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波斯银壶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这首《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绘的是各国使节来到大明宫朝拜大唐皇帝的盛况。这并不是诗家夸饰之言，唐朝的对外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也更加丰富了。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陆路、海路两条丝绸之路大量运往亚非诸国，而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在这一时期也传入亚洲各国。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其强盛的国力与灿烂的文化对许多国家都具有吸引力，日本先后派出十五批遣唐使，阿拉伯帝国也曾派出三十七批来华使臣。唐朝文化成为周边诸国竞相学习的对象，在唐都长安，聚集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商人等，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情谊。

以大唐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文化圈”的存在引人瞩目，如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以及东亚文化圈。所谓“文化圈”，是指文化发展过程中，因传播而接触到异质文化，其间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特别是诸劣势文化吸收优势文化后，就形成了文化圈。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疑就是中国。在政治秩序上，唐朝与周边诸国建立了册封与朝贡体制。从地理上来看，东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包含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这些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等。这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则透过教育制度即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祭祀孔子于学校的“庙学制”，在东亚各国生根发芽，并塑造着士人的共同意识与行为规范。唐朝，无疑是东亚文化圈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与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发生密切关系的时期。

显庆五年（660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隋及唐初，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7世纪中叶新罗与唐联合，先后灭掉百济和高丽，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最终，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每一位新君即位，甚至立王妃、太妃，都需要经过唐朝的册封。从8世纪之后，新罗几乎每年都派使者入贡，甚至有一年三贡者。

唐朝的官僚体制、思想文化对新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儒学，也成为新罗学校教育的基础。从8世纪以后，新罗从唐朝带回孔子与十哲、七十二弟子图，置于大学，建立了与唐朝一样的庙学制度。

《桂苑笔耕集》书影

新罗还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时，新罗学生多达二百余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在唐朝科举登第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是今韩国庆州人，十二岁入唐，临行前其父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可见新罗人是如何看重在唐朝科举及第。崔致远于是勤奋努力，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淮南节度使幕职，居唐十六年后回国，被韩国学界尊为“汉诗学宗师”，他用汉文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新罗商人频繁与唐朝进行贸易，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聚居有不少新罗人，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新罗坊”。

新罗来唐的僧人很多，仅有法号可考者就有一百三十余人。玄宗时来唐的新罗王族释地藏长期在池州九华山修行，后来甚至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也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道教传入新罗。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唐代尊老子为祖先，故道教受到极大尊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国教色彩。从唐初开始，道教也被传入到朝鲜半岛。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唐高祖派刑部尚书沈叔安去册封高丽王时，还带着道士与天尊像同行，并为高句丽人讲《老子》。此事在朝鲜古代文献如金富轼编《三国史记》、僧一然编《三国遗事》中都有记载。

《皇甫奉謜墓志》盖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唐代墓志，志主是长安玄真观的观主皇甫奉謜，据墓志记载：“天宝初，祥符发于尹真人故宅，声教遐布。有诏以童诵，随三洞法主秘希一传经新罗。”也就是说，在唐玄宗天宝初年时，这位皇甫尊师还是个小道童，就跟随其师秘希一去新罗传授道经。这则材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新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受到唐代文化影响之深。

日本古称倭国，唐朝始改称日本。隋炀帝时，日本派小野妹子为大使出使隋朝。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九月，唐朝水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救援百济旧部的日本水军遭遇，爆发了大规模海战，结果日本惨败而归。战败的日本亲身体会到唐朝的强大，也开始认识到唐朝制度、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于是开始全面效法唐朝制度。这种情形，类似于明治维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一批批遣唐使被派往唐朝，与他们一起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各类技术人员，他们在唐朝居留、游历、学习，将先进的唐朝文化带回日本。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

《日本书纪》书影

律令是唐代国家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日本则在学习唐代律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与法律体系。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第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参照唐制，建立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大化改新部分解放了生产力，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在白江口之战后，学习唐朝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01年，日本公布了《大宝律令》，757年，公布了《养老律令》，这是以唐朝永徽、开元律令为蓝本而制定的。

