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中晚唐的困局



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经过七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然而，这场战争带给大唐王朝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它带给大唐帝国的，是疆土的丧失，是人口的锐减，是地方割据倾向的增强，也是朝野上下心态的变化。

虽然从此时起，唐王朝又走过了一百四十五年，但盛唐那种繁荣、稳定的局面却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唐王朝一次次努力重建秩序，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最终却无法挽回地走向了更为惨淡的衰落。那么，唐王朝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藩镇割据。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部，四位反叛朝廷的河北节度使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建号立国的闹剧。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魏博节度使田悦自称魏王，成德的王武俊称赵王，平卢的李纳自称齐王。他们追溯了周代的分封制度，刻意把自己的领地打扮成周代的诸侯王国，虽然仍沿用唐朝年号，但却只对天子做象征性的臣服，在各自管内仿照朝廷典章设置百官。

这四个藩镇称王，主要是在各自藩镇内部为自己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事实上，到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春秋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颇为普遍。从这一点来看，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结构已经与前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朝廷面临的最大困局，那就是藩镇割据。当时为了尽快平乱，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在这些藩镇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田承嗣的魏博镇并称为“河朔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继，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在中唐以后，河朔三镇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等。南方藩镇则军队很少，往往不设节度使，而只设观察使，以文臣充任，他们基本忠于朝廷，江淮、剑南诸道则成为朝廷财政的支柱。

力求振作的唐德宗与“泾原兵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对于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盛年即位的德宗皇帝雄心勃勃，试图做出一番事业。在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德宗解决了不少积弊很深的历史遗留问题，如禁止各地进献奇珍异宝，放出许多宫女，设置由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组成的三司使，来受理州府不能裁决或裁决不当的旧案，禁止广度僧尼，清理滞留京城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等，这些措施节省了朝廷用度，也有助于教化风俗，朝廷上下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气象。当然，最重要的措施是在财政上推行了影响深远的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

唐德宗像

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钱来征收赋税，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的经济。在这二十年间，国家靠两税法，通过征收茶税、酒税等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在这个基础上，德宗开始了削藩的努力。

行动的契机是一个偶然事件，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自称留后，但朝廷这次拒绝承认这种藩镇内部的权力交接，而早就订立了军事同盟的藩镇则支持李惟岳，战争不可避免了。

这次对藩镇的战争起初进展顺利，但随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公开叛乱，河北诸藩则与之结盟，形势急转直下，李希烈的兵锋甚至一度逼近东都。由于形势危急，德宗急调泾原军队前往增援，却不料激起了更大的一场灾祸。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派他们继续向前线进发，犒劳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他们杀进长安城，德宗仓皇逃出宫，十月初四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才稍稍站稳脚跟。这场事变就是史上有名的“泾原兵变”。叛乱的军兵推举闲居长安、满腹怨气的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他也是朱滔之兄。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河南李希烈反叛，加上在长安城里称帝的朱泚，唐朝藩镇之祸达到极点。

经过神策军将领李晟等人的奋战，终于在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收复了长安，迎接德宗还宫。德宗宣布赦免了河北诸藩镇，集中力量，于贞元二年（786年）四月平定了淮西，李希烈被杀。至此，德宗发起的对藩镇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破坏，不过，它却奠定了中晚唐的基本政治格局，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二者恢复了力量平衡。战后，河朔三镇的实力大为削弱，从此在表面上都始终效忠于朝廷。从朝廷方面来看，从此对藩镇多加姑息，任其内部世袭，这是一种大乱之后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

唐宪宗像

元和中兴。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因风疾失音久治不愈的顺宗将皇位让给了二十七岁的太子李纯，这就是即将带领唐王朝走向中兴的宪宗。他性情刚明果断，用人不疑，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恰好，剑南西川发生的事，给他了一个牛刀小试的机会。

成都（古称益州）在唐朝与扬州一样，是全国仅次于两京的大都会，史称“扬一益二”。在宪宗即位的时候，向来恭顺朝廷的剑南西川却出现了某种割据的迹象。

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是中唐名臣韦皋，他在西川经营了二十多年，拥有雄厚实力。由于屡次击退吐蕃的进攻，他还被晋封为南康郡王。韦皋经常向朝廷进奉巨额财富，以表忠心。不过，在他的治下，资深的幕僚往往出为管内州刺史，任满之后则重回幕府，而被禁止入朝迁官，这已经使西川处于某种半割据的状态。

