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列边·扫马　汪大渊　普兰诺·卡尔平尼　马可·波罗　孟特·戈维奴

列边·扫马　是随蒙古人移居大都的色目人，出身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富家，母语是突厥语。父亲名昔班，是聂思脱里教会的视察员。列边在叙利亚语中意为“教师”，扫马是他自己的名字。扫马自幼接受宗教教育，二十余岁时出家入大都附近的一所十字寺中修行，后来成为著名教士。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汪古人马忽思来向他求学。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二人决意赴耶路撒冷朝圣，得到朝廷颁发的铺马圣旨，从大都出发，随商队西行，经中亚抵达伊利汗国都城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谒见了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

马儿·腆合命马忽思为大都和汪古部主教，改名为雅八·阿罗诃；命扫马为教会巡视总监，遣返东方。但因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在阿母河一线发生战争，未能归国。至元十八年（1281）马儿·腆合去世，马忽思被推举为新任总主教，称为雅八·阿罗诃三世。

至元二十四年（1287），伊利汗阿鲁浑欲联合十字军攻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遣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扫马经君士坦丁至罗马，恰逢教皇虚位，便继续西行抵巴黎，向法国国王美腓力四世呈递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品，受到法国政府的礼遇。他在巴黎逗留月余后，又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英法两国国王都同意与伊利汗国建立联盟。次年扫马在回国途中获悉新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已即位，便再至罗马呈交国书。教皇在接受伊利汗国书后，写了两封国书致阿鲁浑汗，第一封国书对阿鲁浑汗善遇基督教徒表示谢意，第二封国书赞扬了阿鲁浑汗打算攻下耶路撒冷后在那里接受洗礼的想法，并厚赠礼品遣归。

扫马完成出使任务后，受到伊利汗阿鲁浑的嘉奖，特许在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宫门旁建寺一所，命他管领。后来扫马移居蔑剌合，又建一所宏伟的教堂。至元三十年（1293），扫马赴报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辅佐雅八·阿罗诃三世管理教务，直至去世。列边·扫马是第一位游历西欧并留下记载的中国旅行家。

汪大渊（1311—？）　字焕章，南昌人。二十岁那年从泉州第一次出海，沿西洋航行，抵达印度洋诸地。他自述至顺庚午年（1330）泊于大佛山（今斯里兰卡），继而西行进入阿拉伯海。此次航海约历时五年，归国后曾著有旅行记。此后不久他又第二次从泉州启程，访问东南亚诸地。此次似从东洋航线行，从泉州渡海，先至台湾，然后赴小东洋诸地，即今菲律宾诸岛、文莱，再绕加里曼丹岛，转入大东洋西部的爪哇、帝汶诸地。至正九年（1349）他路过泉州，适逢吴鉴受命修《清源续志》。吴鉴因汪大渊“知外事”，所以要他撰《岛夷志略》，作为《清源续志》的附录。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融会了两次出洋的经历，所以与他第一次归国时所著游记已颇有区别。

《岛夷志略》，本作《岛夷志》。该书原附于至正九年（1349）由吴鉴编撰的《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在故居南昌又以《岛夷志》为名而复刊其书，并请河东名士张翥写序，以广其传。汪大渊在《后序》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吴鉴为《岛夷志略》写的序中也说：“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地。”汪大渊自述他在海外曾赋诗以记异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其书中所记之事，皆身所亲历，耳目所亲闻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收有记载的汪大渊所访问过的地方共九十九个条目，最后一个条目系节录前人旧闻，名为“异闻类聚”，与其游踪无关。

《岛夷志略》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开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上述两部宋代著作虽然重要，但所记不过是作者耳闻之事，而汪大渊所记则为其身历亲见。《岛夷志略》虽从写作体例上受周去非、赵汝适影响较大，但汪大渊年甫二十便附舶浮海，一生曾两下东西洋，游踪之广古来罕见，远非周、赵可比。

汪大渊提到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那度州的八丹，有一个“土塔”，高数丈，上有汉字铭文“咸淳三年（1267）八月毕工”。汪大渊在当地听说宋末中国人到达那里，书于石面后刻成。19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不少西方探险家游历印度南部时，访问过这个“土塔”。据他们记载，至19世纪中叶尚存三层，当地居民一直称之为“中国塔”，足见汪大渊记载之可靠性。

明代马欢受汪大渊影响很大，他在自撰的《瀛涯胜览·序文》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制成帙。”这说明马欢在出国前就研究过《岛夷志略》，随郑和出海后，观察风俗，证实了汪大渊所记皆翔实可信，因而启发了他撰写《瀛涯胜览》的愿望。不过他在书中只记载了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叙事虽然更详，但涉及地域远不如《岛夷志略》所述之广。