有趣的是，今天在日本，唐律已散佚，但《养老令》则几乎完整留存；而在中国，唐令早已散亡，唐律则完整保存下来。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日本律令制与唐代的关系有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唐令的条文被日本完整继承，哪些因不合日本国情而被废弃，哪些又进行了某些改变。我们还可以借助日本《养老令》及其注释书，来复原唐令的条文。

坐落在日本奈良若草山下的皇家寺院东大寺，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它始建于745年，正值唐朝的开天盛世。在东大寺的西北方，有一所另外辟出的院落，是名闻天下的宝库“正仓院”，里面保存着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唐朝。

正仓院

正仓院保存的珍贵文物，属于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即724—749年在位的圣武天皇，他所处的奈良时代，正是盛唐文化全面传播于日本的高峰时期。在圣武天皇去世后，光明皇后不忍再睹其遗物，遂将天皇生前常用的物品分五批捐赠给他们夫妻合力营建的东大寺，这就是正仓院宝库的来历。

今天，每到秋高气爽的金秋时节，日本宫内厅都会从正仓院中取出一二百件各类文物展览，在短短的二十天内，来自日本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会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这些难得的宝物。正仓院中的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日常用品如丝织品、瓷器、家具、乐器、兵器等。

例如，正仓院保存着四十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1995年，陕西富平县南陵村发掘的节愍太子墓中，就绘有六扇树下美人屏风，与正仓院所藏的实物非常接近。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

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除了乐器，在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大量伎乐道具，仅假面具就多达一百七十一面，包括力士面、金刚面、婆罗门面、醉胡王面、吴女面、昆仑面等，这无疑是唐代长安乐舞文化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我们要研究唐代的音舞，正仓院是一个必须拜访的地方。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日本上层社会学习的对象。在正仓院宝物中，就有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留下的墨宝，前者是抄录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诗文的《杂集》，后者则是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这两幅作品非常精美，显示了他们对唐代书法文化的深入了解。最有意思的是，光明皇后娘家本姓“藤原”，为模仿唐人的单姓，她特意在卷末落款时，署上了“藤三娘”之名。

正仓院藏琵琶

正仓院藏744年光明皇后书《乐毅论》

正仓院中的宝物，是由历次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其中不少直接来自唐朝皇帝的赏赐，故等级极高。当然，遣唐使带回的，不仅是这些物品，他们还带回了在唐朝所学习的多种文化。

旅唐日人中最知名的有三人：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七年，回国后官至右大臣，极力推广唐朝文化与政治制度。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名晁衡，他曾在唐任官，结识了许多诗人朋友。玄宗时一度误传他死于归国途中，李白写下了动人的悼念诗作《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大力弘扬佛教密宗，创造日本字母，对日本文化有巨大影响。

日本《东征绘传》中鉴真东渡的情景

唐朝僧人和商人也有不少渡海赴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688—763年）。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唐代律宗高僧。应日本政府与佛教界之邀，从天宝元年（742年）到天宝七载（748年），他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弘法，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还双目失明，受到沉重打击。天宝十二载（753年），遣唐使藤原清河在阿倍仲麻吕的陪同下，在扬州拜访了鉴真。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踏上了第六次东渡之旅，最终于十二月二十日踏上了日本国土，完成了十二年的心愿。在日本，鉴真为圣武天皇及其他许多贵族、僧人授戒，并校正佛经，传授戒律，弘扬医术，做出了许多贡献。763年，鉴真去世。779年，在他去世十六年之后，日本贵族、曾受学于鉴真的著名文学家淡海三船（即真人元开）写下了《唐大和上东征传》，来宣传鉴真的事迹。

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地位，被尊称为“过海大师”，是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今天，他甚至被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高峰。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鉴真与弟子们建立的奈良唐招提寺采用了当时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与工艺，其主体建筑群至今仍存，体现着盛唐艺术的特色与魅力。

