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的女性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八岁昭帝的皇后是年仅六岁的上官皇后。昭帝二十一岁去世后，昌邑王刘贺即位，上官皇后十九岁就当上了皇太后，又由于昌邑王旋即被废和宣帝的即位，她一下成了太皇太后。从皇后到皇太后，又到太皇太后历经四十七年没有被废。她是上官安与霍光的女儿所生，是得以从后宫观察西汉政治的少有女性。元帝建昭二年（前37）五十二岁时去世，被合葬于昭帝的平陵。

皇后之下的夫人中居最高位者，在武帝时叫婕妤，下面是娙娥、傛华、充依，此后的元帝时期又在婕妤之上加了昭仪。再下面的女官称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涓，即清纯）、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高祖的戚夫人（戚姬）、薄姬，文帝的慎夫人，武帝的陈皇后、卫皇后之外还有李夫人、王夫人、赵婕妤等等，其中成为皇太子的是赵婕妤的儿子，即昭帝。成帝的班婕妤是从少使升为婕妤的。元帝的冯昭仪从长使数月之间成为美人，又升为婕妤、昭仪的。

132 灰陶加彩女子立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温柔的姿态使人欣赏到汉代女性之美

侍奉于中央官厅或宫殿的女性称为“宫人”，以区别于皇帝掖庭的女性。赵飞燕是从长安的宫人进入后宫的，这位赵飞燕在当上皇后时，侍候在她身边有官婢曹晓、道房、张弃等。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做一名官僚的妻子可免除死罪。孔子后裔、成帝时期廷尉孔光救了淳于长的小妻（妾）。围绕这一判决他的判断与中央官僚的顶尖人物发生了正面冲突。

淳于长在大逆罪被发现之前，已经与小妻迺始等六人断绝关系，由其改嫁了。按丞相和大司空的主张，法律适用于犯罪发生的时点，所以犯罪时的妻子应该连坐。大逆罪规定父母、妻子、同产不论年龄一律弃市。然而，孔光以儒教解释法律，认为夫妇是由“义”结成的，如果没有了“义”可以分离。淳于长在没有触犯大逆罪之前，已经与迺始断绝关系并由其改嫁，这意味着夫妇间纯粹的“义”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判其妻死罪是不正确的。皇帝认可了孔光的判断。

侍中卫尉淳于长，是作为卫尉统辖长安城内各宫殿的警卫兵，作为侍中他往来于皇帝与后宫之间。由于他谋划了被废许皇后以“左皇后”复起的事件，被判为大逆罪，死于狱中。淳于长当初由于拥立身份低微的赵飞燕为皇后，停止了耗费巨资的昌陵陵邑的徙民（向陵邑移民）计划等功绩得到赏识，升为中央高官。但是，淳于长权力增长之后身边养了许多妻妾，不断受到淫乱的非议。淳于长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甚至将她作为自己的小妻。被废的许皇后曾通过姐姐赠与淳于长大量金钱，请求他向皇帝疏通恢复原来的身份。

成帝猝死之谜

绥和二年（前7）三月丙戌，四十五岁的成帝死于未央宫。《汉书》卷八《孔光传》载曰“上暴崩”，即猝死。《汉书·外戚传》载：“帝素强，无疾病”，采取了对其猝死存疑的记录手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方面是左将军孔光与赵皇后（飞燕），以及由二人拥立的太子定陶王；一方面是元太后与王莽联合的势力。成帝在夜里还好好的，撰写了任命孔光为丞相、封其为博山侯的赞辞，并亲手交给了孔光本人。到了乡晨（黎明前）就不能自己穿衣，甚至说不出话了。昼漏上十刻（约早晨四点半）死亡。民间马上怀疑此事为赵飞燕妹妹赵昭仪所为。成帝死后，皇太后（元后）让大司马王莽调查成帝猝死事件时，赵昭仪自杀。

