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儒学在东汉并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作为儒术被有效地运用于国家行政。进而，作为所谓“儒教”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维持社会、国家秩序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东汉国家虽然是依靠法（法律）行使机能而运营的，但是在社会规范上儒学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儒教国家。

作为学问的儒学，是信奉孔子教导的思想。官吏是将其作为治民方针，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的。这种学问与东汉的国家利害难舍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东汉儒学自身作为传授解释古典的家学也得到发展。甚至皇帝也亲自到洛阳北宫的白虎观或南宫的云台，直接聆听儒者讲授《春秋左氏传》《尚书》《诗经》等。

164 熹平石经　召集全国的著名儒者对西汉以来的经书加以校对刻成石碑（《华夏之路》）

洛阳城南的太学，即当时的“国立大学”（建于建武五年〈29〉），由“五经博士”在讲堂开设课程，有时还在皇帝面前围绕经义进行讨论。太学的学生据说在桓帝时达到了三万人。博士所教授的是世代相传的家学，光武帝时候设立了十四名“五经博士”。《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礼记》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名博士。博士之下招收弟子，弟子学习导师所传儒学。朝廷特意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儒者，在首都就任博士。

博士的学问继承的是各自的家学，那些在长期竞争中传授而形成的西汉以来的经书，也逐渐出现文字上的谬误。由博士做成甲乙两科，竞相对经文作出订正时，为了能让自家学说得到引用，甚至出现竞相行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蔡邕、李巡等人校订了经籍的文字，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在太学讲堂前面东侧，树立了刻有五经正本原文的石经碑。这一前后费时九年的经碑，被称为“熹平石经”，即所谓国定儒教经典。原碑已经佚失，现仅存宋代以来出土的石经残石。宋代洪适《隶释》收录有这些文字。近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了残石和石碑的基石。1925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现存上海博物馆，1929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目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另外，在章帝建初四年（79）效仿西汉宣帝石渠阁，在白虎殿召集儒者历时数月讨论了经书的异同。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进而，作为儒学鼻祖的孔子，也在出生地曲阜受到国家的隆重祭奠，永寿三年（157）皇帝敕命重修孔子墓。今天在曲阜城北仍然有孔氏一族大面积的墓地孔林。章帝于元和二年（85）亲赴鲁地祭奠孔子，赐孔子直系褒成侯以及孔氏一族男女锦帛。山东曲阜孔庙中有一块“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建于永兴元年（153），由碑文可知鲁国相乙瑛曾设置百石的卒史管理祭祀及礼器出纳之事。还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历代鲁国地方官僚都负责祭祀孔子。

孔子第十九代子孙东汉孔宙的墓前有一块延熹七年（164）所立孔宙兄弟孔彪、孔褒碑，孔子子孙的孔氏一族都受到厚遇，安葬于称为“孔林”宗族墓地。光和元年（178）汉在鸿都门建立学校，绘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的护乌桓校尉东汉墓中，在孔子之后顺序绘有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子、子有等十七弟子像。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已经成为此时学校师生关系的典范。

所谓“儒教”的思想在东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渗透于国家、乡里社会直至家族。它支持着皇帝权威，成为了官吏行政上的基础理论。而且不论是就乡里地缘共同体，还是对宗族、家族血缘集团而言，都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从王朝更替时的战乱到重新统一，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与政治斗争等等政治社会动荡之中，都需要儒教德治的时代。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居于地方行政领导地位的官僚，是根据其行政上实际工作能力被任用为基层官吏的，任用的标准其实就是儒教的知识和素养。例如为《春秋左氏传》作训解（《春秋左氏传解》）的服虔，将《左氏传》应用于汉代政治成为九江太守、著有《五经异义》的沛国洨县令许慎。丹阳太守李忠为了改变越人婚姻习俗，建立学校。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沘阳县长鲍昱处理因杀人罪被收监的县人赵某时，出于怜悯其上有年逾七十父母、又身为独生子，若处以死罪的话将断子绝孙，故允许其新婚妻子入狱住宿一夜而有身孕。当时的法治中也贯彻了儒教的精神。

在东汉官吏选举中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至孝、有道、孝廉、明经、茂才等科目，其中孝廉（孝敬父母、清廉的政治）、至孝、明经（儒教经典知识）等都是儒教的人物评价标准。意思是将这样的人通过乡举里选，即根据乡里舆论选举。虽是上古儒教的理想，但实际上并非乡举里选，郡国一级的地方官是随中央高级官僚一同被选出、推荐出来的。

