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军南攻基地的建立

进占建康

元右丞相伯、颜所率水、陆大军在丁家洲击败宋贾似道、孙虎臣所领的13万军队后，沿长江大举东下，势如破竹。然而，由于长期征战，元军兵力、物资消耗甚大，沿途重镇留下驻守军队，亦减少宁进攻部‘队的兵力，加之，临近宋都，宋军必以》0倍的努力、进行：防御，激烈战斗在所难免，故元军不能冒然进军，有必要调整军事部署，先建立巩固的南进基地。

1275年春，元步、骑兵进驻龙湾（今南京市下关江边），水军停清于江面，截断宁建康与外地的水陆通路。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留守赵溍已弃城逃遁，都统、权兵马哥事徐王荣及翁福、茅世雄等至元军营请降；迎亢军进城。伯颜一面禀承忽必烈“毋妄杀掠”的旨意，整肃军纪，命窄队不得入城，违者以军祛惩处；一面采取措施，以巩固建康地区。

伯颜选择建康作为进军宋都临安（今杭州）途中的息足地，主要是因为，其一，此地是江东要地，西、北擗大江河可以固守，能阻扼两淮宋军南援，其二，此地是“经营四方之根本”，水陆交通便利，利于军队调度，其三，此地距离宋都临安较近，南去有水陆通道，亦有丘陵、旷地，可以发挥步、骑、水军的威力，确是对临安发起攻击的理想之地，其四，元军自襄阳出发，沿途多次与宋军激战，至此实需休整。因此，伯颜进占建康后，为巩固已获战果，于三月初二日即命部将唆都为安抚使入据建康，负责安抚城内外军民。进城后的第17天，伯颜立行中书省于建康，以慰抚新附军民和筹备军需。是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战事困扰，灾情严重，江东民众困于饥荒、瘟疫，饿死、病死者甚众。伯颜即命打开建康城内粮仓，发放蓄粮，救济灾民。这样，建康城内外民众得以安居，很快消除了对元军的恐惧心理。

元军进占建康后，伯颜即遣军四出，进攻建康周围的重要城镇，以防宋军乘隙反扑，稳定该地区的局势。

江东之战

江东诸城是拱护建康重地的要塞，要在建康立足非扫平宋军在该地的势力不可。故伯颜接受建康守军请降后，即遣多路出击。他命部将忙兀台率一部进军溧水（今江苏溧水），宋建康留守赵溍之弟赵淮领守军抗击。两军战于丰台庄（今溧水北），宋军溃败，被俘斩500余人，赵淮亦被俘杀。元将脱脱率一支精骑进攻广德（今安徽广德），击败宋守军，占领该城及周围小镇。参政董文炳率一部水军顺江直插镇江（今江苏镇江），守臣洪起闻讯胆颤，率，小部潜逃，—统制石祖忠以城降。

镇江是控扼长江的要塞，南宋词人陈亮曾写有“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之词描述其地势之重要。元军进占该城后，伯颜即命行院副使阿塔海、参政董文炳在此建立行枢密院，以加强建康地区的军事指挥。

另外，趋向常州之元军，亦进展迅速。宋守臣赵汝鉴闻讯元军逼近，即带领随从匆匆逃遁。钤辖戴之泰与十人玉良臣开城迎降。与此同时，进军江阴之元军亦已收降宋守军。不及10天时间，元军夺得江东府2、州5、军2、县43，控制了该时区的重要城镇。

三月十九日，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进京，向元世祖忽必烈陈报攻宋战况，世祖非常高兴，同意了右天麟的奏请事项。

元军在占领江东要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两淮宋牢的攻势，全力牵制宋军的行动。

进兵扬州

两淮地区是南宋的重要防线：不仅是“拱护腹心”建康的要地，亦是阻挡北车护卫临安的、“藩篱”，故宋廷“东南兵力，尽在江北”。忽必烈深知，“宋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应全力牵制两淮宋军南援，以消除进取临安的后顾之忧。所以，在占领建康后不久，他即子四月初命阿术偕同许多“勇而有谋者”，率一部兵渡江，进围扬州，又命昂吉儿进兵淮西，驻和州（今安徽和县），与博罗欢一起密切注视宋军的行动，吸引住两淮宋军的兵力。

