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和战不定

宋廷的抉择

面临亢军大兵压境，腐败的南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驻守各地之将领相互倾轧，庞大的赵宋统治机构已成了一盘散沙。正如后来有人感叹的那样：“社稷无人物，湖山养祸胎。前朝亡国恨，遗迹后人哀。”当时，宋廷君主午幼，重大事宜均决于权臣。丞相贾似道、陈宜中等主和者，一味乞和，总将希望寄托手元荤会接受议和条件，而停止进军，好让其苟安于江南一偶。而以丈天祥、张世杰、李庭芝等为代表的主战者却竭力奏本朝廷，集宋荤全力，抗击元军。但由于权力掌握在主和者手中，故文天祥等难以实现其夙愿。也正是由于两者的激烈斗争，面对元军战抚兼施的战略，宋廷战和不定：出战时，方略失当，议和时，坐失战机，以致节节败退、损兵失地。这是南宋朝廷在政治军事上更趋腐败的表现。

宋军在丁家洲之战前，主和派早已占了上风。及丁家，洲一战溃败，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主和派更制造逃跑舆论，又上书朝廷提出迁都。虽然由于陈宜中、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反对，贾的意见未被采纳，但对朝廷官员的影响颇大，一时间更增加了临安城内的惶恐气氛。元军乘宋廷内部紊乱之机，迅速进军，继取鲁港、芜湖、太平以后，进占建康及其周围要城。后来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在主战将领的坚持下，宋廷不得不重振旗鼓，组织兵力，保卫都城临安。

宋军力卫都城

自从元军占领长江一线重要城镇、控制了江淮天堑以。后，宋廷数次下诏，要各地宋军勤王，带兵入卫临安。但是由于元军控制了长江防线，又驻兵瓜洲、和州，两淮宋军“无一旅渡江勤王者”；四川、荆湖地区宋军亦受元军牵制，不能自拔，故当时勤王者寥寥无几。先后入卫的有：

郢州守将张世杰率所部万余人东行，道过饶州（今江西波阳），击败元军，收复该地，随后入卫临安。

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闻诏涕泣，即聚部下万余人，又令部将陈继周，方兴，在赣州、吉州（今吉安）等地招募当地豪杰万人，合2万余人，誓师勤王，宋廷即命其为江西提刑安抚使。不久，文天祥率兵东行，进驻临安西湖边，后被派往平江。（今苏州）守御。

湖南提刑李芾“择壮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今湖南衡阳）为守备。”

另外，末廷还征调两浙、福建诸郡的厢禁兵之半数到临安守卫。

1275年春，当元军入建康之际，宋廷曾调兵加强临安外围要地的防守，命浙西提刑司遣刘经戍吴江（今属江苏），两浙转运司遣罗林，与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同戍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山阴县丞徐垓、正将郁天兴戍四安镇（今浙江长兴西南）。

但是这些部署态势，仍然是消极防御的。

与此同时，宋廷毕竟慑于元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挖空心思找乞和息兵的途径，以求元军缓兵。三月四日，朵廷诏谕降元的吕文焕、陈奕、范文虎，想通过这些特殊的关系去沟通与元军议和息兵的渠道，但是没有成功。

元使被害

当然，元方也不是一味使用武力；遵照忽必烈的旨意伯颜每至一城必先招降，尽量减少战火的浩劫。

1275年春，忽必烈扼出由礼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秘书丞柴紫芝等人组成的高级使团，持国书使宋。他们途经建康时，伯颜派了500。人护送。三月十五日，元使团到达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遭宋守将张濡袭杀。此事件的发生，更激怒了元军将士，加快了元朝灭宋的步伐。

伯颜得到此讯，即致书谴责宋廷。宋廷深知理亏，复于四月派人致书给降元的建康留守徐王荣，求他在伯颜面前转运宋丞相陈宜中的申言：“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请输岁币，罢兵通好。”事实上，张濡袭杀了廉希贤等元使后，还“以为已功，爱赏，知广德军。”可见，陈宜中的解释乃是掩饰之词，当然不会产生多大作用。

具有文韬武略的伯颜，不相信宋廷这番表白。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宋人谲诈为计，以视我之虚实，吾当就而用之。”但伯颜认为需要进一步“宣布威德，令彼速降”，故没有断绝宋廷的议和希望，仍派出行省议事官张羽、行院令使王章，带着徐王荣给陈宜中的答书，随同宋使去临安。张羽料定此去凶多吉少，当他们行至平江（今苏州），不出所料，又被宋守军杀害。

