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黄巾起义



清代苏州年画《天师作法图》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朝廷腐败，社会动乱，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奉他为活神仙，趋之若鹜。

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漂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东汉流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大意是说：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家里的男人在哪里？男人都在西北胡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论议。

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处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可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1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纪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从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无数中原男儿抛尸疆场，魂断西北。战争也给东汉王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汉安帝时期（106—125年），为平息羌乱，花费二百四十多亿。汉顺帝时期（125—145年）的一场战争，又耗资八十亿。而当时，东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大约八十亿。这无休无止的庞大军费，自然都出在百姓身上。

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百姓一旦成为流民，便脱离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沦为奴隶，要么迁徙逃亡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原因。

太平道。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春天，一场瘟疫席卷中原，黄河北面的冀州是重灾区，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尸填沟壑。朝廷照例派遣宦官带着药品到各地抚慰，可是这种象征性的抚慰，照例又成为宦官聚敛钱财的好机会。奉命巡行冀州的宦官满载而归，准备回洛阳交差。在南下途中，他发现一群又一群的百姓向北方行进。在黄河渡口，又有数百名衣衫褴褛的流民簇拥在一起，等候摆渡北上。良心发现的宦官把剩下的药品丢给百姓，不失时机地宣示天恩，并告诉他们冀州疫情，劝他们不要北上赴死。可是百姓们对宦官的话置若罔闻。他们叩头谢恩之后，仍然争相上船，直奔黄河北岸。

他们要到哪里去呢？

“汪洋千顷势何雄，九水同归一泽中。”元代文人李京吟咏大陆泽的诗篇，记录在明代《顺德府志》中。位于今河北邢台巨鹿县西北的大陆泽，曾经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湖泊，如今已经干涸，全然不见当年衔山吞水、浩渺如烟的壮美风光。在光和二年那个瘟疫蔓延的春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大陆泽，接受一位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他治病的方式相当独特：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他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说来也怪，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大贤良师”妙手回春的神奇故事。更令人赞叹的是，“大贤良师”给人看病，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这些钱也都用于救济穷苦百姓。“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太平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黎庶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冥冥暗夜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光明。

“大贤良师”是冀州钜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巨鹿）人，名叫张角。

早在西汉成帝时，一个名叫甘忠可的人，从滨海齐地千里迢迢来到京城长安，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名叫《包元太平经》的书。朝廷认为他假借鬼神欺上惑众，将他关进大牢。东汉顺帝时，齐人宫崇向天子奏上《太平清领书》，被没收封存在帝国的书库里。桓帝时，著名的方士襄楷又向皇帝提到这部书，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追究他的过失。到了灵帝时期，张角接受并宣传《太平清领书》的思想，创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太平道。

老子李耳，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一向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局面——“文景之治”。不过，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归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三百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最主要的民间信仰——道教，老子被尊为始祖，甚至连皇帝也对他顶礼膜拜。

《老子授经图》

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正月，一个皇家使团出现在钜鹿的老子祠。使团的首领叫管霸，是汉桓帝最为宠信的宦官之一。管霸代表皇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老子仪式。十个月之后，桓帝宠信的另一位宦官又来到钜鹿，再次代表皇帝祭祀老子。第二年七月，汉桓帝干脆把老子牌位请进了皇宫，为这位道教始祖举行了一次豪华无比、别开生面的祭祀活动。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这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清心寡欲的老子顶礼膜拜，究竟意欲何为呢？

汉桓帝好色荒淫，但是御宇多年，一直没有子嗣，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他祭拜老子，是希望像道教宣扬的那样，能给自己留个“龙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旗号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占据道教信仰的制高点，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

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道教组织。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风景秀丽。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在百姓中收徒传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宗奉老子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把东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迅速发展，东汉朝廷是不是浑然不觉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和心理上的一种需要。太平道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有很大的关系。

黄巾举事。就在“大贤良师”张角为百姓念咒治病的时候，汉灵帝刘宏也没闲着。这一天，他草草结束了早朝，早早回到后宫，玩起了驴车游戏。刘宏十二岁登基，如今已有十个年头。这位在朝堂政务方面缺少悟性的年轻皇帝，在生活娱乐方面倒是颇有创意。汉代人通常用马拉车，灵帝则酷爱驴车。上行下效，一时间驴价飞涨，洛阳驴贵。他在驾驭国家方面没什么本事，但是驾驭驴车却是得心应手。小小驴车在他的操控下，时而疾驰如风，时而周旋如规，宫女们的娇嗔和宦官们的谀赞，让他得意不已，把天下、国家、臣民全都抛在了脑后。

灵帝最不该抛在脑后的，是司徒杨赐的奏章。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人。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官职，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这封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的太平道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

张角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即用道团组织农民，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生活无依靠，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他们在宗教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上说，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以及张道陵，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都具有时代特点。陈胜、吴广之后，经历了近四百年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了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形式，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光和六年（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歌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太平道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也是他们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新生的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为农历甲子年。实际上，“苍天已死”的口号并不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才发明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地发现了一块墓砖，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字：“仓天乃死”。“仓天”，也就是“苍天”。“苍天乃死”，与张角太平道宣扬的“苍天已死”口号如出一辙。这块墓砖有明确的纪年——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比张角起事早了十几年。这说明，早在张角起事之前，下层百姓中间就普遍弥漫着绝望和仇恨的情绪，这也是太平道迅速发展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一旦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马元义是太平道大方的首领，也是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他组织荆州、扬州等偏远地区的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184年三月初五。这一年正是农历甲子年。

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平元年（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一千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

