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军攻宋战略的转移

战争性质的变化

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251年他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以来，“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罗致了一大批汉族和汉化很深的其他民族知识份子和军将，开始用汉法治理汉地。忽必烈即位及其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一大批汉族地主和军将参与忽必烈政权，使忽必烈政权成为蒙古贵族、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份子的联合专政。1271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等人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把它看成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申称要“绍百王而纪统”，把自己看成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久，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把国家政治中心由漠北迁到中原。因而从忽必烈开始，蒙宋战争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的战争。

刘整的建议

忽必烈时期，蒙古灭宋战略进攻的重点，改以襄樊作为突破口，实现了由川蜀向荆襄战区的转移。

1259年，忽必烈虽然采纳杜瑛，商挺的意见，认为应把战略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荆襄战区，但他当时只是一个方面军的统帅；还无权作出实现这一转变的战略决策。促成这一转变的，是降将刘整的建议。

忽必烈即位之初，史天泽的部将郭侃曾上平宋之策，其主要内容是：“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1267年冬，刘整入朝，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的意见遭到一些人反对，于是又进一步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刘整本是“尽知国（南宋）事虚实”的“南宋骁将”，他的意见自然更为忽必烈所重视。而且他的建议迎合了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宿愿，所以忽必烈？当即表示：“朕意决矣”。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提出“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这一转移战略主攻方向的建议。这项建议为史权所支持，史权认为攻取襄阳以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吕文焕降元

1272年春，元军破樊城外郭后，襄樊形势已十分危急。自1267年以来，襄樊防御战已持续了5年。吕文焕秉节守襄，“捍御应酬，备殚甚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萄断绝不至”，城内军民皆“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吕文焕多次派人告急，贾似道虽表面上“上书请行边”，却“阴使台谏上章留己”，根本不把边事放在心上。他整天在西湖葛岭过着腐朽生活，其所狎诸客戏称子他把“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视为“军国重事”。吕文焕困守孤城，得不到朝廷的援助，每次巡城，皆“南望恸哭”而后下。二张冒死入援，虽曾一度鼓舞了襄阳士气，但旋亦失败。及樊城陷落，襄阳如齿之失唇，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

同年（1273年）二月，元军一面派唐永坚入襄阳，招，降吕文焕，一面由阿里海牙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军心摇动，诸将纷纷逾城降元。初，刘整曾骑马临城下，与吕文焕对话，为宋兵伏弩射中，幸未丧命。至是，“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其意”。阿里海牙不赞成强攻，自率张庭珍等人至襄阳南门，对吕文焕喊话：“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忽必烈）深嘉汝忠。荐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吕文焕颇犹疑未决，阿里海牙又折矢为誓。适其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降元，吕文焕更感孤绝无助，但称“得张济南（张宏）一言，吾无盟矣”。涨宏前往招谕，吕文焕遂遣黑杨都统来元军营议降。张庭珍以黑杨都统乃吕文焕心腹，怀疑其真，怕是来探听军情的，建议阿术留之为质。第二天，吕文焕举城投降。

与张顺，张贵一起入援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参加襄阳守御虽不足1年，但日夜守战，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及吕文焕出降，他仰天大呼：以好汉谁肯降!便死，也做忠义鬼。”说罢，便在所守阵地，自缢殉难。

持续了5年多的襄樊战役，至是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