永贞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暴卒，其心腹刘辟随即自称“留后”，试图效法河朔三镇，迫使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使。起初，宪宗因为初即位，以息事宁人为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没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的刘辟却得寸进尺，要求朝廷将剑南东川、山南东道这两镇也交给他。这次，宪宗拒绝了。于是，刘辟悍然举兵，直接向东川发动了进攻。

面对这样咄咄逼人的叛乱，宰相杜黄裳建议宪宗改变德宗姑息藩镇的做法，对刘辟进行坚决镇压。第二年年初，神策军使高崇文受命率禁军出征，经过半年多的讨伐，攻破了成都，俘获了刘辟，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斩于长安。平定西川，是二十五年来朝廷对藩镇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也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然而，对于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与淮西、淄青等藩镇，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在经历了几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到元和七年（812年），一个真正的良机出现了。

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继任者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宪宗的面前。田季安之子年仅十一岁，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被将士们拥立为节度留后，宪宗立即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表明朝廷推心抚纳之意。又派大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一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并免除六州百姓赋税一年。这些措施，使田兴感恩流涕，将士、百姓也欢欣鼓舞。

魏博归朝，不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史称“刳两河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也最大。田兴的归顺，使胶固一片的河朔三镇发生了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

《平淮西碑》拓片（局部）

河北局势的好转，使宪宗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长期对抗朝廷的淮西镇。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朝廷开始调集诸镇兵马讨伐，河北的成德、山东的淄青两镇则暗中与吴元济相勾结，甚至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一时间，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甚至有人要求免去裴度官职以安抚藩镇之心。在这样的形势下，宪宗毫不动摇，待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任命他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经过近四年艰苦的战争，到了元和十二年（817年）冬，大将李愬率军雪夜入蔡州，生擒了吴元济。这位立下大功的将领，正是三十年前平定朱泚叛乱、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使天下为之震动，诸镇强藩纷纷要求归附朝廷。次年初，横海节度使程权上表，请求举族入朝，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请求纳质献地自赎，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下决心归附了朝廷。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起先上表请求纳质献地，后又反悔，于是，宪宗以平定淮西的原班人马围攻淄青，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终于平定了淄青。

至此，宪宗的削藩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史称：“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

然而好景不长，来之不易的中兴大业没过多久就功败垂成。元和十五年（820年），宦官陈弘志等杀死了宪宗，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

自元和时期开始对藩镇用兵以来，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三户资一兵”，百姓负担愈加沉重，天下厌兵情绪加剧。因此，当穆宗即位之后，就开始推行“销兵”之策，即诸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补，十年之间便销其十之三四。然而，销兵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许多军士落籍，成为一支变乱的潜在力量，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都加入了河朔叛乱的队伍。《旧唐书》甚至以为，“再失河朔，盖销兵之失也”。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幽州军乱，将士们驱逐了穆宗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节度使田弘正（也就是宪宗时率先归附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兴）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

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朝廷的控制，朝廷与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僵持局面。至于其他藩镇，则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这也是宪宗努力削藩的成果。

藩镇割据破坏了唐王朝的政令统一，但同时藩镇间相互制约，又维系着唐王朝的统治。唐末出现的超强藩镇才开始打破均势，以兵力压制群藩，最后导致了唐朝灭亡。

牛李党争。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备感压力的话，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的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以至于文宗皇帝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李德裕塑像

牛党的领袖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领袖则是李德裕、郑覃等。牛、李结怨的源头是宪宗时期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还是举子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朝政，得罪了李德裕之父、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双方结怨极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吴宗国

两党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见相似的官员相结而成，虽然在对科举置废、藩镇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见和措施，但总体看，党争的主要表现还是以人划线，此进彼退，互相倾轧。

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本当入相，却八年不得调动，而牛党引牛僧孺为相，造成李、牛积怨加深。文宗时，牛李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在朝议事，争吵不休，进退官员，唯党为是。武宗即位，以李德裕为相，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于南方。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再度得势，贬李德裕于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这以后，牛李两党首领先后病死，“牛李党争”遂告结束。

