是一百五十石。实际上很多农民没有百亩之田。首先要交纳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作为田租。余下的一百四十五石之中，一家口粮如以每人每月消费一石半计算的话，五人一年需要九十石，换算起来仅剩余五十五石。以此换钱，按一石三十钱的话，可以换得一千六百五十钱。人头税是成年人一年一百二十钱，三至十四岁儿童一年二十三钱的口赋，一家三个成人、两个孩子的话，每年须缴纳四百零六钱。结果，剩余一千二百四十四钱。乡里的祭祀费用须出资三百钱，衣服每人每年三百钱的话，五人需一千五百钱，至此已经出现五百五十六钱的赤字。如此吃紧的生活，每年还要受到气候、灾害的左右，将难以维持。

119 粟　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元朔六年（前123）发生了一起打击武帝的事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数千人受到处罚。这是一起在与匈奴战争正式爆发时的内乱。甚至董仲舒曾经供职的江都王和胶东王也试图响应。吴楚七国之乱未必不会再度发生，所以必须及早处置。

刘安为高祖之孙，乃淮水河畔的淮南王。父亲刘长本是拥有四郡领域的大国王，因谋反罪王国被一分为三，刘安继承的是其中的淮南国。他身边集结的食客编纂了《淮南子》这部被称为杂家的著作，书中特别以道家为中心汇集了各种思想。这位淮南王因为太子的一些琐碎事件，被中央削减了领地，还不断地被中央怀疑为有谋反的企图。

严厉制裁谋反的法律，是中央为了抑制诸侯国所设立的。张家山汉简《贼律》规定：谋划反乱的“谋反”，不仅本人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同母兄弟）不问年龄一律弃市。刘安的反乱并未实施。其王后、太子被捕，数千人连坐。详细提供谋反经过的证词的人是在刘安身边供职的伍被。他供认准备了进攻长安的武器，还企图伪造皇帝玺印和高官印章。博士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也是治《春秋》学的，他严厉处置了这一事件。最终，淮南国灭亡，改置为九江郡。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董仲舒被东汉人称为“儒者之宗”。儒学不是书桌上的学问，就像孔子当年那样，儒家总有着关心现实政治的意识。但是，一旦对现实绝望的话，就归而从事学问。董仲舒也是如此。

儒家参与政治方式也各有不同，像司马相如是作为诗人参与政治的。他创作了《大人赋》《子虚赋》等，以诗的形式讽刺现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司马相如还批判了武帝攻打南夷、侵略北狄的行动。司马相如本人出身于蜀郡成都，对自己家乡成为战争牺牲品感同身受。巴蜀即现在的四川省，战国时期的秦国征服这里以来，不断得到开发。与贫穷的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之家，就是秦在攻破赵国之后，被迁徙至蜀、最终成功发展为制铁巨富的，拥有奴隶上千人。司马相如以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讽刺了发动西南夷战争的武帝。可以借儒家学问讽刺皇帝的汉王朝体制，应该说是还一种健全的体制。司马相如的文章采取了自己作为使者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下面将对话内容择其要摘引如下：

蜀父老曰：“天子与夷狄的关系，国交勿绝而已。如今，巴蜀、广汉人人为牺牲，为开辟通往夜郎的道路已经劳苦三年尚未完成，民已疲惫。如今要关注西南夷，可又为的是什么呢？”

使者（我）曰：“《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若有未得沐浴天子恩德者的话，乃天子之耻。四面都已德化，愿西夷、南夷也能够接受天子的爵位。民虽困苦，王业却不能不继续。”

蜀父老叹息曰：“汉的恩德很伟大，百姓虽已怠倦，我们自己努力吧。”

文章讽刺了汉天子的无义战争，坦率地表达了蜀地人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