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与经营西域

与南匈奴的关系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日逐王比自立为匈奴的南单于（醢落尸逐鞮单于）。他向东汉派遣使节自称臣下，隶属于汉。东汉一方也于建武二十六年（50）在南单于送子来作为人质时，允许他居住云中，而且赐予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武器）、什器等。又从河东郡调发干饭（干燥米）二万五千石、牛羊三万六千头支援南单于。当时对西域各国的一年的经费总计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对南匈奴一年的经费总计竟有一亿九十余钱。这数字显示了东汉朝对南匈奴是何等的厚遇。

这一年所设使匈奴中郎将是担负保护南匈奴部族任务的官职。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南单于在祭祀天神（天）的同时合祭汉皇帝。

1977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东汉末匈奴墓葬，反映了东汉以后匈奴与汉文化融合的情况。墓室中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骆驼纽铜印。此印与1953年新疆沙雅县出土的羊纽铜印“汉归义羌长”属于同类。对北方、西方游牧民族赐予适合当地风土之骆驼、羊钮印章，实行中原王朝的册封。印文冠以“汉匈奴”、“亲汉”一类汉朝的词语表达，与赐予东方倭国的蛇钮金印“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印（魏赐邪马台国卑弥乎使节印）的印文是同样的称号。

该墓葬为夯土坟丘（高6.2米，直径23米），拱券形砖墓室中出土有五铢钱、铜镜、陶灶明器等。无论墓葬形式，还是出土文物都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从铜印推测墓主当为南匈奴诸部族的一名部族长。陕西省也出土过“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鼻钮石印，传世品中也有完全同文的驼钮铜印（京都大谷大学藏）。也应当是东汉皇帝赐予匈奴一部族王之印。

北匈奴的毁灭

另一方面，分立的北匈奴也在光武帝时期前来要求和亲（建武二十七年〈51〉）。东汉政府出于对刚刚隶属之南匈奴关系的重视，避开了与南北两匈奴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此后，北匈奴在与南匈奴交战时，有时也侵犯东汉边境以窥测东汉朝的反应。章帝元和二年（85）南匈奴伊屠於闾鞮单于在琢邪山大破北匈奴王。当时，武威太守孟言上言，认为应该答应北匈奴积极的和亲要求，归还俘虏。围绕这一外交判断，东汉政府内部以太尉（军事长官）郑弘、司空（副丞相）第五伦为代表的对北匈奴强硬派，与以司徒（丞相）桓虞、太仆（掌天子车马）袁安为代表的和亲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章帝最终决定，一方面归还俘虏表示宽怀，一方面对捕获敌兵的南匈奴论功行赏，犒劳南匈奴的忠信。东汉对北匈奴的外交情况多见于记载。此后的和帝永元三年（91）虽然派遣了要求北匈奴臣属的使节，但最终采纳了南匈奴应该消灭北匈奴的上书，南匈奴与东汉的联合军共同袭击了北匈奴，斩首八千，俘虏数千，北匈奴遭到毁灭性打击，并于翌年为窦宪所灭。北匈奴王族以下五百人被俘，其单于于翌年的92年逃遁，不知去向。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塞，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对匈奴的战略基地。这里出土的所谓居延汉简中有着直至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木简，尤以光武帝建武年号简居多，是生动反映边境军事、士兵生活的史料。

153 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1974年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的十七枚木简，是建武初年有关塞举狼烟的规定。建武初年统治河西五郡的窦融，于建武五年（29）臣属于光武帝。简文是根据匈奴兵人数、入侵路线施放狼烟的种类和次数方面的详细规定。狼烟的种类有烽（在笼中装满燃料点火挂起）、表（旗语）、鼓、烟、苣火（火炬）、积薪（柴火）等六种，白天举烽、表、烟。黑暗的夜间举苣火。规定兵力不足千人时烧一山之薪，千人以上的话点二山之薪，千人以上且进攻亭障的话点燃三山之薪。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1973年—1974年出土的题为“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的册书，共三十五枚，四十七行，是一份有关甲渠候栗君（“粟”当做“栗”）向一名叫寇恩的人贷出牛、谷物引起诉讼事件的调查文书。

建武三年（27）十二月三日居延县都乡啬夫宫（调查人员）根据甲渠候栗君的上诉，按照县的命令调查了寇恩（被告）。下面是栗君的诉状、十二月十九日做成之寇恩的供词确认记录，以及宫对此事的结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县下发至甲渠候官的文书中记曰：栗君由于起诉不当，而适用于“政不直者法（诬告）”。

根据诉讼，栗君为了在张掖郡觻得县出售五千条鱼，以八岁黄毛牛一头（相当于谷物六十石的价格）、谷物二十七石雇用寇恩，与寇恩约定卖鱼须得四十万钱。出发时栗君因黄牛有些消瘦，建议带上黑毛五岁牛（亦值六十石），所以寇恩带上黑牛出发。但是，栗君认为黑牛是借给对方的，寇恩却认为黑牛是自己工钱。

寇恩在觻得县将鱼卖掉后，因为没有达到约定的四十万钱，所以将黑牛卖得的三十二万钱交给了栗君的妻子“业”。虽然还差八万钱，但寇恩用“业”的车装载了相当于一万五千六百钱的货物踏上归途。途中寇恩又购入大麦二石值六千钱，肉十斤值三千钱交给“业”。所以，此时已经还款二万四千六百钱。

此外，寇恩儿子寇钦用时三个月十天（一百日）为栗君捕鱼，按一日二斗（0.2石）日薪计算，一百天合二十石，值八万钱（一石四千钱），可以偿清负债。又因为从觻得县至居延归途二十天的费用尚未计算，所以结论是寇恩不必归还牛和谷物。