尽管元使一再设宋军所杀，伯颜仍能冷静处事。他在准备分兵南下、进取临安之前，看到诸将士情绪高昂，争先出战，在欣喜之余，意识到“诸将刊虏掠，争趋临安”的不良倾向，于是便请教谋臣，采取防范措施。他召见谋臣孟祺，询问进取临安的对策，孟祺答道：“宋人之计，惟有窜闽尔。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盗起临安，三百年之积，焚荡无遗矣。莫若以计安之，令彼不惧，正如取果，稍待时日耳。”伯颜表示同意说：“汝言正合吾意。”随即令人写了草书，遣使去临安，稳住宋廷。伯颜摸透了宋廷战和不定的态度，有理有节地“就而用之”，羸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宋军反击

面临元军步步迫近、领地日益缩少之危局，宋廷迫不得已命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期望他能挽回败局。张世杰见临安外围的许多要地已被元军占领，甚为担忧。他认为要想保住临安，挽救垂危的南宋朝廷L—必须组织力量，夺回外围陈地，进而以全力与元军决一死战。因此，他遣部将阎顺、李进进军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刘师勇、李三进军常州。

阎顺率军行至安吉（今浙江安吉北），遭到元军阻击，经激战，宋军虽斩获不少，但难以攻克该城，只收复了附近的凤平镇。然后，阎顺继续北上攻广德军，由于元军立足未稳，宋军终于是年（1275年）四月十五日收复该地。刘师勇一部也于五月七日，在姚訔的配合下收复了常州、吕城。

接着，宋廷于五月二十六日又命张世杰、张彦、阮克已、仇子真等分率大军再次出击。但是过月余，诸路宋军接连遭到元军打击，进展甚缓。

杨子桥之战

六月二十七日，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闻张世杰等统军不断出战，也命都姜才、副将张林率步、骑兵2万乘夜进攻扬子桥元军木栅，欲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阿术得到守栅万户史弼告急，当夜率军往援，次日清晨即赶到扬子桥，与宋军分列邗河两岸。姜才挥军以三叠阵列于河之北岸，欲寻机攻击。元军将领张弘范率领13骑冲过邗河，插入宋战阵。几经激战，宋军阵势丝毫未动，元军却丧失了数骑。张弘范，见势，佯装撤退，然后乘追击之宋军不备，回马大呼应战。阿术亦令弓手一齐发箭，配合张弘范反击。宋军突然遭此猛烈还击，惊慌失措，相互践踏，大溃。宋将土死伤万余，张林被擒，姜才仅带数骑，杀出血路，逃回扬州。

宋军的反击虽然连遭挫败，收获甚微，但张世杰、刘师勇、孙虎臣等一批主战将领，仍不气馁，希望通过决战挽回败局。不久，又倾宋军战力在焦山（今江苏镇江）江面与元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作战。

焦山之战

为了确保此战的成功，张世杰作了一番筹划。约定殿帅张彦率步骑兵自常州趋镇江，控制长江南岸，约物州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扬州东南），自江北配合，自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率水师列阵焦山以东江面，预定以“三路交进，同日用事”，与元军展开决战，谁料时至约定之日，扬州宋军失期，常州张彦竟不发兵，致使涨世杰等率水师孤军迎战。他率战船万艘列阵预定之地，每10船连成一舫，互相系上链索广沉碇于江，横截扛面，并规定、“非有号令，不得起碇。”决意孤注一掷，与元军死战。张世杰等人估计，宋军如此阵容，对长期以骑兵为长的元军来说，会是一个威胁。再者，元军主帅伯颜离职赴阙，定会削弱指挥力量。此时，应为大好战机，如能一战取胜，即可与两淮宋军会聚，打开新的局面。岂知此时的元军水战能力已大大加强，不仅有大量训练有素的水兵和数以万计的战船，而且在实战中已锻练出一批如阿术、董文炳、张弘范等善于水战的将领。

阿术、阿塔海、张弘范等元军将领，面对宋大军邀战，沉着运筹。阿术、阿塔海带着几名部将登上南岸石公山瞭望，发现宋水师虽然战船众多，兵卒云集、旌旗招展，其势堂堂，但是船大且密，相互连锁，不善机动。阿术高兴地指着前方对阿塔海说：“可烧而走也。”然后，他命张弘范率兵千人，乘船西掠朱金沙（今镇江西），控制上游江面，又令万户怀都带步骑兵列于江岸，防止宋军登岸袭击。

