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西晋统一



司马懿像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叡，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变局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

变起高平陵。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

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自此之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景初十年（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九十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司马懿称病未一同前往。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料到，这一天，却成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

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地“康复”了。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的奇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政变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就可以看出曹爽与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

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被免掉官职。

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诚然，就个人素质而言，无论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斗争，曹爽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然而，高平陵之变是西晋取代曹魏的关键性事件，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个人因素，还有没有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呢？

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司马懿政变成功的原因时，除了指出他坚忍阴毒的性格外，还强调了豪族对司马氏父子的支持。

“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回忆自己的家世时这样说。

“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史书上这样评价司马懿。

司马懿，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祖宗三代都是高官，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

世代高官、儒学传家，这正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典型特征。

司马氏的姻亲也多世家大族：司马懿的岳母河内山氏，是司徒山涛的祖姑母；司马师的妻子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姐姐；司马昭的妻子东海王氏，是王肃的女儿；司马懿的女婿是京兆人杜预。

高平陵政变的鲜血，洗刷掉了曹魏政权庶族寒门代表的成分，掌握了朝政的司马氏家族，成为世家大族政治上的代表，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政归司马氏。高平陵之变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

嘉平六年（254年）十月，司马师废掉曹芳，改立年仅十四岁的曹髦为新皇帝。

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

清刻本《三国志演义》中的司马师与司马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黜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

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天下三分的局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司马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蜀汉政权也已经走上了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平蜀之战。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

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一万人。

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晧，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祗与黄晧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了混乱和腐败的时期。

蜀汉炎兴元年（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也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沂南画像石上的“大傩舞”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刘禅，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晧却搞起了鬼神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

而此时，曹魏却已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领兵三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三万，攻击姜维后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

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突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

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二十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

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便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

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恶战中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他们修建了一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

邓艾攻破绵竹之后，成都门户大开，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之后再也无险可守……由此看来，奇袭江油，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例。

存在了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地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塑像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谌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

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金陵王气黯然收。司马昭灭蜀，为其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咸熙二年（265年）的十二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晋武帝司马炎

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此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沈伯俊

为什么没有出兵？首先，西晋建国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其次，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没有给晋武帝提供“敌营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晧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明主风范。然而很快，孙晧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

孙晧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

在孙晧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造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疏劝谏，孙晧根本听不进去。

孙晧还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许出嫁。

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语举止一有差错，就会被记录下来，被孙晧处以种种酷刑。

孙晧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

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杜预与王濬等人。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反映了孙吴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交往和经济关系等情况。

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

咸宁五年十一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濬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

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直趋涂中。

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向江西方向进军。

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向武昌方向进军。

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向夏口进军。

晋军主将、镇南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直趋江陵。

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

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

长沙出土的晋持刀武士俑

六路大军中，王濬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从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所向披靡，攻克夏口、武昌，直奔吴国首都建业。

孙晧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

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晧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晧，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晧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

三年之后，孙晧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十二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

西晋骑马仪仗俑，长沙金盆岭出土。

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纸醉金迷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太康年间，由于天下统一，战乱结束，加上课田制等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出现了“太康盛世”。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

干宝的论述多溢美之词，如“天下无穷人”“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均系夸大。如果说太康盛世存在，也是世家大族的天堂。

西晋王朝依靠世家大族建立起政治、文化秩序，依靠他们进行统一战争，当然要给他们优厚的回报。

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是对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回报。负责向中央推荐候选官员的中正几乎全都由世家大族担任，选才标准基本上就是门第高低和出身贵贱。官场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官吏按照品级占有土地是对他们经济的回报。第一品可占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一直到九品。官吏还有按照品级使亲属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权利，最高者可惠及九代，低者也可以三世受益。

相对丰富的物资供给，特殊利益的保障制度，太平盛世的享受心理，三者共同作用，使当权者骄泰之心顿生。

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富足，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

明人绘《宫中图》

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将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

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曾，每天的饭食要花掉一万钱，纵使如此，他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

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

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地建立的军队成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洛阳学者 徐金星

晋武帝在位的时候，为了镇压异姓功臣，同时为了镇压吴、蜀及西南、东南的势力，他想了个办法——分封。他分封了二十七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允许这二十七个王拥有军队，这就埋下了祸根。

八王之乱。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

永熙元年（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她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

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的不满。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291年到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数十万人。这是一次皇族内部争夺权力的混战。历史上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斗争屡屡见诸史册，但像这样历时长久、死亡众多的变乱却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批寒门人士在其中推波助澜。他们欢迎动乱，希望动乱规模越大、时间越久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不平等待遇才有改变的可能。

清刻本《晋惠帝昏庸》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

元康九年（299年），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

西晋的内乱，给了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

十六国后赵“大赵万岁”瓦当，邺北城遗址出土。

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304年，刘渊建立汉国。

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与中原王朝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

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

永嘉五年（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十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曜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曜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袒肩露背，口衔玉玺，乘坐羊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三十七年。西晋灭亡。

洛阳学者 徐金星

长期的战乱使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七百万，这七百万人口中就迁走了九十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些人南迁了，从此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开始逐渐南移了。

在距离洛阳不到四十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世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

画像砖《牛车行进图》，牛车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相当普及。

三国鼎立持续了六十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四十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