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元朝以异族入临中国，它对于别的部族都起了一种同情而予以种种优遇，独于中国故土的百姓，却很施过不平等的压迫。所以当时政治上的措设，到处给中国人以很大的刺激。譬如衙署官僚、首长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南人便只能做到副贰之职。 ¹ 又如元仁宗既于1313（皇庆二）年参酌中国旧制而仿行科举，似乎那时的应举出仕，总该比从前公平些了；然而分挂两榜，—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待遇显有高低， ² 而且汉人、南人更须于考试诸艺之外别通蒙古字学及伊斯兰教，才得赐给出身。那么，这时候的中国人，在政治上的活动能力也就可想而知是很有限的了。

但这还是用人行政上的大体策略，还是客帝不能忘怀遗民的应有态度，并没什么了不得的稀罕。此外元政府的设施，更有直接而且普遍的损害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真是无形的锁栲了。这锁栲是什么？便是纵容外来番僧的胡闹和防遏中土百姓的活动。

原来元朝自世祖尊信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之后，喇嘛僧 ³ 的势力便突然增盛。后来掌管寺院僧徒的“宣政院”渐渐扩张起来，竟变做最有权力的统辖军民机关。 ⁴ 于是他们更有极稳固的靠山，益发纵恣了。那时帝师的尊宠， ⁵ 固然不消说得；而散在外面的番僧，更是无所不为。有发掘陵墓，委弃骸骨的； ⁶ 有强占民房，肆行凶虐的； ⁷ 甚至竟有殴禁职官辱骂王妃的。 ⁸ 百姓正苦投诉无门，而宣政院里倒先奉有圣旨，定下“殴西僧者断其手，詈西僧者截其舌”的新刑条了。这新刑条虽没实现， ⁹ 而当时番僧的骚扰，不很可想见吗！

番僧的骄横如此，百姓已不堪苛扰了。而元朝却因汉人和南人都是被它征服的民族，又到处自抬身份，横施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务使百姓不能出头露面，公然与政府为难。譬如汉人、南人是尊师重儒的，他们偏是装做轻蔑瞧不起的样子。而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谣。其实他们的心里，又何尝不怕百姓的读书明理，何尝不怕南人的希图恢复呢！所以他们对于中土的百姓，在在防遏，而待南人尤酷。不但把江南人不准挟藏兵器的特例勒为禁令，而且每聚十家必设一甲长驻在那里监视一切。因此，甲长便有唯心所欲地侮虐百姓。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之下，百姓真是摇手触禁，很难挣扎了。

元朝那种设施，在中国政治史上确要算是很糟的一个时代了。但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终于在那里活动，总得找到一个可以展布的地方来安顿自己的身心的。政治方面既打不通，自然会转向他方面，别寻一条出路。所以在这乌烟瘴气弥漫着的社会里竟得爆出一星熊熊的火光，自然蔚成一种别开生面的、平民式的特种文学—曲子—来。我们在这沉闷晦塞的时代里，料不到马致远、关汉卿等作家竟有这样的成绩遗留给文学界，似乎有些奇突。其实也只是时代的环境把他酝酿成功的，自有他积渐而来的缘由，初非忽然骤现的事实。所以致此之由，我们可以找出下列的三大原因：

（一）白话的流行　自隋、唐以来，佛教的大师每因公开讲经的关系，多用口语撰语录，于是白话体的文词便稍稍流行了。后来宋儒论学，也多仿佛家说法，以语录来传习。至于诗词里用白话，本是常见的事；中唐以后，作者更多。两宋的诗人、词人也多常作白话的。 ¹⁰ 元朝起于漠北，风气质直，不嫌鄙俚， ¹¹ 白话的势力，更进一步。那时贵族式的文学既不见珍于新朝，这平民式的文学便借着向来潜伏的势力应运而起了。

（二）仕路的沮塞　元朝以异族入帝中国，一般自好之士，大都穷处民间，不屑出来干禄。又兼元初曾废止科举好几十年，即使要出来也无从投进。后来开科取士了，大多数的人还是沉浮下僚， ¹² 不得展布。照这样看来，不问他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仕途上的希望是微弱极了。所以他们只索绝意进取，专以游戏笔墨来寄趣；一方面借着描写社会的情状，可以发舒平日郁勃之气；一方面又得自远祸害而取给一己的娱乐。于是这种作品便云蒸霞蔚地盛行了。

（三）风气的豪奢　元人来自荒寒瘠苦之乡。一朝得志中原，自然要放情声色；何况他们又向来没有什么虚伪的礼教拘束着呢！因此，他们便玩弄文人，使一般为微禄颠倒的人不得不乖乖地想些方法来供他们娱乐。人家多说元朝以填词作曲取士， ¹³ 这便是玩弄取乐的表现。虽这事在《元史·选举志》上找不出曾否举行的确证，然元人献曲进身的风说， ¹⁴ 很可在那些传说里坐实了。