阿术渡江后，即遣部将李虎带着招降榜文入扬州劝降。宋守将李庭芝斩杀元使，并烧了招降榜文i然后急调部将苗再成、许文德、姜才等分3路抵御元军。

四月十九日，阿术军进至真蚶（今江苏仪征）老鹳嘴，击败苗再成军，斩杀2000余人，遂进至瓜洲扎营。

瓜洲位于扬州东南45里处，地当运河之口，与镇江斜对，是控扼长江，运河的要地，亦是扬州宋军入江的必经之地。当年，李庭芝被任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时，即强迫瓜洲民众迁入扬州，焚烧了民舍。阿术到瓜洲后，赶忙“造楼橹，修战具，漕真州之粟，以守之。”这样，瓜洲成了驻守淮东元军的大本营。元军行院右丞阿塔海根据当地地形又建议，“扬子桥乃扬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选骁将守之。”所以，伯颜授史弼3000人，命其在扬州外围树栅。不多日，粗高的木栅“自扬子桥竟瓜洲，东北跨湾头至黄塘，西北至丁村”，筑成了坚固的长围，并在湾头立堡，与瓜洲大营相互犄角，组成一道强有力的防线，阻截外地宋军对扬州的支援。

是年（1275年）五月，阿术为防止宋军水师占据长江，形成夹击之势，就集中行省诸翼万户的战船于瓜洲江面。阿塔海、董文炳也集中行院诸翼万户的战船于南岸西津渡。这样，元军水师南北呼应，堵截江面，完全消除了宋水军顺江西上支援的可能，亦进一步控制长江天堑，断绝驻淮宋军渡江南援通路。

宋廷自南迁以后，一直视“江为堂奥，淮为藩篱”，多年经营，集重兵于淮地，设水师于江上。长期以来，江淮地区确实起了防御北兵的重要作用。然至此时，元军既已歼灭了长江上的大部宋军水师，并且在沿江重镇江陵、鄂州、安庆、江州、采石等地，派兵镇戍，又“俱选素有威望万户人员与新附官同镇守抚治”，从而完全控制了沿江地区。这时又有阿术驻兵瓜洲，昂吉儿驻兵和州，更使两淮宋军难以向南机动。因此，昔日的宋军防线，此时已成了元军隔绝宋军主力与宋廷联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使“宋之北藩”，更加破碎。当时的形势正应验了忽必烈在1261年诏谕高丽王供时的预言：“……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成，边戍自撤其藩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

伯颜赴阙

正值伯颜部署元军继续南进之时，于四月二十四日接到忽必烈诏书，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之故，命其暂时息军，俟秋再举，“毋轻敌贪进”。伯颜、阿术、阿剌罕董文炳等将领，分析了当时对宋战争的形势：宋主力已大部被歼，长江要堑已为元军控制，宋两淮重地亦被截断，四川，荆湖地区之宋军也被元军牢牢牵住，不能自拔，无力东援；宋廷内部人心惶惶，四分五裂。感。到此时是继续进军、一气灭宋的极好时机。所以，伯颜向忽必烈凑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可见，当时伯颜及其他将领不甚了解北方的形势，也投有理解忽必烈的用意。

原来，北方还有一股反忽必烈的力量，那就是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并反对其实行蒙汉兼有的统治政策的诸王阿里不哥（忽必烈老弟），海都（窝阔台汗之孙）等人。阿里不哥的势力虽早已平息，但曾支持阿里不哥的海都，自从1268年在金山（今阿尔泰山）挑起战端以后，势力不断扩大，经常袭扰忽必烈所控制的西北边地。忽必烈于1271年派皇子那木罕和宗王昔里吉、脱脱木儿等去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镇守，但仍不能阻止海都侵扰。时至1275年，海都势力不断向东伸展，甚至逼近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是年初夏，忽必烈在上都避暑时，险些遭到叛军袭击。叛王的势力越来越严重威胁着忽必烈的统治。在此南北两线须同时用兵的危急形势下，忽必烈出于无奈，才决定调调回“极有方略”、“可属大事”的伯颜商讨军情；以处理当时日益复杂的局势。

忽必烈派奉御使爱薛到建康面传旨意，伯颜只好即日奉旨起程。临行前，他命阿剌罕为参政，轩琪、刘江为议事，共同治理行省事务。伯颜尤为担心的是，宋军可能会乘机反扑，元军在节节胜利面前是否会丧失应有的警惕而好逸恶劳。故他特地于五月十二日到镇江会晤阿术、阿塔海等将领，嘱咐“所部水陆士卒甲杖务要严整，缓急适用，毋令怠惰”，要乘此战隙之良好时机，抓紧水陆训练。次日，伯颜偕同石天麟在吕文焕的护送下，渡江北行。

