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宋太祖



宋太祖像

五代开国之君，几乎全是前朝重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而身死国灭。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民众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960年，后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启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气度非凡的赵匡胤。宋朝的开国皇帝姓赵名匡胤，其尊号全称为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史称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之母杜太后像

赵匡胤的祖籍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有关赵匡胤家族的历史，五代以前已不甚了然。只知道他的祖辈都在涿州一带担任地方官，是该地区较有名望的家族。有关赵氏的比较确切的事迹，是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开始的。赵弘殷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因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而投身军营，后周时期参加了征讨南唐的战斗，最后病死在南征途中。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都城洛阳的夹马营。据称，当时后唐明宗每天晚上都要在宫中向上天祈祷：“我是个胡人，遭遇乱世，被众人拥戴做了皇帝，实属迫不得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为天下百姓做主。”宋人以此作为“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的明证，但此说实出自宋人的捏造，不足为据。

年轻时的赵匡胤长得体格魁梧，擅长武术骑射，为人豁达大度，气概非凡。后汉初年，他离开父母，出外远游，希望能找到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处所。当时正逢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领兵讨伐李守贞的叛乱，赵匡胤就应募成了郭威帐下的一名士兵。

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政权。赵匡胤结识了郭威的养子、时任开封府尹的柴荣，并受到柴荣的信任和器重。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郭威病逝，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当时盘踞在太原的北汉政权利用后周权力交接、政局不稳之机，引契丹为援，率军大举南犯。后周世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在高平（今山西高平）大败北汉军。在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战中，赵匡胤因为功勋卓著而被世宗提升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一跃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晓

高平一战的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赵匡胤赢得了后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的快速升迁。

高平之战后，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大批裁撤老弱病残。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世宗决定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到京城，从中再加以严格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而负责这次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这次经历对赵匡胤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不但在这支新军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同时也借此机会广结党羽，使许多禁军将领都成为他的亲信，为日后的“黄袍加身”埋下了伏笔。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半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后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不但使他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神武雄略”无法实现，而且也断送了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他的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后周顿时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

柴荣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亡后汉，建立后周。对于武将拥兵篡位，他是有所防范的。在北伐契丹途中，他偶然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的字样，顿时心生疑忌。“点检”是殿前都点检的简称，为殿前军的主帅，在禁军将领中地位最高。当时担任该职的是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是周室的外戚，位高权重。世宗便把他当成了首要怀疑对象，在临死前罢免了他的点检之职，改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担任。

在世宗看来，赵匡胤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知遇之隆，世所罕见。同时，赵匡胤也是新近迅速提拔的将领，与后周王室和朝廷重臣没有什么渊源，且为人豁达仗义，由他担任禁军首席将领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而，正是这个世宗认为可以信任的赵匡胤，此后仅仅半年，就依靠禁军的力量，发动兵变，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帝宝座，建立了赵宋王朝。

这年十一月，从北方边境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传来急报，说是北汉和契丹合兵向南进犯。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仓促之间莫辨真假，于次年（960年）正月初一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御敌。第二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出发。当时开封城内已经流言纷纷，说是“将以出军之日，册点检为天子”。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并于当日夜晚抵达距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一到陈桥驿，军中将士就互相议论说：“如今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即便我等出生入死，为国破敌，又有谁知道呢？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行北征也为时不晚。”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心腹赵普一面调度和部署要求兵变的将士，一面派人快马回京，向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通报消息。

赵普像

第二天黎明，赵匡义、赵普领着兵变将士来见赵匡胤。赵匡胤一副酒醉未醒的样子，伸着懒腰，慢慢起床。此时将士们早已急不可耐，齐声高叫：“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没等赵匡胤答话，便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并且下跪叩拜，齐呼“万岁”。事已至此，赵匡胤就对众将士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强行立我为皇帝，既然如此，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就不当。”众将士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于是赵匡胤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小皇帝和太后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大臣也不得侵凌，严禁劫掠府库财物，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

