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所追求的世界

孝文帝的阶级意识

孝文帝断然推行多项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出于个人的原因，即他在保持作为鲜卑人的意识的同时，又逐渐产生了远远超出鲜卑意识之上的阶级意识——作为中华皇帝的意识。

我们常说孝文帝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作为鲜卑人的自豪感而追求向汉人社会的全面同化。另一方面，正如上一节所讲的，孝文帝是具有非汉民族政权北魏的正统、拓跋王家直系血统的皇帝。这样的一个皇帝在推行中国化政策时，其内心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挣扎。

然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这种痕迹。那么孝文帝的这种心境一定自有其存在的原因。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母子说”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解释。然而，这只是他感情层面（也许这么说并不十分贴切）的解释。其政治立场的层面，更具体地说，他作为鲜卑人的意识与他内心所表现出来的重视社会上层阶级的意识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耐人寻味的是，孝文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其实是非常淡薄的。这可以从以下的一则故事中找到例证。据史载，北魏迁都到洛阳时，由于鲜卑人不懂汉语，孝文帝下令将儒教的经典之一《孝经》翻译成鲜卑语，用于教导鲜卑人。这本书当时被称为《国语孝经》。

这件事说明，与后来辽、元那些征服王朝将本民族的语言用于发扬国威的情形相反，北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是为了让鲜卑人理解汉文化的精髓——《孝经》，这正是孝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

如果孝文帝当时认为鲜卑要统治汉人的话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令人翻译和教导《孝经》的。可以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孝文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非常淡薄。

另外，孝文帝喜好读书，通晓儒家、老庄的著作及史书等百家典籍，善于作诗赋，甚至据说在亲政期间所有的诏册都是他自己草拟的，精通中原文化。可以认为，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理解之深，使得他内心意识到的“中原文化”与自身早已融为一体，而非彼此割裂开来。这一点也在以下情形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当孝文帝准备为文明太后服丧三年却遭到胡汉重臣反对（认为皇帝服丧三年太久）时，他运用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广博知识一一加以反驳。

另外，相传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议论海内的门第和人物，遭到一位朝臣的揶揄：陛下不也是鲜卑么？对此孝文帝没有丝毫不悦，而说这个人喝醉酒了，此后也跟从前一样对待他。

在第三章我们讲到出身华北第一名门望族——清河崔氏的崔逞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攻占后燕时，将鲜卑比作飞鸮和淮夷而被视为大不敬，触怒了道武帝而被赐死。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道武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与孝文帝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阶级意识与孝文帝的民族意识

那么，孝文帝如此淡薄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他成长的时期，正值社会文化环境酝酿着巨大变动，随着建国初期以来与汉文化的接触不断加深，北魏各种制度逐渐中国化，从而鲜卑逐渐丧失其主体性。胡族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通过其幼年和青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各种事件，甚至影响到其内在世界。前面说到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广博深厚的理解，正是这些影响的一种表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以下所要探讨的，孝文帝对这种社会变动中出现的胡族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敏锐地作出反应，从而逐渐形成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而且，这种阶级意识的存在，与其民族意识的淡薄之间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孝文帝对胡族实施了姓族分定，未能成为姓族的相当一部分胡族在后来被固定成在制度上具有平民身份的人，这说明孝文帝将胡族分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两类人。而在孝文帝改革之前，鲜卑通过源于游牧时期制度和风俗的许多象征（祀天的仪式、鲜卑语等），好歹还能维系在一起，具有相互的连带感。

经过前后的对比，孝文帝的姓族分定政策显示了他选择基于身份制原则的阶层社会，而非基于原先那种连带感的社会。换言之，孝文帝民族意识之所以淡薄，是因为他受到北魏社会变化的影响而产生了阶级意识。

孝文帝通过改革，抛弃了胡族的风俗，使国家各种制度全盘中国化，并大量起用汉人做官。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担任皇宫守卫的士兵跟以前一样，都是胡族士兵占大多数。这说明在其内心深处仍然坚守着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对汉人保持着警惕。不过，禁军中给予胡族兵更多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孝文帝兼顾到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善于骑马的胡族兵比汉族兵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同时也考虑到有必要保证因迁都而移居到洛阳不久的胡族的生计。因此，这其中很难看到有征服王朝式的表现。

另外，迁都洛阳后担任皇宫守卫的各将军（被称为领军、左卫、右卫、武卫等的将军），大部分都由胡族出任（不过，这些胡族全都属于胡族的上层阶级）。一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其原因在于当时禁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胡族，以及对仅占全体胡族一小部分的上层贵族的重视。从对胡族上层的重视中，可以看出孝文帝身上受阶级意识的影响民族意识有所偏离。

【敦煌莫高窟壁画】

图六 毗楞竭梨王本生局部 第二七五窟 北壁 北凉

图七 供养菩萨局部 第二七五窟 北凉——在敦煌郊外的沙漠中开凿莫高窟，始于四世纪中叶五胡十六国时期。此后大约一千年间，在鸣沙山东麓1.6公里长的断崖上，持续开凿了分成两三层、总数一千多个石窟，现在清理出来的有492窟。年代早的石窟集中在中间，两边则是后来新开凿的。洞窟内正面靠里的须弥坛上排列着塑像，四周墙壁上画满了壁画。与云冈、龙门一样，敦煌石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信仰的强烈热情。

然而，孝文帝极为鼓励胡族上层与随着北魏国家的封建化政治经济利益与胡族逐渐趋于一致的汉人贵族之间的通婚，实际上胡汉联姻因此非常盛行。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即使禁军将官的大部分职位都由胡族上层出任，也不会因此夸大孝文帝的民族意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成为中华皇帝的志向