赵飞燕本是侍奉于长安官厅的宫人，是从阳阿主家来的女子。她侍奉于阳阿主家时，学习了歌舞。号称“飞燕”，顾名思义，形容她轻快的舞姿。成帝微服路过阳阿主家门前时，偶见飞燕的身姿，于是先后召她与妹妹一起入宫为婕妤。由于这种经历，成帝欲立其为皇后时，遭到皇太后的反对。然而，借助淳于长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成帝的皇后。虽然没有生子，仍然受宠十数年。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昭君出塞》是由现代作家曹禺撰写脚本的京剧剧目。西汉元帝时期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故事，自古以来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弦。唐代的李白、白居易都曾咏唱过王昭君。大江朝纲（十世纪的日本学者）的七言律诗中也吟咏过王昭君，它不但被收入日本的《今昔物语》，还成为雅乐、能的演出曲目。王昭君的形象在金代宫索然《名妃出塞图》（由阿部收藏）、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卷》有所描绘。在日本也有菱田春草《绢本着色王昭君图》（山形县善宝寺、财团法人致道博物馆）、安田靫彦（足立美术馆藏）的绘画。

这位如此受人爱戴的女性的故事，在此不必重复讲述。这里只想对王昭君在汉代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后来又是如何被传说化的问题稍作分析。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最基本的史料出自《汉书》卷九《元帝纪》的以下记载：

133 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画师为王昭君写像一节

竟宁元年（前33）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德（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竟”通假“境”，取国境安宁之意），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这位王樯，南郡秭归县出身，字昭君。被元帝后宫选中，未得皇帝宠爱，嫁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皇后阏氏。然而，它还不是人们所最为关心的。

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积极请求迎娶汉氏女性，愿为汉婿。元帝将后宫良家女王牆（即樯）、字昭君，赐予单于，单于大喜。其后，王昭君取得宁胡阏氏之号，生儿伊屠智牙师，即后来的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即位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去世。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即位之后，以王昭君为妻。生有二女，长女叫须卜居次，次女叫当于居次。“须卜”、“当于”各为其丈夫的氏族名。

从以上《汉书》的记载虽然看不出王昭君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后宫、进入匈奴之地的。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汉与匈奴之间以后宫女性为中介达成了姻戚关系。而且由此可知，尽管王昭君并非汉刘氏女儿，但由于是刘氏皇帝的后宫，所以作为与汉氏（汉室）的正式婚姻关系是被认可的。王昭君入匈奴之后，亲身实践了匈奴人娶父亲遗孀后母（非生身母）为妻的婚姻制度，成为单于父子两代的妻子。

王昭君如此非凡的生活经历后来被传说化了。《西京杂记》记载了元帝后宫为宫女画肖像的画工。安陵县陈敞、新丰县刘白、龚宽比起画人物更擅长画牛马、飞鸟。杜县阳望、樊育能够巧妙地运用绘画色彩。最为出众的是不论美丑老幼，都能逼真地画出模特人物肖像的杜陵县画工毛延寿。这里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画工的名字，他们都居住于长安周边地区。

据说在高祖被匈奴包围时，陈平就曾让画工画了美女，悄悄送给单于阏氏。对阏氏说汉有如此的美人，高祖打算将她献给单于，以解眼前之围。阏氏唯恐失宠，就对单于说汉天子有神灵，想得到汉的土地是不可能的，试图让单于放弃对汉的兴趣。

远嫁北方游牧民并非开始于王昭君。皇帝以及刘氏诸侯的女儿称为公主，在此之前已经有武帝侄儿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宗室女儿，江都翁主）刘细君出嫁为乌孙王昆莫的妃子，号称乌孙公主。乌孙与匈奴同为游牧民，本来与大月氏都居于敦煌附近，汉为了抑制匈奴，有必要与乌孙联手。乌孙以一千匹马作为彩礼送来，汉将细君嫁给乌孙为妻。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

