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军发动全面进攻

南宋调整防务

吕文焕在襄阳“为虏诱胁，竟以城降”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即三月二十五白才由贾似道根据荆湖制司李庭芝的报告奏上。不过贾似道利用“自围襄阳以来，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已”造成的假象，申称“臣始屡请行边，光帝皆不之许，向许早听臣出，当不至此”，把自己对襄樊失守的罪责，推卸得一千二净。襄樊失守直接关系者之一的范文虎，援襄不力，“闻难怯战”，临阵脱逃，本当予以重惩，但因贾似道的包庇，仅降一官，“依旧知安庆府”。当时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夔知静江府，从弟吕文福知庐州，得知吕文焕投降的捎息，起初亦颇不自安，上书请罢，也因为贾似道的庇护，仍其官职。以致吕文福明目张胆地辩称，“文焕为人扶拥，以囊阳降非己心”。只是李庭芝的报告根据“来归人”吴旺等人提供的消息，已把吕文焕父子“先纳笼钥，旋献襄城，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先锋”的情状，陈述在案，度宗赵棋才下诏“文福勉力捍御，毋坠家声”，阻止了甚嚣尘上的“投降有理”论的蔓延。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南宋君臣显然不可能认真地从襄樊失败中吸取任何有益的教训。

襄樊失守对南宋朝野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而不断有人上书对边防发表意见。1272年三月，太学生郭昌子即上守备6策：“一曰分游击以屯南岸，二曰重归、峡以扼要冲，三日备鄂，汉以固上流，四日调精兵以护汉、江，五日备下流以绝窥伺，六曰饬隘口以备要害。”五月，孝感县丞关应庚上书言边防20事，布衣林椿年等上书言边防10数事。六月，前四川宣抚司参议官张梦发向贾似道上书“陈危急三策：曰镇汉江口岸，曰城荆门军当阳界之玉泉山，曰峡州宜都而下联置堡寨，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图上城筑形势”。“左藏东库蹇材望上书言边事大可忧者七，急当为者五”。闰六月，“前临安府司法梁炎午陈攻守之要五事”。这些上书无论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切中时弊，起码反映了人们对危难时局的关切，应当引起南宋君臣的重视，从中吸取有用的意见，彻底改善与加强全面防御。但它们大多为贾似道截留不报，或推到下面制阃“审变”，毫无结果，南宋防务仍然陷于被动应付局面。

这时，南宋亦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使战略防御的重点退移至长江一线，其表现是：

首先，加强京湖、两淮和川蜀地区某些据点的防御。1273年春，四川制阃上言，“近出师成都，刘整故吏罗鉴自北复还，上整书稿一帙，有取江南二策：其一日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桃源，河淮要冲，宜先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度宗看了这份奏折，急忙命令淮东制司前往清月，筑城以为备御。同年（1273年）三月，宋廷还派金吾卫上将军阮思聪行视平江、镇江，黄州城池。六月，应京湖制司之请，选拨内军器库之犀利器械，并给钱百万以备修缮。闰六月，命殿前指挥使陈奕总统舟师，加强鄂州、黄州江防。又命大理寺丞钟蜚英点视沿江堡隘兵舡。1274年初，城鄂州汉口堡和沌口西岸堡。五月，应张珏之请，筑马骏山或虎头山城，“以据险要”。先是刘整降后，献计自青居山进筑马骏、虎项（头）两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派统军合剌帅兵筑城。张珏设疑兵于嘉渠口，潜师渡平阻滩，焚其资粮器械船场。城筑终不就，马骏为张珏所复，因有是请。六月，以银2万两命寿春府（今安徽寿县）措置边防。七月，诏抚3边将士。

其次，对有关制置使作了调整。1273年夏，以汪立信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并给钱200万开阃犒师。以赵渭为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建康留守，并给钱60万加强江防捍御。以高达为宁江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知峡州。十月，重新任命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并赐钱200万以犒赏激励军士，加强备御。备御。十一月，命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并赐钱百万犒赏军士，以激励其，备御。1274年初，以留梦炎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四月，以吕文福为常德等五郡镇抚使、知沅州（今湖南芷江）。五月，以高世杰为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总统出戍军马。七月，汪立信罢职，又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