普兰诺·卡尔平尼　生于意大利佩鲁几亚省，从元太祖六年（1211）起受圣方济各会派遣前往日尔曼，长期任萨克森修道院和省教长之职，成为圣方济各会领导人之一。元太宗十三年（1241）拔都率领的蒙古军攻入东欧，震动了欧洲各王公与教廷。乃马真后四年（1245）英诺森四世教皇派卡尔平尼为使节出使蒙古。

同年四月，卡尔平尼从法国里昂出发，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而后前往基辅。次年从基辅出发前往也的里河（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下游撒莱谒见拔都。进入也的里河流域后，他们为拔都之子撒礼塔的部下截获，撒礼塔立即把他们送交拔都。在拔都处停留几天后，拔都派人护送他们赴漠北晋见即将登位的元定宗贵由处。他们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里海、咸海以北草原，溯锡尔河而上，经西辽、乃蛮故地的北部，到达拔都之兄斡耳达的营地。在那里只休息了一天，便继续东行，进入蒙古高原，于定宗元年（1246）夏到达哈剌和林附近。

此时贵由尚未即位，故未召见他们，但拔都已将教皇致蒙古皇帝国书的译文、卡尔平尼与拔都等人谈话的记录送交给贵由。国书中谴责蒙古屠杀基督教徒，要求停止杀害基督徒，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并威胁说如果蒙古不停止侵略，上帝将惩罚他们。数日后，卡尔平尼到达摄国皇后脱烈哥那处。卡尔平尼记录说脱烈哥那皇后的大帐以天鹅绒制成，大到足可容二千人，帐中正在举行大忽里勒台，讨论即位大典和大宴。卡尔平尼看到，帐外等候的有斡罗思（今俄罗斯）、金、高丽、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和回回各国的首领。此外前来呈送贡品的人及其他属国首脑、各地长官约四千人也等候在外。这次大典共持续了四周。此后，在距此不远的昔剌斡耳朵（此言“金帐”）举行登位大典。卡尔平尼出席了此次盛典。

不久卡尔平尼谒见元定宗。丞相镇海事先写下卡尔平尼等人的名称及教皇的称号及高丽等其他国家的使节的名称，一位一位地唱名导引使臣入帐。负责照料卡尔平尼的是一位俄罗斯金匠，他曾为定宗制造过宝座和金玺。卡尔平尼还遇见过不同身份的斡罗思人和马扎尔人（今匈牙利人）。定宗在镇海、八剌与合答等大必阇赤在场的情况下，与卡尔平尼讨论了蒙古国致英诺森四世教皇国书的问题，双方约定复信以畏兀儿文写成，再逐字逐句地译成拉丁文。在宫中担任通事的是斡罗思大公的随员铁木儿，他懂得拉丁文。同年冬，定宗再次召见卡尔平尼，宣读致教皇国书的内容，由卡尔平尼当场译成拉丁文。译完后，由卡尔平尼与译员合作，把拉丁文译文重新译成畏兀儿文，当场验证译文的准确性。然后把畏兀儿文国书与拉丁文译本再互相核对一遍，确信无任何遗漏。此后，宫帐中的书记官又把畏兀儿文国书译为回回文（波斯文），以供教皇核实原意。

定宗致教皇的国书表示如教皇有意约和，应亲自来见，执臣下之礼；并对教皇要求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表示不解，指出蒙古攻占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基督教国家是因为他们杀死蒙古使臣，不向蒙古臣服，认为蒙古攻城略地乃奉长生天意旨所为，如果教皇不投降，将兵戎相见。国书还驳斥上帝护佑基督教徒的说法，认为蒙古人的胜利便是长生天护佑的结果。不久卡尔平尼启程西归。除国书以外，他还带有一封钤有定宗玉玺的公文。脱烈哥那皇后赐给每位使臣一件狐皮袍和一段天鹅绒。到达也的里河下游拔都营帐后，卡尔平尼向拔都报告了定宗致教皇国书的内容，并希望拔都也发出一封致教皇的国书。但拔都认为有定宗的国书便已足够，要求卡尔平尼原原本本地将定宗国书向教皇传达。定宗二年（1247）冬卡尔平尼返回里昂。在向教皇覆命后，用拉丁文写下出使报告。教皇致蒙古的国书与元定宗的覆信至今尚存，定宗覆信的畏兀儿文原本与波斯文译文均钤有蒙古文御玺。