1980年2月，在日中友好团体的努力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夹紵干漆像回到故乡，在北京与扬州展出。在当时，有超过三十万的扬州人争睹鉴真像，盛况空前。这尊夹紵造像是鉴真的弟子在其去世之前制作的，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鉴真大师坚毅慈悲的性格，在日本被视作国宝。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建立之初，在历史上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的造像回国接受供奉，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

圆仁白描像

在鉴真圆寂七十多年后，他的一位三传弟子随最后一次遣唐使踏上了大唐的土地，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鉴真的故乡扬州。这位来唐的“请益僧”法名圆仁，从开成四年（839年）七月到大中元年（847年）九月的八年多时间里，他走遍了半个中国，其足迹遍及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七省。在巡历的过程中，他还用日记体记下了十年的经历，这就是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本日记是用汉文写成的，共有四卷，按日分则，共有六百零一则。它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他所观察的中唐时代的地理人情、风俗制度、政治形态及百姓生活，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在此书之后四百五十年左右，出现了《马可?波罗游记》，但后者只是由别人整理作者的口述回忆录而成，与圆仁这部由作者亲撰且以汉文记录的日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圆仁先在扬州住了半年多，然后开始巡礼。他先来到登州，在赤山法华院住了九个多月，随后向五台山进发，在瞻礼五台山五十多天之后，他又来到长安。圆仁在长安学习生活了四年十个月，目睹乃至经历了长安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遇到唐武宗会昌灭佛，他也受波及，最后只好以假还俗为代价，踏上回国之旅。

唐代的贸易大通道——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唐王朝不仅仅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它也与东南亚乃至西亚、北非地区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

当鉴真和尚于天宝九载（750年）自扬州开始第四次赴日的尝试时，他的船遭遇逆风而被迫漂流到海南岛，他随后来到了唐朝当时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在这里，他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他还发现，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种类极多”。

罗马金币

波斯银币

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市舶使起初由宦官担任，晚唐时则由节度使兼任。当外国商船入港之后，市舶使先登记货物，征收舶脚商税，并先行收购官府所需之物，然后就任其自由贸易。大历七年（772年）时，有记载说，这类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而李肇则在宝历元年（825年）写就的《唐国史补》中，用类似的语句描绘了抵达广州的外国船只，他特别强调：“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集宝货。”到了乾符六年（879年），当黄巢大军攻陷广州时，他屠杀了大量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商人。

在阿拉伯文献中，说被黄巢屠杀的外国商人有十二万之多，其中包括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及摩尼教徒。这个数字无疑有些过于夸张，但仍然显示了在遭此沉重打击之前的广州，是一个多么繁荣的国际通商口岸。

1998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附近的一次沉船打捞活动震惊了世界。这次打捞的主人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蒂尔曼?沃特法，就在两年前，他厂里的几位印尼工人告诉他，在苏门答腊南端的加斯帕海峡水下埋藏着大量古代沉船的珍宝。这引发了沃特法从事海洋探险、打捞宝物的激情。于是，他来到加斯帕海峡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进行打捞作业，果然于1997年在该岛东面海域发现了10世纪的中国沉船“印坦号”。种种迹象表明，这艘船是从广州出发的，许多珍贵文物如九十七枚五代南汉政权生产的银锭被打捞出水。1998年上半年，他又在同一海域发现15世纪的中国沉船“马热尼号”，并打捞出许多明代瓷器。

这两次探宝收获使沃特法信心倍增。不久，他在离勿里洞岛西面海岸二海里处，潜水至十七米深的海底时，发现在黑色的大礁岩下有一艘沉船残骸和若干器物，他将此沉船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为“黑石号”，并全权委托澳大利亚海洋考古学家麦克弗列克主持打捞沉船和水下考古的活动。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历时九个月，终于将“黑石号”及其宝物全部打捞出水。

