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东汉时期的儒者竞相学习图谶之书（预言之书）。图谶之书编纂于西汉哀帝年间，光武帝本人笃信图谶。作为东汉时期儒教的一个特征，图谶之书亦即谶纬思想受到重视。与经书的“经”（纵线）相对、对经书进行辅助说明的，由于起着“纬”（横线）的作用，所以称为纬书。还有所谓“谶纬”的叫法，是对解释经书之“纬”与预言之“谶”的总称。

最早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谶纬的是王莽。王莽毒杀平帝、立两岁幼主刘婴而自己摄政时，据说淘浚水井时出了一个上圆下方白石，上有朱砂书写“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的符命。光武帝也是利用谶纬建立政权的信奉者。在他尚未中兴汉朝之前，据说已经出现强华献上的“赤伏符”等图谶之书，还出现了所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预言。

此后，谶纬思想超出单纯的预言作用，对东汉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建初四年（79）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与会者大量引用纬书解释经书，展开议论。

西汉根据瑞祥、灾异读解天神上帝意志的思想业已存在。以往儒家所回避的“怪力乱神”，现在得到积极的解释，可以说产生了新的思想潮流。东汉儒者中的虽有桓谭、王充（27—101）、张衡那样批判谶纬思想的人，但应该看到谶纬思想的出现，是儒教已经进入了与皇权结合、作为支持皇帝制意识形态新阶段的产物。

所谓“皇帝”在秦代被法家解释为“煌煌上帝”，即与上帝是同样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解释：皇帝一方面有等同的上帝之德，一方面又是上帝之子的“天子”。在这种新儒教皇帝观之中，起到理论整合性作用的是谶纬思想。对于既与上帝相等又是上帝之子的矛盾，从经书与纬书两方面做出了说明。皇帝为何能成为皇帝呢？因为体现上帝意志的天命是通过图谶下达的，正是根据这种图谶，皇帝得以正当化。所谓“天子”是显示其与上帝关系的称号，所谓“皇帝”是反映其作为地上世界统治者权力的称号。在纬书《孝经纬》中所作的解释是“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的解释，讲的就是皇帝权力的两面性。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出现于西汉末、兴盛于东汉时期的谶纬思想，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最终因其预言色彩过重，在隋文帝时遭到禁止，隋炀帝进而予以严厉取缔，多数书被焚烧。因此，这些书现在基本亡佚，我们能见到只是清朝考据学者的辑佚而已。

对这种儒教神秘主义倾向提出反驳的是王充，在此略加叙述。王充，会稽上虞人。学于洛阳太学，师从班彪。因家贫，无力买书，就去书店站着阅读，靠背诵通晓百家之书，著有《论衡》三十卷。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衡量比较的意思。他主张所谓“天”说到底是自然物体，反驳了当时天人感应、谶纬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

《论衡·自然篇》是对自然进行论述的篇章。指出：天者，普遍施气于万物之中，以谷充饥而以丝麻御寒。气变化而引起自然灾害是当然的，这并不是天意在警告人类。天既无口、目，亦无意志，乃无为之物。在《实知篇》还对谶纬预言予以严厉批驳，曰：都说孔子预言“亡秦者，胡也”（出于《易经》的纬书《易纬》）果然，二世胡亥灭亡了天下。其实这是后人的伪造。

其独到的科学批判精神，唯物论思想被当时主流意识视为异端，但是作为东汉儒教的一个分支是值得注目的。王充的思想绝非脱离时代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科学技术、道家、道教自然哲学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传来

印度佛教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关于从西域传来的时期，我们所知仅限于传说，不但不准确，而且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认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国王的使节伊存口传《浮屠经》（《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光武帝有十一个儿子。他与许美人之间所生楚王刘英在诸王之中封国最贫穷狭小。与历代楚国一样以彭城（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为国都。异母兄弟明帝即位后，因为二人关系最密切而受到优待。晚年的刘英热衷黄老之学同时祭祀浮屠。所谓“浮屠”与“佛陀”发音相通。同时信仰黄帝、老子和西方的佛陀。作为刘英是将自身置于无为自然之中，一面祈祷自身长寿，一面祭祀西方的浮屠。明帝有时发出死罪减刑的诏令时，刘英认为自己身处藩国，没能支持天子就是罪过，为了赎罪向朝廷献上了丝绸。明帝表示理解他的心意，退还丝绸要他去帮助那些在家（优婆塞）或出家（桑门）的信徒。可见，明帝是知道浮屠的情况的。西域传来的不仅有物质的，也有浮屠这种信仰。

154 明代丁云鹏《白马驮经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明帝时曾派遣蔡愔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两年后，天竺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至中国，并创置白马寺。此图即绘白马驮经故事，完成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为丁氏晚年作品

然而，刘英很不得志。永平十三年（70）因为谋反的理由失去了王位。诉讼起因于一名男子的告发。刘英被判定为制造预言图书，有谋反情绪。楚国被废除，刘英被流放。从连坐者数千人的数字反观的话，与楚国面积相比，刘英的人际关系网具有相当的范围。

关于西域天竺国（印度）的浮屠（佛教）在袁宏《后汉纪》有如下的说明：“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即便公元一世纪的浮屠信仰并非如此，佛教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东汉社会却是肯定的。关于天竺佛道在明帝（57—75年在位）时传入中国的情况，《后汉纪》记载有以下的文字：

155 摩崖石佛　发现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作为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

156 麻浩崖墓佛像（四川乐山）　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然而，这一佛教东来的传说并非史实，应该只是后世的创作吧。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近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发现的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东西十七米、高八米范围的岩石壁面上，有着如同东汉画像石那样的、各种题材的雕刻。饶有兴味的是一方岩壁的画像上既有中国的西王母、官僚形象，又有佛的立像、坐像、涅槃像和佛教故事（舍身用自己的肉喂食饥饿的虎子）。

在面临东海最东边发现这一处与中国本土道教尚未分化、或曰合体的东汉时期佛教遗迹，就其意义而言应该更加受到的重视。在当时人认为老子进入夷狄成了浮屠，即有所谓“老子化胡说”。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尚不能予以客观认识的话，也无足为怪。但另一方面，佛教没有受到抵制、得以在中国传教。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将新来的佛教与道教同时予以信奉，应该也与此有关。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中也发现有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有关东汉时期的佛教，希望今后能根据更多新遗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