马可·波罗（1254—1324）　是威尼斯人。在他出生前不久，其父尼柯罗及其叔马泰奥赴东方贸易，至钦察汗国首都撒莱（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入里海处之阿斯特拉罕附近）。回国时，因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爆发战争，路途不安而转向东方，在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布哈拉）留居了三年。留居时遇旭烈兀出使汉地的使节，于是一同东行到上都，其时约为至元二年（1265）。世祖接见了尼柯罗兄弟，向他们详问了欧洲的情况，并派出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要尼柯罗兄弟为副使代表朝廷随行。元朝使臣途中因病留下，将国书交付给尼柯罗兄弟。他们一行持诏书沿陆路继续西行，于至元六年（1269）到达地中海东岸十字军控制下的重镇阿克儿（今以色列海法北）打算会见教皇。但适逢教皇克莱门特四世逝世、新教皇尚未登基的虚位期，他们只得返回威尼斯。尼柯罗归来时马可·波罗已经十五岁。

至元八年（1271）波罗兄弟携马可·波罗东行，在阿克儿谒见新教皇哥里高利十世。新教皇要他们回元廷复命，并派两位教士携带致元世祖的诏书和确认使臣身份的国书与之同行。途中两位教皇使臣畏难从阿儿马尼（亚美尼亚）返回，把教皇的诏书和国书委付给马可·波罗一家。于是尼柯罗一家三人取道伊利汗国，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之大不里士）至波斯湾口之忽里模子，准备从海路入元。后改变主意，仍由陆路东行，沿古代丝绸之路经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帕米尔高原、巴达哈伤（今塔吉克斯坦之巴达贺尚省），进入元朝控制下之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当时天山南麓商路被海都叛军切断，他们由可失哈儿西行，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经鸦儿看（今叶城）、于阗（今和田）、罗卜（今若羌）等至河西，于十二年（1275）抵达上都。

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世祖的喜爱，留在元朝为官，以随员的身份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游历了许多汉地城市，如汗八里（大都）、上都、京兆（今西安）、成都、大理、济南、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在元朝逗留期间，身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事件等。

马可·波罗与其父、叔久居中国，思念故乡。二十六年（1289）伊利汗阿鲁浑因其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带、阿必失呵、火者三人来元朝请婚，要求赐以伯岳吾部女子。忽必烈下令从伯岳吾氏贵族中选少女阔阔真下嫁伊利汗，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可随使臣取道波斯归国。马可·波罗一行约于二十八年（1291）初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经苏门答腊、印度抵达忽鲁模子。时阿鲁浑汗已死，其弟海合都在位。至元三十年（1293）海合都汗娶阔阔真为妃。马可·波罗等从桃里寺返国，乘船经君士坦丁堡，于元贞元年（1295）抵达威尼斯。

次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爆发战争。马可·波罗参加海战时被俘。他在狱中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经历，与之同狱的文学家鲁斯梯安诺笔录，于大德二年（1298）成书曰《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很快广为流传。同年夏，马可·波罗获释回乡。他逝于泰定元年（1324），葬于圣劳伦所教堂。

《马可·波罗游记》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4世纪初意大利北部韦罗那城统治者自称为坎·格朗德，意为“大汗”，显然受《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世祖称呼的影响。许多欧洲人认为，流行意大利的面条也是马可·波罗介绍过来的。在中世纪结束以前，《马可·波罗游记》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东方的主要资料之一。地理大发现以前许多著名航海家都读过这本书。哥伦布因为相信马可·波罗的记载而向东远航，企图到达日本，最后发现了美洲。

孟特·戈维奴（1247—1328）　生于意大利南部萨勒诺省孟特·戈维奴村，至元十七年（1280）前后参加圣方济各会传教团，在阿儿马尼（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二十六年（1289）返回教廷，报告了伊利汗阿鲁浑优待基督教的消息。时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已经接待过阿鲁浑汗的使臣列边·扫马，也相信蒙古人优待基督教，遂派孟特·戈维奴为使臣，携带教皇国书前往东方传教。他取道桃里寺、印度，转乘船来到中国，于三十一年（1294）与意大利卢卡隆哥人彼得一起抵大都，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的国书，在大都留居下来。

由于他是教皇的使节，元成宗对他十分优待，允许他享有进宫的权利，在宫中为他设一个座位。在他入华之前，传入东方的基督教主要是聂思脱里派。他到达大都的最初五年中，聂思脱里教派激烈地反对他，不允许他拥有自己的教堂，不允许宣讲天主教教义。蒙特·戈维奴经过艰苦努力，于大德三年（1299）在大都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后来又建了一个钟楼，在里面设置了三口钟。而大都的阿儿马尼（亚美尼亚）人也建立了一所东正教堂。