宫所做的裁断，是栗君的牛、谷物不必归还，因为寇恩的货物、卖于业的肉、谷物，以及钦的工钱加在一起，已经还清欠款了。这一史料活生生地向我们传达了防范匈奴最前线民众的具体生活。此外，在居延还发现了反映实际战斗的建武年间的木简。匈奴骑兵侵入居延城塞，掠夺了汉的武器、烧毁城塞的情况都被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东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从光武帝至安帝之间，建交与断交反反复复。光武帝、章帝、安帝时期消极的西域外交与明帝、和帝、顺帝时期积极的外交相互交替。东汉朝转为消极外交后，作为结果造成了北方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可以说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对匈奴的外交是紧密相关的。敦煌西郊外的两个关卡玉门关与阳关，是东汉朝与西域外交的出入口。关门的开启与闭锁完全取决于西域各国、匈奴、东汉朝之间势力对比的形势。

西汉末期多达五十五国的西域诸国，在东汉复兴时虽然派遣使节来寻求隶属，但都被光武帝以刚刚恢复统一需要充实内政为理由拒绝了。六十五年之后再度恢复与西域的外交，已经到了汉明帝的时期。永平年间（58—75）进攻匈奴时夺取了伊吾（现在的哈密地区），在此设置宜禾都尉，开垦屯田。伊吾在敦煌之北，是一块位于天山山脉东端的肥田沃土，生产谷物，也栽种桑、麻、葡萄。这是一块汉朝与匈奴相互争夺的地域，对于东汉控制西域有着重要意义。此时，恢复了与西域的外交关系，永建四年（129）于阗诸国送来人质。经营西域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职官，也在明帝永平十七年（74）得以设置。

伴随着明帝的去世，焉耆、龟兹国攻打了都护，匈奴、车师也包围了戊己校尉。建初元年（76）酒泉太守段彭虽在交河城击溃车师，但章帝不欲使国家疲惫，停止了伊吾的屯田，于是这一地区被匈奴占领。和帝时由于西域都护班超的努力，终于迎来五十余国全体隶属东汉朝的时期。永元元年（89），窦宪击破匈奴，攻打伊吾。永元三年治理西域的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进驻龟兹，戊己校尉也得以恢复。永元六年班超攻破焉耆，西域五十余国至此全部隶属于汉。

西域诸国的动向

伴随着和帝之死，西域发起反击，安帝永初元年（107）都护府被攻击之后，终于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也于永初元年（107）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北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但是，到了顺帝时班超之子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攻破车师、焉耆之后，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内属。以前放弃的伊吾沃土又得以恢复，重新开始屯田。后来，灵帝率臣下去东汉王朝始祖光武帝原陵，举行祭祀上陵之礼时，参加者除诸侯王、外戚妇女、郡国计吏之外，还有匈奴单于与西域三十六国的来宾。由此可见，作为东汉王朝是如何重视与匈奴、西域外交关系的。

西域诸国中以沿西域南道的于阗、鄯善二国为强国。于阗甚至使从精绝到疏勒的十三国都臣属于己。作为通往西域进出口的敦煌出土了东汉时期木简，其中有顺帝永和二年（137）的年号简。敦煌太守裴岑在这一年率郡兵三千人与匈奴作战，取得对呼衍王的胜利。记载此事的石碑，十八世纪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被发现。西域诸国地域内也有东汉时期的遗迹。

1959年在民丰县北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沙漠的尼雅遗址，发现一座东汉夫妇合葬墓，在木棺中出土了两具木乃伊尸体。棺内随葬品中有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绸和棉布。还出土了“万世如意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吉祥文字及瑞兽模样的锦和棉布的蜡染纺织物。一件男用袍保存状况完好，可谓精品。还出土了棉袜、刺绣镜袋、香粉袋等。现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址也有东汉墓葬，出土了东汉的丝绸、五铢钱等。织绣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吉祥用语的丝绢绸，代表了当时纺织技术的先进水平。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从长安至西域入口敦煌的道路即河西走廊，那里自西汉以来设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诸郡。这一带也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址。武威出土了刺绣丝织物。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发现东汉后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二百余件随葬品中青铜车、马、武士俑近百件。三十九匹马、十四辆车、十七个骑兵俑、二十八个奴婢构成的一支部队，很像东汉对西域作战的一支军队。

光武帝时期，当中原忙于再统一的同时，边境纷争也此起彼伏。最初出现动向的是西边的西羌。西羌的先零联合各部族攻打金城、陇西郡（34年），翌年为陇西太守马援所镇压。不久，在越南交趾的征侧、征贰姊妹出于对太守苏定实行法治的反抗起兵（40年），九真、日南、合浦郡各部族起兵响应，攻占六十五城，称王自立，势力壮大。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郡兵万余人，最终予以平定。然而，很快在西南又发生了夷渠帅栋蚕率姑复、连然、滇池、昆明各部族的叛乱（42年），益州太守繁胜、武威将军刘尚迎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

东胡的乌桓与匈奴兵联合侵犯边境，派遣到南方的伏波将军马援的三千骑兵出击了五阮关（45年）。在南方武陵蛮相单程袭击了郡县官府（47年），此时刚刚被派到西南的武威将军刘尚应战而大败。两年之后，伏波将军马援再次上阵，最终迫使相单程投降。马援在西边、北边、南边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当时东汉活跃外交的情况。

与南匈奴的和平（48年）是迎来光武帝末年与东夷诸国（夫余、高句丽、倭）和平外交以及明帝统治西域的转折点。出敦煌关卡向北追逐匈奴，占领天山山脉东端夷吾卢地，设置宜禾都尉，实施屯田（73年），于阗各国送王子来做人质寻求臣属。翌年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对西域的经营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