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腹地，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沉寂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声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劭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曹全碑》。遒劲、优美的隶书，历来被视为中国书法的瑰宝。碑文记载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及生平，其中提到黄巾起义的相关情景。

据“曹全碑”记载，中平元年三月，曹全出任凉州酒泉郡禄福县的县长，正赶上黄巾起义爆发，“妖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人怀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隐隐杀气，破石而出。出土于山东东平县的“张迁碑”同样记载了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黄巾初起，烧平城市。”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从地域上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围大，当时东汉一共有十四个州部，其中至少八个州部出现了暴动；一是出现了南阳、颍川、汝南、钜鹿等几个重要集结区域，对京师洛阳形成合围态势。起义的时间虽然提前了，但是相对于东汉政府来说仍然有主动性。因此，战事初起，黄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攻城略地，势头很猛，给东汉王朝的地方机构带来重创。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率所有的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

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皇甫嵩、朱儁、卢植等又都是久历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势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随着战事的发展，官军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南方战场，颍川、汝南、南阳等地的黄巾军相继战败。在北方战场，冀州黄巾军与官军浴血奋战。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皇甫嵩的统领下加入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展开决战，张梁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健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宗教强化了农民战争的动员能力，包括思想的号召力，这是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它虽然没能推翻东汉政权，但是使这个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遭受重创，奄奄一息。第一，东汉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宦官与士大夫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更加黑暗。第二，黄巾军开启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在边疆，汉族豪强与羌人、乌桓、鲜卑势力联合，边陲再无宁日。在中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军疲于奔命。第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逐渐由帝国秩序的维护者演变为东汉王朝的掘墓人。后来开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曹操、刘备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曾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

2004年，湖南长沙市东牌楼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

灵帝卖官。黄巾大起义及其引发的暴动骚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明码标价。相当于今天总理级别的三公，标价一千万；相当于部长的九卿，标价五百万。读书人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东汉“摇钱树”，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古代的志节之士，视金钱如粪土，瞧不起那些有“铜臭味”的财奴。“铜臭”这个词，就出现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时代。崔烈是当时的北方名士，学问没得说，口碑也很好。他花了五百万，当上了司徒。司徒是三公之一，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官职。崔司徒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有一天，他向儿子崔钧打听人们的评价，崔公子说：“过去人们对您评价很高，都说您要是不当三公就可惜了；现在您当上了司徒，人们却很失望。”崔司徒追问原由，崔钧只得直言：“大家厌恶您身上的铜臭味。”崔司徒既羞且怒，操起手杖打跑了儿子。铜臭味道不得世人好评，大汉天子却乐此不疲。在任命崔烈为司徒的朝会仪式上，汉灵帝颇为可惜地对身旁的侍从说：“实在是太不合算了，这个官位应该值一千万啊！”灵帝的可惜是有例可循的：乱世枭雄曹操的父亲曹嵩，正是花了一千万，才买来一个太尉的职务。崔烈后来为国捐躯，没有辜负名士的名声。名士报效国家，尚需花钱买路，那些庸碌贪腐之徒就更不用说了。卖官鬻爵的钱财源源不断输入西园，灵帝在西园修了一座“万金堂”，颇有“招财进宝”的意味。中国向来有“王者藏于天下”的古训，大汉天子却忙着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他已经利令智昏，抛弃了天下。

通过卖官的方式来筹集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样的事例并非始于汉灵帝。西汉武帝时，连年征伐四夷，国库空虚，也被迫采取了“入谷射官”的手段，也属于卖官的性质。所不同的是，武帝卖的是闲职散职等不重要的官职，灵帝则无限扩大化，负责管理国家职能的职位也可以卖，君臣之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我们不赞成把卖官鬻爵全部归结于汉灵帝个人的贪婪。从史书记载来看，汉灵帝大规模卖官鬻爵出现在黄巾起义之后，显然，黄巾起义加重了东汉帝国的财政负担，灵帝卖官鬻爵既有个人贪婪的原因，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只是，靠钱买来职位的官员，一心只会想着把买官花出去的钱从百姓身上捞回来，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这样的皇帝，又怎么能约束他的官员们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斩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他们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中常侍赵忠在故里邺城有一处住宅，豪华程度堪比王侯宫殿，明显逾制。皇甫嵩进军途经邺城，随即向朝廷报告此事，要求没收充公。另一位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被皇甫将军断然拒绝了。两名宦官气急败坏，后来在灵帝面前进谗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把他的食邑从八千户降到二千户。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

东汉王朝陷入乱世泥淖。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一带）人，既长于戎马征战，又精通儒学，称得上是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作为平定黄巾起义的首功之臣，皇甫嵩威震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一位名叫阎忠的有识之士劝他推翻汉室，南面称帝。史书生动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阎忠说：“您现在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反问道：“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说：“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皇甫嵩回绝说：“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皇甫嵩重视名节，忠于汉室，可是，天道无亲，汉家气数将尽之际，又有多少豪杰能够像他这样守志如一呢？古人有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乱世之中，强梁为道，军队就是国家的利器。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掌握了国家利器的雄杰豪强，已经不再唯东汉朝廷马首是瞻了。

经历了黄巾之变，东汉王朝“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彻底滑入了乱世泥淖。中原乱，边疆乱，官场乱，人心乱，怎一个乱字了得！亲身经历了乱世之殇的思想家仲长统感叹道：“如此下去，大汉王朝恐怕气数将尽，不知来世圣人用什么方法能够拯救这个社会。”仲长统期盼的来世圣人遥不可及，一批乱世枭雄却横刀跃马，闯入了历史舞台。

仲长统卒于220年，享年四十一岁。就在那一年，汉献帝逊位，大汉王朝正式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