陈桥驿

正月初五，赵匡胤的队伍回到开封，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宰相范质闻讯，后悔不迭，死死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的手说：“仓猝遣将，都是我等的罪过呀！”王溥也惊得目瞪口呆。军士们逼着范质等人来到赵匡胤的殿前司公署。军校罗彦瓌仗剑厉声叫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称臣。

接着，在崇元殿举行了帝位禅让仪式，赵匡胤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因为赵匡胤此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又称宋州，今河南商丘）在春秋时代是宋国的国土，所以定国号为“宋”，以开封为首都，史称北宋。

宋代史书在记述“陈桥兵变”时，都极力强调赵匡胤是在禁军的突然策动下被迫做皇帝的，他本人并未参与策划此事。后代也有人认为此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如清初诗人查慎行曾说：“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事实上，疑案不疑，赵匡胤不但参与策划了此次兵变，而且是此次兵变的幕后总导演。

北宋灵鹫纹锦袍

后周世宗柴荣的英年早逝以及随之出现的“主少国疑”的形势，为赵匡胤策动兵变、夺取帝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他对英明神武的世宗一直是心存敬畏的，并且也以自己的忠诚、勤勉和战功赢得了世宗的信任。可以说，没有世宗，就没有赵匡胤在军中的地位和声望。如果世宗不死，赵匡胤也许会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地位和声望，不至于心生他念。但赵匡胤绝非凡夫俗子，他具有一般武人所缺乏的胸襟、城府和远见，懂得怎样创造机会、利用机会。一旦机会来临，他是绝不会与机会失之交臂的。

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生逢乱世，没有军队是成不了英雄的。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懂得军队的重要，更懂得人心的重要。因而在获取军权的同时，也处心积虑地笼络人心。

早在后周世宗大力整顿禁军时，赵匡胤就负责殿前诸班的组建工作，因而在殿前军中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他为人大度，遇事能为部下考虑，因而素得军心。等到他取代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时，便成为殿前军无可争议的统帅。

再看看兵变前禁军两司的其他高级将领：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此人与赵匡胤素来友善，赵匡胤常以兄长之礼事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又同属殿前司系统，都是赵匡胤的心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是侍卫亲军司主帅，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位高权重，跟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但此人在世宗死后不久就被派往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其侍卫亲军司主帅一职已有名无实，难以遥控京城事态。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资历老，地位高，在李重进调往扬州后成为侍卫亲军司的实际主帅，但此人素无谋略，性情粗暴，常常任意残虐部属，因而得不到将士的拥护，被人讥骂为“韩瞠眼”。据说，他的儿子见赵匡胤的威望日增，曾劝他早做提防，却被他拒绝了，结果父子俩都在兵变中死于非命。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与赵匡胤素来关系亲密，当时正受命戍守外藩。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将家子弟，性格忠厚率直，兵变时随赵匡胤一起“北征”。赵匡胤当皇帝后，他还成了赵匡胤的妹夫，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人仁厚，也不会对兵变掣肘。

由此可见，到兵变前夕，赵匡胤不但已经掌握了殿前军的指挥权，而且使禁军的不少主要将领归附到了他的门下。至于极少数可能构成威胁的将领，要么被远远地调离京城，要么就是头脑愚蠢的孤家寡人。这一切表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篡夺皇位了。

实际上，策动兵变的计划可能在后周世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主帅拥兵在外，成功策动兵变的可能性最大。这是因为，以某项军事行动的名义可以造成兵力的最大集中，只要切实控制了强大的军队，就能确保兵变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主帅也可借此对兵力配备和人事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安排，以避免兵变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和其他不确定因素。

为此，赵匡胤及其亲信效仿后周太祖郭威的故智，制造了北方敌人来犯的谎言——此次契丹和北汉“合兵入侵”，在辽朝史书中并无记载，陈桥兵变后也再无人提及，仅说敌兵自动逃遁，因而可视作子虚乌有之事，纯属赵匡胤及其亲信策动兵变的借口。

另外，兵变时机的选择也十分恰当。当时世宗新丧，恭帝幼弱，王纲不振，朝廷内外人心惶惑，正是枭雄逞其异志的最佳时机。不仅如此，赵匡胤及其亲信还趁机大造舆论，推波助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口小儿也知大变将至。