历代女性的化妆

如果考察中国古代历代女性化妆方法的话，对其因地域、时代喜好而流行的特点会有明显的感受。汉代宫中女性的化妆与唐代女性显然不同。

唐代宫中女性的化妆极为细致。其顺序是：一、面部全部抹铅粉铺粉底，二、两颊涂上圆形胭脂红，三、描眉，四、额头贴花钿（花纹发饰），五、靥（酒窝）中点红点，六、鬓角描出斜红（新月形红色），七、涂口红。唐代女性化妆的模样在西安、敦煌莫高窟、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壁画以及唐三彩上都可以见到。若追溯唐代这种华丽化妆源头的话，汉代女性化妆的特征就浮现了出来。

伏羲、女娲的人面蛇身男神、女神模样多见于历代绘画。较早者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的女娲像（无伏羲）、洛阳卜千秋西汉墓壁画、四川省崇庆县出土东汉画像石、南阳东汉画像石、徐州东汉画像石的伏羲、女娲像，下至唐代有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饶有兴味的是，从这些女性的化妆和服装可知，虽然是神话上的同一人物，却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汉画像石由于色彩脱落，不清楚面部化妆的样子。马王堆、洛阳汉墓所见人物的化妆方式很清楚。马王堆帛画中间最上方的太阳与月亮之间，绘有一女性。其服装上下相连，宽袖深衣，头发从后面一直垂到下半身，脸部没有化妆。洛阳汉墓的女性身着汉代一般的深衣，盘着发髻，两颊上隐约涂红，口红仅涂于唇中央部分。

再看唐代的女娲，反映出吐鲁番的地域性，明显是一种西域风格鲜艳花哨的化妆。身着敞胸上衣与裙子的女娲，不仅有花钿、浓厚的圆形颊红、嘴唇涂满口红，而且眼睛周围也抹上红色。

134 化妆工具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梳子齿密度一厘米的距离内有三齿的称为“梳”，六至七齿的叫做“篦”，十二至十三齿的为“”（《汉代文物大展图录》）

汉代女性的化妆，当初是继承战国以来传统的化妆方法，以米粉为白色底粉，涂以油脂、丹砂的口红，不剃眉而描眉黛。但是在与西域交往之后出现了变化，吸收了游牧民族女性习惯。传入汉代的游牧民族女性化妆法，是使用颊红和胡粉。

《史记·匈奴列传》的《正义》所引《西河故事（或旧事）》中留下了汉军使匈奴人失去祁连山、焉支山之后悲怆的匈奴歌谣：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祁连山丧失了，六畜（牛马羊猪狗鸡）不再增加；焉支山麓是红花生长的地方，失去了那里，匈奴女性从此无法化妆。据说北方游牧民将花绞成汁，然后干燥为红粉，混以羊等动物油脂做成胭脂，涂于妇人面部。有趣的是“胭脂”又写作“焉支”、“燕支”，与匈奴单于夫人的称谓“阏氏”的发音相同。再说“胡粉”，东汉《释名》解释曰：“胡粉，胡糊（稠粥）也，脂和以涂面也。”与汉族传统的白色米粉不同，混合以油脂而有黏性。与胭脂同样在寒冷干燥气候条件下，有着保护皮肤的作用。

【帛书与简牍的时代】

纸在汉代尚未普及，文字的书写材料是简帛。“简”，即简牍，就是以竹或木为材料做成的简（细窄的札）和牍（有一定宽幅的板）。“帛”，即丝绸，上面有绘画或文字。帛很昂贵，简牍笨重不便，纸则解决了这些问题。

图九 里耶秦简——2002年6月偶然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酉水畔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井中挖出了三万六千枚简，上面写满了秦代的隶书文字。这些无名官吏留下的文书，为我们了解秦始皇的时代提供了新的视点。