唐后期的宦官专权。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可能是中晚唐政治生活中另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与藩镇割据相比，宦官专权更是腹心之患。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在唐初，朝廷对宦官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唐太宗特别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级别最高的内侍也不过是四品官。直到武则天称制之前，宦官的职能不过是阁门守御、内廷洒扫而已。中宗以后，宦官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余人，但高品者仍然很少。宦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从玄宗时开始的。

玄宗在位时间很长，对宦官的使用范围更广，限制则更少。稍微合乎他心意的宦官，就被授予三品的左右监门卫将军。据史料记载，当时宦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品阶之高。

唐玄宗时权势最为显赫的宦官有两位。首先当然就是高力士，他出身于岭南，自幼入宫，后成为玄宗的心腹，在玄宗发动的几次宫廷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元、天宝时期，高力士权倾天下，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因之以取将相。不过，他对唐玄宗始终忠心耿耿，故时人对其并不太反感。另一位是杨思勖，本姓苏，也来自岭南。他有勇力，为人残忍好杀，开元时，多次率军征讨安南（今越南）、岭南等地的叛乱，屡立战功。

杨思勖墓壁画

宦官对于朝政的真正干预，是从安史之乱后逐渐掌握禁军兵权开始的。如李辅国在肃宗时从幸灵武，程元振保护代宗即位，均立下大功，但仍未直接掌握禁军的兵权。到了朱泚叛乱时，德宗仓皇逃到山南，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一路随从护卫，于是，当乱平之后，德宗不再信任朝官，而特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两员，由窦、霍二人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唐墓壁画中的宦官形象

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

宪宗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设立了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他们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其次，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除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中。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

宦官不仅掌握了禁军，也一度掌握了地方节度使的任命。许多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宦官权力的扩大，直接破坏了君臣同心同德共谋中兴大业的政治氛围，而宪宗本人最终也死在宦官之手。当然，宪宗不是唯一一位被宦官杀死的唐朝皇帝，他的孙子敬宗同样是被宦官所杀，年仅十八岁。事实上，自顺宗直至唐亡，除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在接替敬宗即位的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与父亲穆宗、长兄敬宗皇帝不同，新即位的文宗立即显示出与骄奢淫逸的父兄不同的品质来。他喜欢读书作诗，尤其喜读《贞观政要》，在与大臣们讨论政事时，也经常注意总结天宝之后的政治得失，颇有太宗遗风。对于轻易废立皇帝的宦官集团，年轻的文宗极其愤怒，希望能设法剪除。然而，这种举动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文宗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登基时，他年仅十七岁，且一直深处王府之中。与祖先相比，他既没有太宗皇帝那样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的创业经历，也没用玄宗那样广交豪杰、培植亲信的政治实践，要想剪除手握重兵的宦官，实在是痴人说梦。后人评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是颇为恰当的。

甘露之变。为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郑注，共同策划了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先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

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将乘舆拥入宣政门内，李训等人试图将文宗抢回，却失败了。随着大门的关闭，双方的胜负已经判定。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及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蔑视朝官，文宗认为自己受制于家奴，连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也不如，最终郁郁而终。直到唐末，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除行动，南北司也更势同水火。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

回光返照式的大中政治。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八日，宪宗第十三子李忱在宦官的拥立下登上皇位，是为唐宣宗，次年改年号“大中”。由于母亲地位低下，宣宗从小受到大家的歧视，甚至被认为智力低下，文宗、武宗都经常拿他开玩笑。这种成长环境使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也使他清醒认识到朝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登上皇位之后，他励精图治，使大中政治呈现出中晚唐少见的安定局面，他本人也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种太平景象却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各种危机却在不断积累。到懿宗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即位之后，这些矛盾终于激化开来，大唐帝国二百余年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

懿宗是宣宗的长子，但一直备受冷落，当他在宦官的支持下即位之后，多年的怨气便开始发泄出来。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常常排斥群臣的建议，一意孤行。日常生活中，他荒淫无度，诸事务求奢华。女儿同昌公主出嫁，一次就赐钱五百万贯；自法门寺迎佛骨入宫，耗费了国家巨大财力。

