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朝文物《力士博龙纹金饰牌》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

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

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拓跋建国。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之间、松海林涛之中，有一个古老的山洞，名叫嘎仙洞。这里曾是拓跋远祖宗庙所在地。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建都在山西大同的拓跋焘曾派人前往这里祭祀拓跋祖先。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山洞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刻在石壁上的祭文，从而使那次祭祀的真实性得到了证实。

当拓跋焘派人到大兴安岭嘎仙洞祭祀祖先的时候，拓跋族早就离开了这里，这里早已是人去洞空了。

拓跋族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离开以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自身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活环境决定着生活方式。当拓跋族生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然而，当狩猎这种生活方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时，拓跋族毅然决然走出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去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沿着大兴安岭西麓向西南方向进发，来到今天内蒙古呼伦湖一带，以后又进一步南下，进入匈奴故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

嘎仙洞内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拓跋鲜卑祭祖石刻祝文拓片

敕勒川狩猎壁画，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墓葬出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北魏盛乐城遗址

魏甘露三年（258年），三国的历史已经进入尾声，拓跋族二十万人马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已经到达了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猗卢又在此定都。

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已经被前秦灭亡的拓跋族的代国，乘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之机在盛乐重新建国。开国皇帝是拓跋珪。

重建后的代国，不久又改国号魏，史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北魏把都城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创始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一百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西晋），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珪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八十多次。

选用汉士与国史之狱。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十七岁的拓跋焘继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被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拓跋鲜卑在汉化、封建化的道路上正快马加鞭。

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于是出身汉族第一高门、富有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

太延五年（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细赅备而无所隐讳。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所作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拓跋鲜卑早期许多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统治者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及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

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书影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七月的一天，乌云密布。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三百余人。

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在这次打击中，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却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汉族和鲜卑之间的矛盾。

北魏陶骑马俑，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失去了中原世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找寻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几任北魏帝王都没有找到答案，情况反而愈演愈烈，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太和改制。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

孝文帝拓跋宏像

孝文帝登基的第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

冯太后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北魏宫廷有一个“子贵母死”的现象，所以孝文帝亲生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早就死去了。冯太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她从孝文帝小的时候就注意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通过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使他们与拓跋贵族生活的差距逐渐缩小。

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这些流民成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战乱后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另外也为了维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所以采取这种措施。鲜卑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均田制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由乡里威信高的人担任，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同时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新的租调制度使百姓的负担减少为过去的十几分之一。

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一百年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基础便是脚下的沃土。

世俗服装立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

泥塑仕女头部残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

北魏明堂始建于太和改制期间。宫殿富丽堂皇，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

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升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

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成长。

迁都洛阳与汉化改革。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现在，是他独自上路的时候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孝文帝，没有了依恃，也没有了约束。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

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提出来反对意见，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在旁边听，然后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是赞成孝文帝三年守孝制度的，但是，他们表面上又提出了很多反对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那些拓跋贵族所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

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并亲题“文圣尼父”，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无法施展拳脚。如何摆脱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呢？

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

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三十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

北朝陶俑，戴突骑帽、披小衫子的北朝官员。

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伐齐的大臣们再次出面阻拦。安定王拓跋休、任城王拓跋澄等鲜卑贵族也跪在马前，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假意坚持，大怒道：“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竟敢阻挠大计！若再多言，军法从事！”众臣惴惴，孝文帝这时才说：“不继续南征也行，你们必须答应把国都迁到洛阳。现在你们就要表明态度！”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们也只有答应迁都。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

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

除此之外，一百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

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祭拜一位他敬仰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祭拜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迁都以后，孝文帝已经进入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条件了，他可以亲自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这当然表明了一种姿态：我就是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迁都之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平城，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平城。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即今河南孟津官庄村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遗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