种种迹象表明，在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已经对兵变做了周密部署：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他先支开尚非死党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铁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此外，就连自己家属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仔细考虑到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出军之时，赵匡胤的家人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内，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需让赵匡义、赵普等人出面张罗就行了，赵匡胤本人尽可放心“酒酣”“醉卧”，直至荣登大宝。

当然，此次陈桥兵变也表现出跟以往兵变截然不同的特点。

五代时期的军将之所以乐于从事拥立的勾当，无外乎贪图富贵荣赏。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因而几乎每次兵变都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给老百姓尤其是京城士民造成巨大灾难。后唐明宗入主洛阳，京师大乱，烧抢不息；后周太祖策动兵变，许军士“旬日剽掠”，于是众皆踊跃，汴梁为之残破。

此次陈桥兵变，虽也出于将校士卒喜新厌旧、贪图富贵的惯性，但因为赵匡胤严申纪律，约束部属，因而没有出现以往兵变常有的大破坏、大劫掠。一回开封，他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禅位后，后周宗室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范质、王溥等前朝大臣继续留用，就连企图反抗的韩通也被加官厚葬，政权移交的过程是在和平、稳定的状态下顺利完成的。所有这些，都被人们作为宋太祖的仁政而称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营造出了民心所向、天命所归的祥和气氛。

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太祖即位之初，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仍在延续着。北宋从后周政权继承过来的地盘，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各地。

当年后周世宗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世宗领导的历次对外军事行动，赵匡胤都是亲身参与了的。因此，在牢牢控制住原先后周的统治区域后，他也想把世宗开始的统一事业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该确定怎样的统一战略和部署呢？赵匡胤为此与大臣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探讨。

有一则“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说的是某天夜晚，太祖冒雪走访赵普。赵普见皇帝门外立雪，大吃一惊，问其所以。太祖答道：“我睡不着。现在卧榻之外，都是别人的地盘，所以来找你商量商量。”赵普问他有何打算。太祖说：“我打算先攻取太原（北汉）。”赵普听了，沉默良久，然后委婉答道：“陛下欲攻太原，非臣下所能知。”太祖知道他不赞成，就让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赵普分析说：“北汉位于北部边境，就算能够一鼓拿下，那么北方契丹的强大军事威胁就要由我们独自承担了。不如先保留这个缓冲地带，等我们平定了南方诸国后，再来收拾这块弹丸之地。”太祖听后大喜道：“我的本意正是如此，只不过想试探你一下罢了。”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

《雪夜访普图》。赵匡胤雪中访问功臣赵普，边饮酒边商定统一天下大计。

其实，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并不是北宋初年才提出来的，更不是赵普的发明创造。早在显德二年（955年）夏，东平人王朴就向后周世宗献了一篇《平边策》，内中首先提出了“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他说：“攻取之道，从易者始。”主张先向南唐开刀，因为南唐与后周的边界线最长，易于实施骚扰，使对方疲于奔命、民困财竭，同时也可以侦察对方兵力的虚实、防备的强弱。等到对方疲敝已极，再趁机进攻，迅速夺取江北各州。占领江北后，攻取江南之地就易如反掌了。南唐既平，则南汉、后蜀可传檄而定。南方地区统一之后，燕云各州就会望风归顺。后周世宗对王朴的统一方略大为赞赏，不但将王朴倚为干城，而且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基本遵循了这一战略方针。

当然，后周世宗也没有完全实施王朴《平边策》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在征服了南唐的江北各州后，他没有继续向南方挺进，而是立刻转兵北上，希图用武力收复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只是因为在进军途中染上重病，他才被迫停止进攻。

这件事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感慨。人们一方面被后周世宗敢于向强敌挑战的气概和魄力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对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结局深表同情和惋惜。

赵匡胤随世宗征战多年，有着相当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他得出“当今劲敌，唯在契丹”的结论，既是他个人的切身体会，也是唐末五代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在南方地区依然处于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单靠中原地区的力量去挑战北方强敌，是十分冒险的。作为刚刚诞生的北宋政权，如果不经过充分的准备就轻率北伐，不但难以收复失地、统一国家，恐怕自身也难免继梁、唐、晋、汉、周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的朝代。