在这前后，唐王朝政治上官僚队伍膨胀，官员贪贿成风；经济上土地兼并加剧，民众赋税增加。特别是徭役征发增多、兵役负担沉重，加上灾荒频仍，税吏横暴，导致大批民众生活无着、破产逃亡。当时翰林学士刘允章给懿宗上《直谏书》，沉痛分析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危机，以及百姓的困苦生活，他说：“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走投无路的百姓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宣宗尸骨未寒，懿宗即位伊始，浙东就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只坚持了不过半年多即被唐军镇压，但却从此揭开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咸通九年（868年），自徐州派往桂州的戍兵因不满朝廷再三延长戍守期限，推庞勋为首，爆发兵变。庞勋率戍兵回师，攻占徐州，与唐军对峙一年以上，战败被杀。这次兵变沉重打击了唐王朝，为此后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懿宗病故，年仅十二岁的僖宗即位，从小照顾他的宦官田令孜开始平步青云，最终升为神策中尉，大权独揽。就在僖宗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真正的危机终于到来了。

黄巢起义与唐朝覆亡。乾符元年（874年）年末，贩卖私盐的王仙芝聚众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随即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到几万人，连续攻占今河南、山东多个州县，黄河流域为之震动。

乾符四年（877年），王仙芝兵败被杀，黄巢成为义军首领，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乾符五年（878年），黄巢率义军避开唐军主力，从浙江开山路七百里，挺进福建。乾符六年（879年），循福建向西，一举夺取南方重镇广州。十月，义军出师北上。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打过长江，占领洛阳，逼近潼关，十二月，唐僖宗逃往四川，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建国号“大齐”，年号“金统”。义军宣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大杀唐宗室与官吏，剥夺富家财产。

黄巢在进兵北上途中，为了减少行军阻力，就发布文告，说：义军的目的是两京，希望沿路诸藩镇自守疆域，不要与义军为敌。这样，分化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把打击的锋芒指向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

敦煌P.2700《秦妇吟》残卷

晚唐诗人韦庄所写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的诗句，生动描写了黄巢大军攻入长安之后镇压唐代官僚的场景。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经过农民军的打击，唐朝的公卿大臣、名门显贵死亡、逃散殆尽，他们的土地、资财也被没收。然而，在进入长安之后，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军首领却满足于眼前的胜利，没有乘胜追击，给唐王朝留下了喘息之机。

很快，唐朝又调集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四万精骑赴关中参战，诸道援军对长安形成了包围态势，长安城中的粮食供应与兵员补充都成为严重问题，形势开始对义军不利。到中和二年（882年）九月，黄巢部下大将朱温（后改名朱全忠）投降唐朝，农民军元气大伤。一系列战斗之后，义军被迫撤出长安，又转战河南、山东一年多，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在泰山东南狼虎谷被杀，起义失败。

黄巢起义持续十年，其成功在于利用藩镇矛盾，流动作战，失败在于没有建立牢固的根据地，攻占长安后又不能及时追歼逃亡的唐僖宗残部。这次大起义削弱了各级官吏和贵族豪强势力，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统治。黄巢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重要标志，突出特点是首次通过义军领袖称号曲折提出“平均”要求，反映起义目标由主要针对国家转向针对社会。

黄巢败后，各地藩镇割据加剧，相互之间攻伐不断，而宦官和朝官则各结藩镇为援，借助外力来打击政治对手。至此，唐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几乎成为藩镇任意摆布的傀儡，只能在诸强藩的夹缝中求得生存。

昭宗时，强藩有宣武（治今河南开封）朱全忠、河东李克用、凤翔（治今陕西宝鸡北）李茂贞等。南衙朝官主要依靠朱全忠，北司宦官先后倚仗李克用、李茂贞。到昭宗末年，朱全忠已成最强藩镇。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并命各地藩镇诛杀当处监军宦官，整个宦官集团被一网打尽，中晚唐以来形成的宦官专权局面被彻底破除。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昭宗及百官迁往洛阳，八月，杀昭宗，立其子哀帝李柷。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并投尸于黄河，南衙遂与北司同归于尽。

哀帝李柷即位玉册

朱全忠在其后与李克用的争霸战争中，赢得河朔三镇支持，基本上稳定了北方的形势，最终于天祐四年（907年）迫哀帝让位，自立为“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唐后期藩镇、朋党、宦官三大祸患中，终究还是藩镇割据为害最烈，直接导致了唐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