后来他的同伴卢卡隆哥在皇宫前不远处购置了一块地，蒙特·戈维奴于九年（1305）在这里用施主们提供的金钱建立了第二所教堂，整个工程计有围墙、房屋和一座可容二百人的礼拜堂，上有红色的十字架。在施工的当年未能全部完工。孟特·戈维奴又准备了木料，准备来年续建（按元大都皇宫的位置，此寺应位于今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带）。两处教堂相距约八里。

蒙特·戈维奴学会了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和祈告诗。他买下了四十名七岁至十一岁的男童，教他们拉丁文和宗教仪式，分置在两所教堂内。有十一位孩子学会了《圣经·诗篇》和赞美诗，即使他不在场，孩子们也能自己组成唱诗班并举行礼拜仪式。还有几个孩子学会了抄写拉丁文。他隔周去其中一所教堂做弥撒。他曾带这些孩子为成宗作过祈祷，受到成宗的称赞。

在他的宣传下，约有六千名信徒受洗，其中主要是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汪古部人和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参加他的祈祷仪式，并改宗天主教，他还以蒙特·戈维奴的名字术安（约翰）命名自己的儿子，并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天主教堂，为此阔里吉思受到汪古部其他贵族的指责。阔里吉思死后，汪古部众在阔里吉思的反对者的领导下又转归聂思脱里教。

在蒙特·戈维奴留居中国的最初十一年中，没有任何使节从教廷来到大都。直到大德九年以前不久，才有一位日尔曼科隆的教友阿诺德来帮助他。大德十一年（1307）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委任他为大都大主教，并派遣教士七人前来帮助他。其中仅热拉尔多、帕烈格里诺和安德里亚斯三人抵达大都。蒙特·戈维奴等罗马传教士的生计由元政府维持。

蒙特·戈维奴在泉州设立了分教区，派热拉尔多为首任主教。蒙特·戈维奴曾于大德九年（1305）和十年两次致信本国友人，介绍自己传教的成绩和元朝的风土人情。前者由钦察汗脱脱往来于大都的使臣转交给驻克里米亚的可萨里亚的方济各会教友，由他们再转呈教廷，后者由入元的意大利托伦蒂诺人托马斯带回罗马。孟特·戈维奴于天历元年（1328）逝于大都。

泉州的一位富有的阿儿马尼妇人向孟特·戈维奴派出的主教热拉尔多捐助了一所教堂。热拉尔多去世后，帕烈格里诺继任泉州主教，他的教堂中有三位西域教友。帕烈格里诺于至治二年（1322）逝于泉州，于是安德里亚斯继任之。安德里亚斯在泉州郊外新建了一所教堂，可供二十人居住，并有四个房间。1326年安德里亚思曾从泉州写信致自己的教友。他逝世后葬在泉州，其拉丁文墓志于1945年被发现，字迹虽然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志文的一部分：“这里埋葬的是（小教友）会佩鲁吉奴思人安德里亚斯……一□□二年。”志文的日期虽有脱落，但可估计为1332年。

评：扫马出使欧洲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意义：使罗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与各蒙古汗国的统治者均信奉基督教，推动了教廷进一步派传教士东来。扫马归回波斯后，用波斯文写作了旅行记，但原稿已佚。在1887年发现的无名氏叙利亚文著作《教长马儿·雅八·阿罗诃和巡视总监列边·扫马传》摘译了他旅行记中的部分内容，扫马的经历因而为世人所知。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涉及亚、非、欧三大洲二百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名，记载生动翔实，文献价值很高，迄今全璧犹存，是研究元代远洋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吴鉴评价说：“以君传者，其言必可信。”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卡尔平尼在蒙古大军征服东欧、威胁西欧时，以极大的勇气跋涉一万余公里出使漠北，使在欧洲有极大影响的教皇与统治东方的蒙古国统治者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次出使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他还是历史上第一位到达漠北访问、并留下记载的教皇使节。他的出使报告是研究蒙古与东方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汉唐时代中原人的心中充满着了解世界的愿望，其代表是凿空西域的张骞和赴西天取经的玄奘。但到了蒙古时代，世界趋势发生变化，西方人了解世界的渴望程度超过中国人。马可·波罗是蒙古时代世界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到中国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东西交往急速发展的自然结果。当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并不只有马可·波罗一家。五十年代在扬州南门水关附近发现过元代热那亚人喀德林（女）和安东尼翁的拉丁文墓志即是一例。

孟特·戈维奴是中国与意大利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他之前，中国人所了解的基督教主要是聂思脱里派。元代虽然有不少罗马天主教徒来到东方，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影响有限。孟特·戈维奴作为教皇的使节，受到元成宗的重视，他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人开始对罗马天主教有所了解。孟特·戈维奴、帕烈格里诺和安德里亚斯致本国教友的书信至今尚存，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从他们的信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欧洲人、西域人在元代中国活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