这时、宋元边境呈犬牙交错之势，其对峙之战线如下：

胶东：宋水军活跃于胶州湾，与元之胶州对峙。

淮东：制司设扬州，前线为海州、涟州，淮安、盱眙一线。

淮西：制司设庐州，前线为五河口、濠州、寿春、霍邱、固始一线。

京湖：制司设江陵，前线为信阳、汉阳、复州、郢州、均州、金州等地。

川蜀：制司设重庆，前线为涪州、合州、泸州、叙州、嘉定等地。

南宋之防御重点，则退至沿江一线之扬州，镇江、建康、太平、庐州、安庆、江州、黄州、鄂州，岳州、江陵、峡州、夔州、涪州、重庆、合州、泸州、嘉定。

蒙古南伐之议

就在南宋调整防御之时，元军也对全面进攻南宋进行了讨论。

蒙古占领襄樊后，渡江灭宋宋战略目标已明显地展现在忽必烈面前。当时将相大臣，纷纷请求以拘留信使名义，征伐南宋。这是符合忽必烈“扫清六合，混一车书之意”的。因而忽必烈于1273年春，驿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人问计。徒单公履认为，“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忽必烈颇以其言为是。但许衡却“以为不可”。次年（1274年）正月，阿里海牙又上言于忽必烈，指出元军战略地位之优势c“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阿术进一步说明了南宋的劣势，“臣久在行间，备见宋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忽必烈交付将湘大臣讨论，久不能决。阿术于是又奏称：“今圣主临御，释乱朝不取，臣恐后日又难于今日”。他把襄樊战役的胜利，看成是平宋混一的良机，认为“今不取之，时不能再”。

于是忽必烈就择帅与征兵两个问题，征求诸将相大臣的意见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姚枢也奏称：“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如枢密院伯颜不可”。阿术和阿里海牙提出：“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此外，刘整入朝时奏道：“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非宋所有”。忽必烈采纳他们的意见，决定大举伐宋，派伯颜总领其事，史天泽副之，展开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南伐准备

元军伐宋的各项准备工作，早在讨论胜南伐时就开始了。

首先是将黄河以南的行政机构，按作哉需要进行调整。1273年春，罢河南等处行中书省，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平章政事阿术、参知政事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左丞相合丹、参知行中书省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守正阳。罢四川行省，以巩昌便宜总帅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东川阆、蓬、广安、顺庆、夔府、利州等路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佥行枢密院事。六月，并罢东西行统军司。据元朝规定，“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这就把地方行政机构，纳入战时体制，实行军政合一，以一号令。1274年初议定伯颜都督诸军后，三月，又改荆湖淮西2行枢密院为2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伯颜赴职后，史天泽又堤出：“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忽必烈以其言为是，复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

其次是作相应的人力物力准备。1273年春，为了适应对南宋的战争将在遍布河流湖泊的荆湖、江淮和江南地区进行的需要，刘整建议教练水军五、六万，并于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处造战船2000艘，从之。六月，命襄阳造战船若干艘。闰六月，命诸道造甲1万，弓5000，给淮西行院。九月，设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又立正阳诸驿站，命河南宣慰司运米30万石，给淮西合答军，供应淮西、荆湖军需仍旧。十月，以西川编民和东川义土军屯田，供应潼川、青居戍兵粮饷。1274年初，设置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董理屯田以供两川军饷。又命荆湖行院以军3万，水弩炮手5000隶属淮西行院。复以阿术、阿里海牙建言，下诏中书省签军10万人。二月，造战船800艘于汴梁。三月，因河南宣慰司建言，以军兴转输烦重，征赋于军户、匠户，以胁财用。六月，应刘整之请，增加甲仗及水弩手若干。又敕合答从所属蒙古军中选调5000人，与汉军一起分戍于沿江堡隘，以保证使传往来。

第三是优抚将士，稳定军心。1273年春，派察不花等人抚治西蜀军民。四月，以钞5000锭赐荆襄前线将士及赈济新附军民。五月，赏襄阳有功万户奥鲁赤军人银钞衣服。九月，派人前往荆湖行省，奖励有功将士。十月，以也速答儿，奥鲁赤部征建都蛮有功，赏赐其有功将士。十二月，赐襄樊战役中受伤军土钞1000锭。1274年春，赐阿术所部将士银钞。四月少，赐襄樊战役中战死士兵249人之家，每家银百两。五月，汪帷正部逃亡者众，从民户和站户中征选人员，加以补充。命将所签新军原负担的丝料和包银之摊派于民者，一并免除。八月，谕枢密院派人分括凛粟，给远戍两川的太原新签军家属，以示悯恤。