165 东汉画像石　为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画像石，其画面为学习经学的人捧着竹简在听讲经人讲解经书

史书中举出了许多具有儒教品格的人物，作为供人学习的榜样。种暠在父亲死后将三千万财散发给贫穷者。南阳富人樊重出于共同体利益克制自己的行为受到称赞。他耻于与何氏兄弟为财产而陷于诉讼之争，拿出二顷耕地和解，而且平日贷出数百万金钱，在遗言中明确记下要烧毁契约。在产生这种美谈的背景下，不乏以抑制自己过度的经济利益为美德的儒教思想的影响。

会稽郡的上虞县一位十四岁少女曹娥，为父亲溺水而亡深感悲伤，因无力掩埋遗体以不孝自责而投河自杀。该事件发生不久，正值度尚就任县长。度尚称颂少女的孝行，将曹娥改葬并于墓前立表彰碑。孝行并不仅限于家族心情，官吏也一样，父亲死后特意辞职归乡服丧三年的具体行动是受到赞赏的。相反，若有不孝行为的话，则会被视为犯罪受到处罚。杀死侵辱父亲的人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这是儒教主义的法律。在民间复仇行为是被公然容忍的，因此也有造成秩序混乱的情况。

孝行受到表彰、不孝受到惩罚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乡里、家族内秩序因战乱、自然灾害等贫困、流民化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崩溃。诸如杀子、卖子，妻子被掠夺变卖为奴婢，甚至出现饥荒时人吃人的现象等。如长沙曾出现衣食困乏的人家多杀食亲生子女的事件，长沙太守宋度为此严厉斥责了负责乡里教化的三老。东汉是一个于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之中需要儒教统治的时代。

道教的创立时期

东汉延熹年间（158—166），皇帝曾信奉黄老之学，祭祀黄帝（升仙后成为帝王）与老子，排挤其他祭祀。延熹八年（165）的一年间甚至三次祭祀老子，出现狂热局面。儒教是以其将乡里社会、国家的集团秩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形态，得到强权国家的保护而发展的。与此不同，道教产生于旨在对个人予以延命救济的神仙思想，是由被称为“方士（道士）”的民间社会组织者予以推进普及的。因此，尽管皇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君，东汉仍不乏英年早逝的皇帝。在此情况下，甚至出现桓帝亲自祈祷长生的情况。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以及在东汉后半期社会不安的局势下，道教在地方社会民众之中得以快速蔓延。

西汉末的建平四年（前3），京师以及地方郡国欢歌起舞祭祀西王母，狂热地传递符书，将其贴在身上以求不死。王莽末期道士西门君惠曾预言刘秀将成为皇帝。在儒教的秩序体制无法治理社会混乱时，道教作为支持民众政治行为的观念意识就显示出优势。其中最为显著者当为作为道教流派于东汉后期掀起宗教叛乱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东汉画像砖描绘了许多反映当时信仰的场景。其中描绘了人死后升天的世界：西王母神坐在龙虎的座位上，周围有玉兔、蟾蜍在舂制不老不死的仙药。近处有一条九尾狐，羽化的先人一边饮酒，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弈六博棋，并且骑马周天驰走。这就是东汉人想象的上天世界。

东汉青铜镜图案也与西汉不同，表现不老不死思想的铭文很多。方格规矩四神镜的铭文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名山取芝草。

铭文表达了不老不死的心愿。东晋葛洪（283—363）在所著《抱朴子》中讲述了用铜镜调制仙药的方法，以及铜镜所具有的防止邪气上身的威力。铜镜在当时不单纯是简单的化妆工具。

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也有许多与道教相关的随葬品。在陕西省户县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写有七十九字的两幅朱书咒符的陶器明器。上面写着天帝使者为了阳嘉二年（133）八月死去的曹伯鲁一家除恶的内容。是用来保佑与亡故墓主死路相距万里之遗属生路（子孙繁荣）的器物。咒符象征着天帝对现世人间的保护。作为天帝使者的证据，是随身携带的一枚“黄神地越之印”。同墓中出土的陶瓶上，也同样朱书有因太阳之精德而获百福的内容。每一则文书最后，都使用了“如律令”这种官府文书的体裁。

纵观东汉时期中国道教史全过程，虽说尚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已经确立了正式的宗教教义，但是东汉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有宗教教团和道教习俗了。所以，不妨说这是道教创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