迁都洛阳后不久，孝文帝对臣下说道：“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孝文帝在文明太后死后才当上名副其实的北魏皇帝，而我们从他所说的这段话中，却可以感受到他希望超越北魏皇帝而成为中华天子的气概。作为本章的结尾，我想介绍一下“行次”的变更，这明确地展现了孝文帝追求成为中华皇帝、希望北魏成为中华帝国的雄心。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这五种要素。根据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即阴阳五行说，这五种要素构成了世界，王朝也各自对应着五行的其中一种要素，正如汉承火德、曹魏承土德一样，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兴亡更迭。

《魏书》假托拓跋氏的先祖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皇帝——黄帝。黄帝承土德而为王，因此拓跋氏后裔自称为“拓跋”，在鲜卑语中“拓”意为“土”，“跋”意为“帝”。北魏建国当初，天空出现了瑞兆，有一颗黄色的星闪闪发光。因此，北魏的五行顺序即行次，便定为从土德。

通观从汉至十世纪赵宋的这段历史，可以说北魏是称霸中原的王朝中的特例。曹魏、晋都是接受前王朝的禅让而建立的王朝，与之不同，北魏与后来蒙古族的元朝一样，不是通过前王朝的禅让，而是由本民族建立政权的国家。

这一点是我们在思考北魏这一国家的特性时应该注意的。如前所述，北魏随着与中原接触的加深，逐渐完成中国化。北魏建国初期所议定采用的土德，可以说也是中国化趋势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议定土德时并没有设想过其前面的火德所对应的王朝。

这种“疏忽”在后来得到了弥补，北魏主张本王朝承接的是前秦的火德，是为土德。也就是说，西晋金德灭亡，前赵水德出现，前赵灭亡后，前燕木德出现，随后前燕又变成前秦火德，前秦刚一灭亡，北魏建国，因此北魏行土德。

然而，到了孝文帝亲政时，北魏的行次从土德改为水德，宣称北魏是直接继承西晋金德的王朝。这一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甚至影响到现今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观点。

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称谓的原理

通常人们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称呼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然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这样的时期却用不同的命名方式进行断代。那么，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称谓，是基于何种原理而形成的呢？

72 拓跋部世系表

一般认为，这段时期是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中华为止、五胡引起华北大乱的时期。那么最早这一时期划分是由谁提出的？既然说五胡，那么北魏也是五胡之一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王朝，如果因为北魏统一了华北，北魏以后的这段时期就称为南北朝时期，这么说不免有些牵强。

北魏继承前秦的火德而为土德，而前秦又是继承了前赵、前燕的行次而出现的政权——前面说到的这么一种逻辑，实际上承认五胡之一的匈奴所建立的赵国、鲜卑所建立的燕国、氐羌所建立的秦国，和西晋一样都是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么一种思想：以北魏统一华北为界，将此前的时期和此后的时期划分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

这是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称谓，暗含着这么一种观念：这段时期由于异民族的入侵，天下大乱，华北地区不存在正统王朝。而南北朝时期的称谓，则是因为人们认为尽管南北两朝之间存在争斗，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73 孝文帝陵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在洛阳北边的邙山台地上修建了自己的陵墓（长陵），将此地作为皇族、鲜卑族的墓葬区

有了这样的理解，就会明白孝文帝跳过了此前的五胡各国，而将北魏视为继承西晋金德的水德王朝这么一种改变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孝文帝决定将北魏从此前的土德变更为水德时，其背后存在着认为赵、燕、秦等各国都是僭伪王朝的逻辑。也就是说，孝文帝认为：这些政权并非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符合正统王朝资格的只有统治中国全境的先前的西晋王朝，以及统一了华北、目前正致力于再次统一中国的北魏。换言之，此举可以说是拓跋鲜卑主张自己并非五胡同类。

北魏的强盛最终使得这种逻辑成立，北魏作为正统王朝也逐渐得到汉人的认同，被称为“北朝”。北魏末年有一本史书《十六国春秋》，由崔鸿所作。我们现在使用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称呼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书。不过这种历史断代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在于孝文帝进行的行次变更所形成的断代观和时代认识。

在这次行次变更中，孝文帝展现了其非比寻常的决心。因为同时孝文帝也改变了北魏的太祖。中原王朝的皇帝在去世之后，后人用庙号和谥号两种方式称呼他们，庙号是在宗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而谥号则是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评定褒贬的称号。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的庙号是太祖，谥号为道武帝，孝文帝拓跋宏的庙号是高祖，谥号为孝文帝。“太祖”通常都是给予王朝创立者的庙号。称道武帝为太祖，表示他被视为北魏王朝的开创人。但在孝文帝进行行次变更之前，北魏的太祖并非道武帝，道武帝此前的庙号只是“烈祖”。此前被奉为太祖的，是道武帝的曾祖父、平文帝拓跋郁律。

拓跋郁律是西晋灭亡时在北方拥有一百万骑兵、对南方虎视眈眈的拓跋部首领。孝文帝将太祖的庙号从这么一位人物改到道武帝身上，意味着他对道武帝以前的领袖与道武帝以后的皇帝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孝文帝通过此举还试图严格区分道武帝以下的拓跋本家和以前的王族。

我们在前面讲到，孝文帝的姓族分定政策将鲜卑分成姓族和非姓族两大类。在迁都洛阳之时，鲜卑又分成了移居洛阳和留守在原首都平城的两部分人。以太祖变更为中心的拓跋宗室的分类，以及同时进行的行次变更等举措，与这些形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