大战前，阿术、阿塔海坐镇石公山上，居高临下，指挥诸军出战。他命万户刘深沿着北岸，东趋夹滩（今焦山东北）绕至宋军船阵之后，行院判官董文炳直插焦山南麓，宫右边进攻，招汁使刘国杰自焦山左边进击，万户忽剌出直捣其中；这种以两面夹击、中间猛冲之战法，乃是过去元军骑战常用的，现在阿术根据当时的态势，将此战法移用于水战，确实证明元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已大有进步。

开战后，由于宋军多为海船，体大且相互连接，无风难以机动，而元军乘着名为“水哨马”的小型战船，往来如飞，攻击灵活。两军激战一个上午，难分胜负。阿术适时地投入预备队，命张弘范自上流顺风而下，循焦山北麓横冲宋军船队。又选用千各强健的弓箭手乘大船接近宋军，顺风发射火箭。宋船蓬樯纷纷起火，烟焰蔽江，阵势大乱。因无令“发碇”，宋船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仅“赴江死者万余人”。张世杰眼看有全军覆没之危险，乘隙跳上小船，突围向圌山（今江苏镇江东北）逃去。张弘范等见宋军东逃，急率一队轻舟紧紧迫杀，；又夺得宋战船80艘，俘斩千余人。经此一战，元军共获战船700余艘，“宋人自是不复能军”。

宋廷分崩离析

宋军反击失利，尤其是焦山之战大败以后，南宋朝廷内部更加分崩离析，准备逃遁者有之，提议迁都者有之，抱首哭泣者亦有之。然而，也有心怀复兴大奉者。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他于焦山之战后不久特地赶到临安，向朝廷上疏曰：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色，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似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文天祥在危难之时提出此充满信，独有建树的退敌策略，精神可颂，但是，他没有细虑，在当时朝廷腐败、诸将领各怀异志，元军步步进逼的局势下，虽有宏愿，又怎能付诸实践呢!结果，反被陈宜中等人指责为高谈阔论，不适时宜而不予理采。

陈宜中既受命建都督府于临安，将“檄召诸路军马勤王，并令溃军务归所部。淮东隶李庭芝，淮西隶夏贵，沿江隶汪立信，京湖、四川隶朱祀孙，江西隶黄万石，”然而，溃军归队者为数不多。

后来，王愉与陈宜中意见不合，宋廷又命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王愉为平章军国重事。王愉曾就如何对付元军数次提出建议，均未被采纳，大为不满。他上奏宋廷揭露陈宜中用兵失误，指出，“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王愉的儿子也唆使一些学士，罗列陈宜中的过失，揭露“其误国将甚于似道。”并指出：“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这些说法，虽不甚全面，但点封了当时宋宰出战不利、屡战屡败的要害之处。陈宜中一气之下，离职而去厂腐败的宋君主无可奈何，赶忙罢了王爚，处罚了上奏的学土，清回陈宜中，致使正确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在军事上又失去了避免进一步失败的转机。

就在此期间，宋廷大事封官加赏，如升夏贵为枢密副使、两浙宣抚大使；加张世杰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总都督府兵，加刘师勇为和州防御使，又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兼知平江府。是年（1275年）十月，张世杰又被任命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和浙西策应使。同时，向全国各地发出诏书，号召诸将帅“有习兵略者，各以书来上”，企图以这些措施来摆脱困境。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兵源不足，陈宜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把临安城内15岁以上的民众籍以为兵，号称武定军。但所征之兵老的老，少的少，大多是些孩子，不满4尺高，更无军事素。质，令“观者寒心”。

宋廷再次乞和

南宋朝廷闻元军分3路向临安挺进，更加丧胆。是年（1275年）十二月初五日，末廷遣将作监柳岳等带着宋主和太皇太后的谕书去无锡求见伯颜。在伯颜，柳岳梆岳声泪俱下地说：“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经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宋使想以哀乞感动伯颜退兵言和。当时，伯颜遵循忽必烈谕示，已不是满足于一城一地，而是要“直趋临安”，灭亡南宋王朝，统一全国。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宋使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宋廷在派人乞和的同时，又在充实兵力，调整军队，力图保住临安。一方面，遣宗正少卿陆秀夫、邢部尚书夏士林、兵部侍郎吕师盂去军前视察、鼓气。另方面，开仓出钱，充实浙东诸郡县的兵备，以备与元军对垒。但这些努力，丝毫不能阻滞元军水陆大军的挺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元军已占领独松关、平江、澉浦的危急情况下，宋太皇太后又命陆秀夫等再次去元军军营中乞和。陆秀夫等到平江求见伯颜，表示愿尊元世祖忽必烈为伯父，世代行子侄之礼，并答应年交岁银、帛各25万两匹。然而南宋君臣的哀求，终究挽救不了其即将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