黑石号船体保存基本完整，采用绳索缝合捆扎船体，从结构看是一艘印度或阿拉伯造的单桅缝合帆船。这种船体结构是典型的阿拉伯缝合船，制作船体时不使用铁钉。从陶瓷的器类组合，并结合当时的航运路线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石号可能是从扬州解缆出港，目的地是波斯湾。

黑石号上的文物一经公诸世间，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极大震动。在这艘船上，满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瓷器就有六万七千多件，其中以湖南长沙窑出产的碗、执壶等瓷器最多，共约五万六千五百件。此外，还包括浙江越窑青瓷二百件、河北邢窑青瓷三百五十件和广东地方窑的普通青瓷七百多件。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被称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

黑石号上的“江心镜”

黑石号上的外销瓷

除了瓷器之外，黑石号上还载有十件金器、二十四件银器、十八枚银铤和三十件铜镜。金器之精美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其中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高十厘米，比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八棱胡人金杯尺寸还略大些。

在一方铜镜上，有这样一圈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可见此镜758年铸于扬州，它正是唐代文献传说中的“江心镜”。另外，在一件长沙窑瓷碗上，还有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可以将黑石号沉船的年代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在长沙窑的瓷器中，许多图案与纹饰都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如飞鸟、摩羯鱼等，这表明唐代长沙窑烧制了大量外销瓷，为了适应西亚的市场需求，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特色。黑石号当年乘载的宝藏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证实唐朝时期中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已存在海运贸易，而且规模巨大。可以说，黑石号宝藏对于唐代的对外关系史乃至当时国际贸易史的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无论怎么赞美它都不为过。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扬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曾提出购买意向，但最终未能如愿。2005年，新加坡圣淘沙集团（Sentosa Leisure）成功购买了文物的多年展览权，后来又筹资三千二百万美元买下这批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宝藏。如今，这批宝藏被命名为“唐朝沉船宝物：新加坡海事珍藏”（Tang Shipwreck Treasure：Singapore’s Maritime Collection）。虽然它们未能被中国国内购藏，但最终落户于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亦属幸事。

在新加坡，黑石号文物在进行长期修复与研究工作，从未正式在大型展览上亮相过，只有一些专家有缘一睹其神采。从2012年开始，它们中的一部分精品将在亚洲、美洲、欧洲与大洋洲等各个博物馆进行为期五年的巡展。

与黑石号这样的阿拉伯船相比，唐朝的海船体积更为巨大，且构造坚固，故能经受波斯湾的惊涛骇浪。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有一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一万四千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结了东亚、印度与伊斯兰文化圈。

西行求法的高僧大德。咸亨二年（671年），唐朝高僧义净（635—713年）从广州出发，乘船取海路前往印度求法。咸亨四年（673年）二月，义净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后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垂拱元年（685年），他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带又滞留近十年，最终于证圣元年（695年）五月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共五十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书影

《南海寄归内法传》书影

在现存宋代以前记述海外交通与印度、东南亚情况的著作中，义净的著作具有独特的价值。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古代印度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而东南亚除了近代发现的一些碑铭可供间接参考之外，也没有留下什么成文的资料。在这种背景下，义净留下的他亲自观察到的第一手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义净是从海路前往印度的，在他之前，另一位著名的高僧玄奘（602—664年）则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还是佛教唯识宗的开创者。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等寺院进行研究和翻译佛经直到圆寂。

玄奘在到达印度之后，先在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等论，钻研诸部，前后五年。随后遍游五天竺，历谒名贤，寻求梵本。在戒日王为其举办的曲女城大会上，五印度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度，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佛学水平之高，于此可见。

甘肃瓜州榆林窟西夏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不过，应唐太宗的要求，玄奘还写下了《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编成）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进呈于太宗皇帝。此书是玄奘西行求法路上的见闻，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尽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由于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本书遂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及我国新疆的最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书影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玄奘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今天，玄奘已经成为中印两个文明之间友好的化身。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玄奘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唐王朝不仅以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西亚、中亚、印度等地的文化，也以积极的态度输出先进的文明给周边国家，如新罗、日本等，这既包括了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互动，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