第四是善遇降将。收编降军，瓦解敌人。除刘整外，吕文焕是宋元战争中另一名著名降将。襄樊战役后，元朝十分重用吕文焕。1273年春，吕文焕应召入朝，与之同往大都的除阿里海牙外，还择蒙古、汉军有才力者护视之，一起奉召陛见的共有蒙古、汉人万户20人。吕文焕被授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并赐其将校有差，令还镇襄樊。对其生、熟券军，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收编，防止其继续抵抗。吕文焕入朝耐，令熟券军仍居襄阳，给其田牛，生券军则分隶于各万户翼。后来将一部分生券军调回大都，释其械系，免其死罪，听自立部伍，往征日本。另一部分生、熟券军，则由金州招讨使钦、察率领，镇戍于襄阳郊区鸭池。次年七月，敕枢密院将无妻子的生券军发往京师，年老多病的则遣还其家。八月，给襄阳生、熟券军发放冬衣。发动全面进攻后，经行中书省建议，派吕文焕率其麾下对江汉未下州郡临城招降，使其“知我宽仁，善遇降将”。通过这些措施，起到瓦解分化敌军的作用。

元军全面进攻的开始

从1273年春至翌年六月，机构调整和人力物力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忽必烈命古不来、拔都、翟文彬牢兵1万人，“掠荆南雅山，以缀宋之西兵”，阻绝了江陵东援。便仍似拘留郝经为口实，问罪于南宋。忽必烈诏谕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曰：“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改者，俘戮何疑”。这项诏书是全面伐宋的动员令。

是年七月，南宋度宗死，四岁的嘉国公赵即位，是为恭帝，谢太后临朝听政，封皇兄赵星为吉王，皇弟赵昺为信王，贾似道得到“独理起居”的特殊待遇。南宋朝廷的腐败，更自不待言了。不过在两淮、荆湖、川蜀，南宋还有相当兵力，可以抵抗元军的进攻。正如汪立信所分析：“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以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民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与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与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榇之礼，删请备以俟”。贾似道闻其奏，大怒，罢去汪立信京湖制置使诹务，以朱禊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幼幼君权臣，朝政腐败，使南宋朝廷无法组织尚存兵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当时“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重新起用的淮东帅李庭芝“筑清河城”，作了一些抵抗的准备。但按刘整建议，元军在攻占襄樊以后，将浮汉入扛，顺江东下以趋临安，这是元军全面战略进攻的主要战场。朝议也都以？为“淮上诸郡，宋之北藩，城坚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师。宜先渡江翦其根本，留兵淮甸绝其救援，则长江可乘虚而渡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战略进攻主要战场的胜利，元朝分军为二：“其右受伯颜、阿术节度，左悉委卿（博罗欢）”。不久，博罗欢以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军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一个月内，攻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率兵攻安丰，庐、寿等州。徐邳屯田总管下丁庄千户刘通领兵巡逻泗州，至淮河九里湾打败宋军，夺船30余艘。忽必烈估计元军渡江，宋军“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高丽人洪君祥以蒙古、汉军都镇抚从行。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伯颜主力军的进攻。这时元四川总帅汪惟正上言：“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原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蹰会钱塘。”忽必烈以“四川事重”，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令其在四川采取攻势，以牵制宋军，配合伯颜等主力军的进攻。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人出师。临行前，忽必烈以远征大理和渡江围鄂时刘秉忠，姚枢、张文谦等人“不可嗜杀”的意见，告诫道，“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九月初一日，伯颜大会兵于襄樊。元军在荆湖，两淮两大战区，分3道展开全面进攻，伯颜自率主力由襄阳沿汉水攻取郢州，初以吕文焕、刘整为向导，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不久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事，驻军于正阳，时董文炳以枢密院判官行院事，筑正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10万来攻，与董文炳部激战。淮东阃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军牵制，亦无力应援郢州。

九月十三日，伯颜军自襄阳出发，传檄谕宋州郡官吏将校士民，复分3道而进，伯颜将一军趋郢州，唆都将一军入淮，翟招将一军趋荆南。伯颜与阿术率军水陆并进，旌旗延袤，前后数十里，“，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伯颜出兵，标志元军全气攻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