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东汉帝国二百年的外交，为了显示作为中华帝国的威严，实行了作为天子向周边民族首长或王予以册封的制度。但是，国内的政治却未必安定。正如东汉三位皇帝的谥号所表现的那样，明帝、和帝、顺帝时东汉王朝处于外交优势高峰是受到承认的。其他时期则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反复不断。明帝的“明”是“照临四方”，和帝的“和”是“不刚不柔”，顺帝的“顺”是“慈和遍服”的意思，使用的都是对外交予以高度评价的词语。

明帝永平十七年（74）设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西汉末以来对西域的统治，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破焉耆，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进而，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制服焉耆，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服属。这几个时期都是东汉王朝对西域各国取得优势的顶点。使西域安定的政治力量，又是以围绕着西域统治问题、东汉在与匈奴较量之中占据军事优势为前提的。进而，牵涉到东汉王朝与周边世界的整体关系。东汉的外交可以说是以此三个时期为高峰而展开的。

东汉时期的外交是由二千石的大鸿胪执掌的。与周边的外交其实又是对国内诸侯政策的一种延伸。总之，在诸侯王与蛮夷诸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国境意识，只是用“华夷”这种柔和的概念予以区别。大鸿胪的执掌是当国内外诸王入朝时，在首都郊外举行迎宾仪礼，授予王号时负责颁发印绶。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国内诸侯与四方夷狄是等同对待的。

159 于阗货币（和田出土《华夏之路》）

东汉时期的二世纪初，全国设置一百零五个郡国。其中二十个诸侯王国是受分封的刘氏王族。东汉继承了西汉初期的郡国体制。明帝是东海王，安帝是清河王之子，顺帝从皇太子一度跌落为济阴王，质帝乃渤海王之子，桓帝是河间王之孙、灵帝是其曾孙，献帝是陈留王。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东汉诸侯国几乎都设置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册封的王去世的话，朝廷派遣中郎将为吊唁使者，去册封王位后继人。周边各国的使者携带本国特产来京师朝贡的做法，本来是仅限于国内郡国的制度。现在，正月朝贺时与国内诸侯王一同，国外诸王使节也参列其中。东汉皇帝认为自己作为天子，是对内君临诸夏、对外君临百蛮的帝王。

尽管天子的理念如此，在与周边各民族的现实关系中，纷争却从未间断过。在力量关系之下，周边民族一旦不得不归属东汉王朝的话，就被封为四夷国王、率众（率民众归属）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等各等级的封号，授予相应的印绶。匈奴单于、日南徼外的叶调王、西羌的麻奴被授予的金印，与倭奴国王金印是同等的。蛮夷、夷狄王之地与诸侯王、郡县之地没有明确的国境，这意味着蛮夷之地很容易被纳入东汉的郡县统治之中。

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张掖郡、辽东郡等周边郡均设置属国都尉，管辖蛮夷的投降者。属国都尉之下，是相当于一般的县的“道”，负责当地的行政事务。还特意在南匈奴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西河郡美稷县），乌桓设置护乌桓校尉（上谷郡宁县），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陇西郡令居县），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官，特别是对北边、西边的匈奴、乌桓、西羌、西域诸国，东汉朝经常不得不采取军事举措。在究竟采取和平对策还是军事强硬对策的问题上，大臣们之间从来争论不休。屯田虽说是一项确保长期军事警备的措施，但实际上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之后，还是无法保障该边郡或州的军费供应，往往造成中央财政的窘迫。

就东汉帝国来说，最为重要的边境，首先是不得不倾国力予以应对的北边游牧骑马民族（匈奴、乌桓、鲜卑）和西边的西藏山岳民族（西羌）之地，其次是绿洲都市国家群（西域）和华南、西南各族（南蛮、西南夷）之地。由于与东亚沿海（东夷）各国保持了比较安定的外交关系，所以对东汉帝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从以东汉帝国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动向中，不难看出各方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西境的羌族叛乱

在今天青海省一带居住着东汉时期的游牧民的羌族，他们在正史中是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域、南匈奴之外单独立传的。东汉王朝十分重视与西羌的关系。

《说文解字》对“羌”字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牧羊的西方游牧民族就是羌族。羌族在东汉初期曾进入陕西省、甘肃省一带，而与汉族杂居。分为参狼羌、烧当羌、钟羌、牢羌、先零羌、虔人种羌、全无种羌、沈氐种羌、陇西种羌、白马羌、当煎羌等许多种族，仅从爰剑种分支出的子孙就多达五十种，其中有八九种在东汉边境或兴或亡，反复不定。

永初元年（107），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在被东汉征发、前往酒泉郡途中，逃亡而发生叛乱。直至元初五年（118），经十二年反叛虽被镇压，十数年间用于镇压的军费竟达二百四十余亿钱，国库为之空虚。在成为战场的边境，民众死亡不计其数。并州（山西省一带）、凉州地区疲惫不堪。在1942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中，记载了当时的状况。赵宽是西汉赵充国的孙子，任护羌校尉假司马，在第五山战役中的“大军败绩”被尖锐地记载了下来。