当时南方多为经济发达、物产丰饶之地，而各割据政权大都政治腐败，军力衰弛。因此，首先把征服的矛头指向它们，不但易于得手，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宋王朝的财力物力，为日后向北用兵、收复失地提供更充分的物质条件。

为此，宋太祖确定了在北部边境暂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先对南方诸国实施征服的战略方针。他还就实施这一方针的理由和具体步骤做过详细的说明：“自五代以来，中原兵连祸结，民力疲敝，府库空虚。因此，要统一天下，必须先取巴蜀，其次攻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财富才会丰饶。北汉与辽接壤，如果先攻取北汉，则辽国之患就将由我独自承担，不如暂且让它苟延残喘，充当我们的屏障。等我们国力雄厚、财富丰饶后，再收拾它不迟。”

从乾德元年（963年）正月起，宋太祖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同年二、三月，先后消灭荆南、湖南；乾德三年（965年），削平后蜀；开宝四年（971年），征服南汉；开宝八年（975年），平定江南。用十三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在南方，残留的割据势力只剩下地处浙江的吴越和占据福建漳州、泉州的陈洪进。南唐灭亡后，这两个割据政权都已无法独立存在下去，最终归属宋朝只是时间问题。在北方，宋太祖三次征讨北汉，虽未能将其完全消灭，但对北汉政权已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已无法对宋朝构成重大威胁。这一切都为继他而立的宋太宗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证明他确定的“先南后北”方略是符合当时形势的，是正确的。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福建陈洪进和吴越钱俶相继纳土。第二年（979年），宋太宗北上亲征，最终消灭了北汉政权。至此，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彻底终结。

杯酒释兵权与“强干弱枝”。从907年到959年这五十三年内，中原地区更换了五个朝代，前后八姓十三君。在这五个短命的朝代中，除后梁是被另一个长期对立争锋的军事实力集团（太原李氏集团）所推翻、后晋是被北方辽帝国所颠覆以外，其余都是被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为了改变这种篡窃成风、兵战不息的局面，避免使北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宋太祖赵匡胤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和财政措施。

赵匡胤凭借自己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他深知掌握禁军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因而改革的首项措施就是针对禁军及其将领的。

在他即位时的禁军将帅中，既有慕容延钊、韩令坤这样的前朝元老，又有石守信、王审琦这样的结义兄弟。没有他们的支持，太祖难登大宝。而一旦龙飞在天后，太祖又担心他们骄横跋扈，以致变生肘腋。

为此，他与赵普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

某日，宋太祖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故作愁眉不展状，开口说道：“我不是靠你们出力，到不了这个地步。但做皇帝也太难了，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是整夜不敢安枕睡觉啊！”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宋太祖说：“这很清楚，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惊恐万状，纷纷表白：“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道：“你们虽无异心，可是如果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众将一听，都吓得离席叩头，请求太祖指示一条“可生之途”。太祖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意思：“人生如白驹过隙，求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何不解除兵权，出守地方，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为婚姻之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众将明白了太祖的意思，一齐拜谢道：“陛下关怀臣等，真可谓生死而肉骨啊！”第二天，这些人便都称病辞职。太祖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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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所以杯酒释兵权解决的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新老交替问题。

除了用“和平收买”的方式解除功臣大将的兵权外，太祖还对禁军的人事和组织做了多项调整。例如用资历浅、才能平庸的人取代宿将，以收易制之效；殿前都副点检和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之类的禁军最高军职，后来都不再除授，从而降低禁军将领的地位和声望；侍卫亲军既无兼统之人，此后逐渐分为马军、步军二司，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三衙”鼎足而立、彼此牵制的局面。

宋太祖采纳赵普等人的建议，从政治、财政、军事、司法四个方面削除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