五月底，伯颜到了上都（今蒙古正蓝旗东北）。忽必烈很快召见了他，“亲问以军前事势”。伯颜汇报了攻宋的进展情况，并陈述了下一步的平宋部署。忽必烈听后甚为高兴，同时也指出北方叛王势力的发展状况及对王朝的危害，要伯颜领军北征。伯颜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平宋乃是统一全国之举，只有乘胜进军，方可收到全功，而“北边之事，尚可徐图”。忽必烈虽然感到北方叛王的势力直接威胁着他的统治，然也觉得伯颜分析在理，故完全同意伯颜的意见，并对伯颜及时术，阿里海牙等前线将领在攻宋战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大加赞赏。七月十四日，忽必烈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相，并命阿术为中书左丞相，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伯颜赴阙陈述军情，转变了忽必烈先平诸王叛乱、后灭南宋的计划，促使其下了加快灭宋步伐舶决心。于是，忽必烈于七月牛旬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如果说，忽必烈在此以前对能否迅速灭亡南宋还存有疑云的话，而此时则对灭亡宋廷、统一全国充满了信心。为配合伯颜所率的元军主力的行动，忽必烈又命行省右丞相阿里海牙进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与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以及兵部尚书吕师夔等进取江西，以牵制其他战场上的宋军。

伯颜领受任务后，于八月初五日离上都南行，经大都（今北京），过河间，然后取道山东路，沿益都及沂（今山东临沂）、涟，海等州南下。并趁此机“巡视边陲要害，壁垒坚脆，用兵设备，”督促元军加强战备，配合大军行动。

接着，伯颜又组织了几次战斗，以削弱宋军兵力，试探宋军的虚实。

淮安之战

伯颜发现，位于淮东中部、运河边上的淮安城，是控扼宋军南援的要地，故决定夺取该地。他调淮东元帅、右丞博罗欢，左副都元帅，右丞阿里伯所部万余人会师淮安。九月十一日，伯颜挥军围困淮家城后，即遣新附官员孙嗣武至城下招降，遭宋守将严词拒绝。伯颜遂于十四日发起攻击。他命招讨别吉里迷失率本部兵进攻北城西门，自己与博罗欢、阿里伯等亲临南城堡，“指挥诸将，分道进攻”。由于宋守军的坚决抵抗，元军没能占领全城，只攻下南堡就解兵而去。这或许是由于伯颜考虑攻宋大局，而不愿在夺取此城上多花时间。

九月十七日，伯颜率大军离开淮安继续沿宝应、清江、高邮（均属今江苏）南下，途中在白马湖、高龄等处与宋军接战，均获胜利。伯颜在南下途中，抓紧进行大举南攻的准备，尤其是到了扬州附近的湾头新堡时，更加紧各方面部署。

兵力调整

伯颜、阿术所率的元军主力虽然控制了长江防线，扼住南宋之襟喉，然而，从整个形势来看，由于元军进兵势如破竹，有限的兵力准以应付形势的迅速发展，“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江东之战后，广德、常州、平江等地的得而复失，也说明此种情况。而且，要组织对宋都临安的最后冲刺，不进行适当的兵力调整，就难以适应当时局势。因此，伯颜曾派急使去向忽必烈奏告，攻宋之“军队不够”。由于“一时征集不起足够多的军队来，（忽必烈）便降旨把乞台国’（即金国）的全部囚犯都送去。他们约有二万人”忽必烈还亲自召集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到攻宋前线去冲杀。这批“带罪立功”的亡金囚犯经过一番组训后，就被派到前线，与伯颜的军队会合。

另外，伯颜也从辽东及襄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京（今山西大同）、延安等地募兵，以充实攻宋元军的战力。为加强元军海上作战的能力，平章政事阿术派招讨王世强建造了100艘白鸱海船，并自左翼41万户内选调汉军3500人、新附军1500人，由哈剖解和王世强率领，增补给董文炳所部水军。

六月十二日，忽必烈下令将鄂州戍兵及李璮旧部交付行中书省指挥，并把“前河南已签军万人后免为民者，复籍为兵”送到前线参战。二十六日，伯颜又令搜集涟州、海州新降附军民的船只1000艘，送淮东都元帅府，加强江淮元军的水战力量。

伯颜自上都南返、到达湾头新堡时，一方面与阿术所部会师，进一步围困扬州，以防宋军出袭，另方面召集阿术、右丞张惠、参政敏珠尔丹等将领，宣布忽必烈的诏令，指授攻宋的下一步方略。驻守建康，代理伯颜统管军政事务的阿刺罕也专程赶到湾头，会见伯颜。这次攻宋前线指挥官的大聚会，无疑对胜利进取临安具有重要意义。

元军在建康经过一番休整，兵力更加雄厚，斗志更加旺盛，这就为迅速攻取宋都临安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