永和五年（140），羌族再度反叛，这一次他们攻打了金城、武都郡，动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史载十年间耗军费八十余亿，士卒白骨遍野。继而，延熹二年（159）又发生了第三次羌族叛乱，最终被破羌将军段颎所镇压。羌族对东汉的反抗总计长达五六十年，造成巨大的损失。

东汉政府对羌战争的方法，是由护羌校尉、破羌将军指挥内服以后居于内地的羌族自身，或羌胡兵去作战。隶属于东汉的部族长等被封以“归义侯”、“破羌侯”、“羌侯”、“羌王”。烧当羌的嫡子麻奴率三千余户归降时，安帝授予金印紫绶以及金银、彩缯。在新疆沙雅发现了“汉归义羌长”的西汉羊钮铜印，中国王朝用这种牧羊民族的象征作为册封时的印绶。“归义羌长”应该是授予隶属于东汉的羌族某一种族的首长（渠帅、大豪）的爵号。传世的封泥中也可见“汉青羌邑长”的称号（《封泥汇编》）。他们在黄巾之乱时也起兵响应，也反映了东汉后期的内乱与周边民族入侵之间的联动关系。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安帝永初元年（107）冬十月，相隔五十年之后倭国又派出使节。《后汉书》本纪中载：“倭国遣使奉献。”《东夷传》载曰：倭国王帅升等献上生口一百六十人。二世纪初倭国使节再次到来。这一年殇帝不到一岁而亡，安帝刚刚即位。同时发生羌族的叛乱，西域诸国也发起反击，袭击了都护，西域的统治又告中断。当时日本列岛是各部落国家乱立的时期，为了寻求东汉帝国的权威庇护，各国竞相朝贡。

在此之后的桓帝、灵帝统治时期（164—189）倭国出现大乱，在持续的相互抗争之中，一段时期内处于没有首领的状态，也正是一名叫做卑弥呼的女子受到拥戴之前的阶段。这些动乱与南匈奴、乌桓、鲜卑、板楯蛮反抗东汉帝国的行动是相互联系的。

刚一进入安帝的后半期，中国东北边境的朝贡关系开始动摇，出现了军事上的不安局势。安帝永初五年（111），每年来朝贡的夫余王率七八千骑兵，攻打乐浪郡，杀伤官吏、民众。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王宫也从朝贡转为敌对关系，与濊貊联手攻打了玄菟郡。建光元年（121）幽州刺史、玄菟太守、辽东太守的联合军杀了濊貊的首领，于是高句丽王的两千兵力焚烧玄菟太郡、辽东郡，杀伤两千余人。进而，桓帝、灵帝末期，东汉王朝出现内部政治混乱，乐浪郡也无力控制东夷各民族，后汉帝国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实行册封所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开始动摇。

延熹四年（161）来朝贡的夫余也于永康元年（167）以两万兵攻打玄菟郡，迎击的玄菟太守公孙域斩首千余人。1932年从西汉之后的乐浪郡遗址东南的墓葬群出土了“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的两面刻字木印与鼻钮木印“王光私印”，可知这是乐浪太守属官王光的印章。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在塞琉古王朝叙利亚领域的东方，希腊族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约前250—前139）与伊朗族系的游牧民族安息王国（约前250—后226）独立。安息的始祖叫做阿萨息斯，在中国根据这一发音记录为“安息”。安息是正好与秦汉四百年同时存在于西亚的大国，而且对罗马与东汉之间的联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60 汉通向罗马的道路　汉长安、洛阳与罗马的联结

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是在公元前27年，中国乃西汉时期。被称为“罗马和平”的从奥古斯都到“五贤帝”的两百年，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的时期。东汉时期汉朝人第一次知道有罗马的存在。“五贤帝”时期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托尼乌斯·披乌斯、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161—180年在位）的最后一位就是后面将提到的大秦王安敦。

汉朝与罗马相比较的话，较准确地说，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东汉与帝政罗马相对应。而且，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之间隔着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在东汉与帝政罗马之间有帕提亚帝国。

东汉时期已经知道西域最西面有一个大秦国。西域都护班超的部下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97）曾从安息（曾经的叙利亚，此时已经被纳入罗马帝国）去条支，入海。他之所以打消了去罗马的念头，是因为船人告诉他：大海广大，顺风的话要三个月，逆风的话要两年，口粮得备足三年的量。甘英闻此作罢。大秦之地在数千里的西方，拥有四百余城，城郭为石头城，有发达的邮亭交通制度，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因为与中国类似，所以称为“大秦”。他们使用金银货币，与天竺也进行着海上交易。