五代时期，节度使通常兼任治所所在州的行政长官，而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则担任节度使所辖其他州（称为“支郡”）的行政长官。此外，节度使还可以自行任命州县官吏。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在着手进行统一战争时，也开始削夺节度使的行政大权。他在削平荆、湖割据势力后，即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各州直属中央，取消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知州之外又设通判，与知州分掌地方权力，彼此相互牵制。此后，其他节镇所领的支郡也都陆续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另外，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其投置闲散，使其再无可能威胁中央。

唐末五代的藩镇之所以能成为对抗中央的强大势力，就在于藩镇控制着自己所辖地区的财政大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这种情况在宋太祖即位之初仍然延续着。一些节度使依仗权势，在地方上巧立名目，盘剥百姓，聚敛财物，中饱私囊。针对这种情况，宋太祖改派文官去地方参与财政管理，防止藩镇垄断商税，增课民租。又命令各地每年的租赋和商税收入除留下少量应付日常需用以外，其余一律上交朝廷，不得私自存留。同时，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所辖地区的财政事务，负责将财赋收入转送京师。通过这些措施，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了朝廷，极大地削弱了藩镇的势力，使之再无力量豢养军队，有效遏制了他们对朝廷的威胁。

为了削夺藩镇的兵权，宋太祖借鉴后周世宗的经验，下令地方长官将本部兵员中的骁勇之士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挑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往各地，以此为标准招募人员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师充当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被集中到京师，编入中央禁军，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只剩下老弱病残，“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

五代时期，藩镇诸侯专横跋扈，常常擅自任命部下将领担任地方司法机构的长官，总揽司法大权。而主持刑事审判的官员也多由武人担任，因此常有草菅人命、枉法杀人的事情发生，朝廷对此却无法过问。鉴于此种弊端，宋太祖下令各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审核，地方官不得擅自判处罪犯死刑。随后又令各州上报的案卷均由刑部与大理寺会同裁决，再将结果上报皇帝。开宝六年（973年），朝廷又委派经科举入仕的文官担任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并恢复了各县县尉的设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的亲随镇将掌握的司法治安权收归朝廷。

通过对地方藩镇行政权、财权、兵权和司法权的全面削夺，宋太祖从根本上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尾大不掉、割据自雄的混乱局面，彻底改变了外重内轻的格局，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藩镇虽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有专制一方的权力。朝廷号令藩镇，如臂使指，从心所欲。即便是领兵在外的节度使，一旦皇帝有诏，必定立刻赴阙，绝无违令拖延的可能。

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改革。宋太祖在解决藩镇问题、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措施，借以造成“上下相制”“内外相维”的局面，重新确立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的君主专制体制。

宋太祖通过对禁军人事和组织的多项调整，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衙”体制。这个体制防止了由禁军将领个人统领各军的可能性，造成禁军将领之间的相互牵制，确保了全军统帅只可能是皇帝本人。

同时，“三衙”只负责禁军的训练管理等事项，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禁军的指挥调动，归枢密院负责。每有战事发生，枢密院秉承皇帝意旨调动军队，而统兵将领则临时委派其他官员担任。这样，就使得统兵权和调兵权彻底分离开来，有效杜绝了将领发动兵变的可能性。对此，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曾经评论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宋初约有军队三十八万人，其中禁军约为二十二万人。宋太祖将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在这种兵力布局中，京师驻军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反映了太祖强固根本的意图，既可以内外相制，又可以强固根本，从中可见宋太祖用心之深。