图十 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出土的高平道驿置道里簿、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河西道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的驿置道里。两简相互参补，可以复原一份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了解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
(一)高平道驿置道里簿——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破城子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二）甲渠侯官检（两枚）——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甲渠侯官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十一
(一)肩水金关检（两枚）——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甘肃敦煌市悬泉置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二）悬泉置检（两枚）——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甘肃敦煌市悬泉置出土。（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十二 秦万里长城——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范骑兵的侵入，在国境上修筑了长城。秦灭六国、统一全国时，废弃内地长城，为了防止匈奴的南下，仅留下了北边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号称万里长城的全貌，至今尚不完全清楚。既有石垒的长城，也有夯土的长城。

图十三 汉长城——西汉武帝时期，在秦始皇长城以西又修筑了新的长城。即从河西走廊到敦煌的长城。敦煌玉门关与阳关是两个关卡。在玉门关附近长城向东西两方延伸。为了夯实沙土，采取了在土中加以红柳枝和芦苇秆的独特建筑方法。正因为如此，长城历经两千余年沧桑，依然坚固地保存了下来。

图十四 阳关——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送别诗而闻名的阳关遗址。

制服暴龙

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屡屡泛滥。决堤的河段从武帝时期的瓠子，进而向下游移动。仅以宣房宫阻塞，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关于黄河洪水，现代人常提到河南开封附近的河段，而汉代比这里更为下游的河南省濮阳县一带，是屡遭洪水泛滥的地域。黄河在广大平原地区缓缓流淌，使得泥沙沉淀，河流阻塞。今天黄河虽已不再流经这里，但现在的地表仍是黄河留下的泥沙。

上文提及2004年3月笔者做过实地调查。从那红色沙漠似的古代黄河故道，再次感受到黄河的巨大。提到沙漠会使人联想到白沙，而过去黄河沉淀的泥沙是黄土，所以变成了红沙。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现被葬者周围有用蛤贝排列出的龙和虎，作为中国最早的龙曾成为一时的话题。新石器时代的黄河，虽然在比这里更为偏西的地方流淌，但又使人感到这是暴龙黄河的象征。

黄河泛滥的最大原因正如“一石水而六斗沙”所形容的那样，黄河水中五分之三是泥土，水流越缓慢、堆积的泥沙越多，于是河床变浅，造成地上河。西汉末年贾让在上奏中提到遮害亭附近金堤的样子。“金堤”是以石与土构筑而成，形容它是一座像金子一样坚固的堤防。一丈（10尺，2.3米）高的堤防，东面低处的堤防高达四至五丈（9.2至11.5米）。这一带的黄河的河床比民房还高，在地上河的地区筑建的堤防再高，也是有限度的。

关于治理黄河洪水的对策，朝廷内部由于对立意见的相互冲突而迟迟不能定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筑堤阻塞黄河激流，尽快让河水流入渤海；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大禹治水的旧道，决开堤防分流河水，排除人为力量，任凭河水自然流动。为了修筑堤防每年要增加一亿钱的费用开支。如果决开堤防，对决堤之处置之不理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那样的话，广大平原将成为贮水池，所以牺牲部分地区、使广大地区得救的政策是行得通的。

建始五年（前28）馆陶、东郡的金堤决口，造成四郡三十二县的地区受灾。平原地区如果发洪水，陆地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河堤使者王延世以装满石头的“蛇笼”用两船夹载投下，三十六天筑成堤防。这一年改元为河平元年（前28）。河南省内黄县至今还可见到汉代金堤遗址。

鸿嘉四年（前17），渤海、清河、信都各郡内的黄河再次泛滥。当时朝廷任其自然的意见占据上风，对决口之处未做阻塞处理。丞相史孙禁的意见是应该让堤防决口、使水从馆陶向北流，河堤都尉许商表示反对。还有意见认为应该遵从天意，任凭水势自由，最终无所作为。

哀帝时待诏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为了保住一部分地区，在决口时修复堤防的办法乃暂时性的下策。中策是考虑到百年之后的利益，多修渠道以减弱黄河水势，造水闸、兴修水利的办法。而考虑到千年之后的最上策，是在黎阳县的遮害亭决开黄河，让黄河向北流，以消除洪水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