“大秦”这一国名意思是规模很大的秦国。虽然秦已经灭亡，西域人仍然继续称中国为“秦”。“秦”就是China一词的来源。“汉”是现实中王朝的名字，“秦”则是地域名称。西域人将与“秦”（中国）匹敌的西方大国称为“大秦”。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商业指南手册。希腊语“厄里特里亚海”就是“红海”，指的是从阿拉伯海至波斯湾、再至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是一本反映罗马与印度间繁荣贸易活动的书籍，东汉王朝也是通过海域与西方交流的。

二世纪罗马地理学者托勒密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从十五世纪的复写本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这幅地图的面貌。在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一直是最富权威的地图。这幅地图所绘从阿拉伯半岛至东亚的部分颇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罗马人对东方是做如何想象的。波斯湾、印度洋、锡兰岛、印度支那半岛，直至世界的最东端，绘有古代的中国。在称为“支那”的地域上，南面有巨大的海湾（斯纳斯·马格努素），两条大河注入这一地域。在隔着山脉的北方是称为“赛力克”的广大地域。图上画出了根据“秦”命名的“支那如姆”（支那诸地域）与表示丝绸产地之意的“赛力克·雷格”（赛力克之地）的两个“中国”。

桓帝延熹九年（166），东汉国内在党锢事件中出现动荡。就在这一年罗马帝国的使节访问了东汉。《后汉书》本纪曰：“大秦国王，遣使奉献。”《西域传》曰：“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节，从越南日南郡之外，携带象牙、犀角、玳瑁而来。日南郡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南海国家的外交窗口、南海贸易的大门、东南亚的南海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天竺）的使节也在西域通道受阻的时期，曾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从日南入汉。

无论如何，进入公元二世纪之后，汉与罗马终于由海路缔结了直接的交往，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第一次有了接触。所谓“一通”的意思与张骞的“凿空”同样，都是予以划时代评价的用语。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象牙、犀角、玳瑁并非地中海性气候罗马帝国的物产。象牙尤其是非洲象或是印度象的牙可以用来雕刻酒杯。犀角的纤维质地柔软、角的尖端部碾成粉末可制作解热剂，其形状亦可利用来做装饰容器。玳瑁是生活于赤道近海的海龟，其十三片有斑点的甲壳即所谓的“鳖甲”。由于薄厚不均，加热之后重叠在一起，可以加工成为装饰品。这些都是非洲东海岸、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南海所产物品。近处，在海南岛的珠崖也出产犀、玳瑁。黄支国就曾献上过犀。这些都是从所谓拜占庭罗马的东罗马派出的使节，献上的贡品。所谓“徼”，与“关徼”并称，指的都是帝国国境的关卡和城塞。说是国境，其实是为防备匈奴在北方修筑的长城一线，即便严格也不过是像其他交通道路那样，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关徼”予以管理而已。按照汉代法律，徼外人侵入行盗的话处以“腰斩”的严厉刑罚。在最南端越南设置的日南郡的海港，也要检查从海上来访的使节，其作用犹如内地的敦煌。

敦煌木简也不见有纯粹商人往来的记录，说到底汉代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境。商人们若不是冒充大秦使节的话，即便是加入使团中，也只能以使节身份进入汉朝首都。以《后汉书》的史料来看，如果认为大秦来的使节的终点不是日南郡而是洛阳的话，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已经在湄公河三角洲地的吴哥发现了铸有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肖像和名字的货币，可以证明罗马与东汉的确有过接触。把罗马皇帝的肖像刻在大理石或货币上，以便在帝国内得到认同，提高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反而提高威信。此乃文化上的不同。

161 希腊铅币（甘肃省平凉出土）　东汉王朝也通过海上与西方交流

162 罗马货币　马可·奥勒留银币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据说中国产的丝绸驮在骆驼背上被远道运抵罗马。唐代骆驼的唐三彩很多见，但汉代骆驼的形象至今基本不清楚。西安东郊出土的彩色陶制骆驼，是接近野生骆驼的朴素形象。但是，这种骆驼队是不可能行进至罗马境内的。

另一方面，罗马产的玻璃也通过南海海路传到中国。1954年在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玻璃碗，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碗内侧半透明并罩有一层蓝紫色，外侧玻璃中混入了石灰的成分，因化学反应出现了表面银化。经过X光照射的材料分析，其石灰成分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在罗马前一世纪已经广泛使用玻璃吹制法。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玻璃制品，但不是石灰玻璃，而是用模子浇筑而成的铅玻璃或硅酸钾玻璃，看上去有一种玉制品的厚重感。罗马玻璃的素材又轻又薄，看来在中国很受爱戴。1987年在洛阳东郊出土了罗马玻璃瓶。可见当时罗马制品已经传到东汉的首都洛阳。

163 玻璃碗（广州市横枝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　材料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

然而，这些玻璃制品并非直接从罗马运至中国，并非是通过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联结了汉与罗马，并非说汉的首都长安或洛阳已经与罗马之间进行了长距离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