此外，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使禁军驻地经常变动。无论是驻屯京师的禁军，还是驻扎外地的禁军，都必须经常调动，轮流更换防地。同时，军队将领也经常更换，不得久任。有事出师，由皇帝临时指派将领；战事结束，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既是为了使士兵均劳逸、习山川、知艰难、识战斗，更重要的是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在朝廷，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枢分权格局。这种格局不但分散了宰相的事权，加强了君主专制，而且也与唐朝中后期以来财政制度广泛变动和财政事务日益繁剧的背景相适应。除此之外，宋朝还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中枢分权格局的要义，在于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这种分权格局在宋朝的整个官僚体制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募兵制与兵民分离。募兵制是以雇佣招募的方式组建职业军队的制度，大约起源于春秋时期吴起组建的“武卒”，盛行于东汉，唐朝中叶府兵制瓦解后又开始普遍实行。募兵制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了适应边防和军事体制的需要，而且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唐朝前期实行的府兵制是一种以“寓兵于农”为原则的民兵制，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均田制下的编户农民。由于社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不断变化，均田制日趋瓦解，而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又使得对兵员的需求迅速扩大，为数有限且缺乏严格训练的府兵已无法满足需要。在此情况下，朝廷企图通过训练农民来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的想法变得不切实际，军队雇佣化、职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安史之乱以后，作为土地分配基础的户籍登记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得政府完全不可能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尽管政府仍在口头上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通业已兴起，地产的集中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内容。这些因素共同摧毁了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使募兵制成为朝廷和地方军阀们获取兵员、组建军队的唯一手段。这种状况历经唐末、五代一直延续到了宋朝。宋太祖对募兵制未做任何改动，而是全盘继承，照行不误，实际上是对唐朝中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一种承认。

不仅如此，宋太祖还赋予了募兵制以更深的意义。所谓“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就是说，通过实行募兵制，可以将兵和民分离开来，既防止了荒年兵民结伙造反，又使得任何可能发生的兵变失去民众的支持。这表明，宋代的募兵制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军事制度，而已被纳入社会政策的范畴。

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史?文苑传》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这段文字，说明了宋代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常因此而盛赞宋代的文治超过了汉、唐。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专横、文人式微的时期。后汉时一个名叫史弘肇的将领公然宣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就连被武将视作文臣而备受排挤的胥吏出身的官员，也对科举出身的文官极尽奚落之能事：“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总之，那时文人的地位掉落到了最低谷。

宋太祖虽出身行伍，却颇好读书。即便是在军营中，也常常手不释卷。因而他较之五代时期的一般将领有更多的见识。他对那一时期武人专权乱政的种种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在立国后即开始大力整顿，以求扭转这种局面。

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而且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

由于每个人的背景不同，其学习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对于通晓吏事、精明强干的大臣，太祖要求他们通过多读书来增广见闻，开拓器局；对于粗野的武将，则要求他们通过读书来提高文化素养；对于文学之臣，则要求他们重视法律、吏事的学习，以增加实际才干。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宋人科举考试图》

从宋太祖开始，宋朝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以提高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完善考试制度的严格性，增强士人应举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皇帝对选士大权的控制，扭转了五代时期不重学问、读书人不愿入仕为官的局面，使新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宋朝的“祖宗家法”。宋初创制立法的核心内容，大都奠定于宋太祖时期，又被宋太宗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这些内容都被宋人统称为“祖宗家法”，对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诏告天下说：“先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段话表明：赵匡胤作为大宋朝“启运立极”的缔造者和开创一代制度规模的伟大政治家，其崇高地位在宋初就已经确定了。文中提到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确实反映了太祖在位十七年创法立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也表达了太宗打算克绍箕裘、继体守文的态度。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后代学者曾将这八个字概括为：“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这是十分精辟的。从上面列述的宋初各项重大制度调整和改革的内容来看，无不体现了这一精神。

所谓“弊”，是指唐末五代以来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宋太祖创制立法的目的，既要铲除已然之弊，又要防范未然之弊。其政策的重点，立足于一个“防”字。

从祖宗家法的实施结果来看，除弊和防弊的确都大见成效：一是彻底铲除了因武将拥有禁军大权而对皇权构成的最大威胁，去掉了“腹心之患”；二是彻底扭转了一百五十年来藩镇自立、外重内轻的政治局面，又辅之以现实而明确的统一策略，终于削平僭伪，重新建立起统一而巩固的中央集权；三是通过一系列分割事权的制度设计，确保皇帝能够大权独揽，使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是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文官治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契机。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的。

但“祖宗家法”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如在制度设计上过分重视制衡与防弊，从而导致效率的缺失和因循之风的盛行。这些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的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也是造成宋朝武功不振，而最终亡于外族的重要原因。

斧声烛影，千古之谜。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赵匡胤将旁边侍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

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席座，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禁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鼻息如雷。

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五十岁。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也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他用卓越的智慧与超人的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自己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