综此三因，元朝的特种文学便盛极一时。不但马致远、关汉卿、乔孟符、白仁甫、郑德辉、杨显之 ¹⁵ 等的曲子为当世所称道，而罗贯中 ¹⁶ 等的平话小说也风靡一代，很感动了不少的读者。后来这两系的流布，更发生了绝大的影响：曲子一系，由高则诚的《琵琶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南北曲开宗后，蔚兴了明清两朝的传奇；小说一系则更是繁衍，直到现在，它的势力竟占住了平民社会的中心，仿佛是一般平民的思想之源泉了。

注释

1　元官多用蒙古人为长，汉人、南人，副之而已。所以终元之世，位至丞相的，只有哈散（回人）、史天泽、贺惟一三人不是蒙古人。至1353（元顺帝至正一三）年，江淮大乱，始下诏说，“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可见久不用南人，到此才想借以收拾人心罢了。

2　蒙古、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南人要考三场。难易已是不平；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的，中选后得加一等注授。则登庸之途，更显有抑扬了。

3　喇嘛僧本即唐时的真言宗，极流行于吐蕃。自八思巴得元朝尊信后，其徒益盛，遂开红教（教徒都穿红衣）之宗。于是喇嘛便于佛教中别树一派，而后人因叫它做喇嘛教。

4　宣政院初立，正使以下，用僧为副。后来僧势日张，帅臣以下，也僧俗并用。于是军民悉归宣政院统辖，而宣命所至直与诏敕并行了。

5　八思巴既得宠信之后，京师位号，代有承袭。每遇帝师死，必遣中书大臣驰往西域迎取一人为嗣。将来中国，中书大臣又必先期驰驿前往接候。及到京，则勅大府假法驾半仗为前导，百官郊迎。虽帝后、妃、主，皆膜拜。朝会班列，帝师独专席。敬礼如此，真是无比的尊宠了。

6　世祖时，嘉木扬喇智勒为江南释教总统，贪酷残暴，无所不至。以宋朝殡宫金玉必多，便发掘绍兴诸陵，焚其胔，杂以牛马枯骼，建镇南塔于杭州故宫。又掘绍兴、钱塘一带的大臣冢墓一百一所。掠民间美女珍宝无算。籍江南民为佃户至五十万人。

7　泰定帝时（1324—1327），御史李昌上言：“尝经平凉（甘肃）、奉元（陕西）间，见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乞加限制！”可见番僧的骚扰，真是无恶不作。

8　武宗时（1308—1311），上都（热河）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情由，僧已率党持梃，汹汹而来，把他痛殴一顿。殴后，又拖归寺中，幽闭空屋内，久始得脱。未几，僧徒又与王妃争道，拉妃殴打，致堕车下。又肆意辱骂，言词且侵及皇帝。然两事俱得不问，番僧之势益盛。

9　宣政院定新刑条，也在武宗时。那时仁宗方为太子，居东宫，知此，便亟奏罢其令。由是未得实施。

10　宋时诗词，如邵雍的白话诗，柳永、黄庭坚、朱敦儒的白话词等，竟体流利，为时传诵，可见当时韵文上白话势力的一斑。

11　元朝诏令，多用俗语，史官载笔，也多有以鸡儿、狗儿、猪儿纪年的。如《天宝宫圣旨碑文》《元秘史》等，都可引作例证。

12　元曲魁首马致远，只做到江浙行省务官（务官是榷税的小吏，像现在厘卡上的司事），其余许多有名的曲家，也没见怎样的大用。所以他们在《元史》上竟找不出传来。

13　元朝以曲取士，不见正史。然明臧懋循说：“元取士有填词科，如今之帖括然。”沈德符说：“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取士。”吴伟业也说：“当时取士，皆传粉墨而践排场。”则此事似乎不为无因。

14　士子进身既要傅粉墨而践排场，当然有甘心自贱的人出来以倡优自居。我们只看当时流行的无名作品（或者不好意思署名），尽有许多专写怪力乱神、骄奢淫逸之事的，便可知这些作品的主人，大部分是那时奔走权门，奉迎献媚的贱丈夫了。

15　马致远等以势位不彰，很不容易遍考出处。而他们的作品，大抵具见于明臧懋循的《元曲选》中。最著的，有马致远的《汉宫秋》，关汉卿的《望江亭》《窦娥冤》，乔孟符的《扬州梦》《金钱记》，白仁甫的《梧桐雨》，郑德辉的《倩女离魂》，杨显之的《潇湘雨》《酷寒亭》等。

16　罗贯中，杭州人，据王圻《续文献通考》，则作罗贯字本中。相传他做有十七史演义，最著名的《三国志演义》，便是他的杰作。不过他的作品多经后人窜乱，很难考见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