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昭宣政治



汉昭帝像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辞世。这位统治中国长达五十四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逾葱岭、征服大宛、凿空西域，使得汉王朝的疆土空前广阔。

然而，在这个强大帝国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建国百余年后，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何以能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重复秦朝覆亡的悲剧？大汉王朝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汉武的政治遗言。今天陕西的周至县，汉代写作“盩厔”，是汉代离宫——五柞宫所在地。五柞宫据说因宫中有五棵遮天蔽日的大柞树而得名。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虽然已经进入仲春，但周至依然一片肃杀，五柞宫的气氛更是凝重。刚刚行幸于此的汉武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在病榻上，下诏立少子即八岁的弗陵为太子，拜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少主。

仅隔一日，武帝撒手人寰。

这位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一代雄主，一生纵情挥洒他的豪情、他的雄心，在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同时，也在其身后留下一个庞大的烂摊子。大批朝臣因卷入巫蛊之祸，或处死，或被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长年用兵四边，大兴土木，使国家财政枯竭，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各地暴乱不断。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七面棱形斛，上面书写的文字，据考证正是武帝给太子弗陵的遗诏。“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道出了武帝对生命终将逝去的无奈。“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武帝的谆谆教诲，充盈着他对幼子的殷殷期待，也流露出他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将偌大的王朝、严峻的局面交付给八岁的少子和几位外姓辅政大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汉王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武帝去世的第二天，太子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昭帝年龄尚幼，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主持，史称“政事壹决于光”。此后二十年，霍光牢牢把持朝政，两次废立皇帝，可称之为“霍光时代”。

汉画像石上的戴武冠侍卫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将军霍光

霍光，字子孟，为霍去病同父异母弟。他十多岁随霍去病入宫，任郎官。由于性格沉稳，处事谨慎、周详，二十多年从未出过差错，深得武帝信任，出则奉车，入则随侍左右。巫蛊之祸后，霍光并没有因为是卫氏的亲戚受牵连，反而成为武帝心目中可“任大重，可属社稷”的首选。武帝病重前，曾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实际上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少子为帝，以霍光辅政。

霍光能够顺利掌控政局，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势力很弱。田千秋原本只是一个在高祖庙任职、禄秩几百石的小郎官。巫蛊事件后，他因上书为卫太子讼冤，正合武帝心意，一下子被提拔为中二千石的九卿，数月后又擢为丞相。这在汉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史载“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才能平庸，加上他在朝廷素无根基，自然不能与深处枢机二十余年的霍光分庭抗礼。

自战国以来，“丞相”（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称谓不同，事权则一）一直是百官之首，无“大司马”官。元狩四年（前119年），因卫青在反击匈奴战中取得大捷，武帝始以卫青为大司马，冠大将军号。当时大司马位虽高，却不负责管理政务，没有官署属僚。武帝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意味着这一职务开始超越丞相成为权力中枢，政府行政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汉后期，这一职位多任外戚，成为外戚专权的凭借。

忠诚显然是武帝选择辅政大臣的首要条件。然而，辅佐少主、主理天下，仅有忠诚显然是不够的。是否有控制朝政大局的能力，是否能够按照武帝所期望的方式治理天下，对于武帝和汉王朝来说同样重要。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武帝晚年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历史事实是：霍光主政的二十年，虽然朝廷内部斗争激烈，跌宕起伏，但是，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却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稳定发展，为“宣帝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昭帝即位最初的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言更强化了他的这一思想。

谏大夫是所谓的言官，专门负责为皇帝建言献策，虽然职位不高，但地位重要，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始元四年（前83年），杜延年任谏大夫。他痛感武帝时期过于奢侈，连年用兵，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多次劝霍光修文帝之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悦）民意”，并建议霍光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从霍光此后的举措来看，杜延年的建言显然对霍光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昭帝下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举文学各一人。

贤良、文学是汉代察举的两个科目。贤良指德行贤良，文学指通晓经义。举贤良始于汉文帝，举文学的开始时间不详。昭帝此次诏举文学是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武帝以前所举贤良不局限于治儒学者，还包括一些修习法家等百家之学的人，武帝“罢黜百家”后，所举均为儒生。

盐铁会议。次年春二月的一天，建章宫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朝廷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一堂。会议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主题是受诏询问贤良、文学，百姓疾苦所在及朝廷推行教化的关键。

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至这次会议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贤良、文学激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酒榷、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

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绝不可废。

说到周边民族政策，贤良、文学又掀起新的一轮攻击。他们认为，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劳师苦众，夺取的却是蛮荒无用之地，当今之策不如“偃兵休士”，恢复和亲。

桑弘羊驳斥道：和亲从未换来边境安宁，匈奴反复无常，若不进行打击必然给边境带来后患。武帝出击匈奴不仅无过，而且是一件“著于海内，藏于纪府”的伟大功绩。

双方分歧的根本在于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贤良、文学信奉儒家学说，主张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反对严刑酷法。桑弘羊则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政令的推行、社会的稳定，否则“其乱必也”。

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在僵持中结束。

这次会议，双方争辩之激烈，观点之对立，史所罕见。当时丞相史就指责贤良、文学说：“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由于这次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武帝的盐铁政策上，史称“盐铁会议”。宣帝时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一历史会议的珍贵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振东

这个争论的根源，实质上在于两派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是不一样的。武帝去世以后，国家的政策制度走到了十字路口。是继续武帝的政策呢，还是要有所改变，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盐铁论》书影

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了一项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

据《盐铁论》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

燕王谋反。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在武帝中后期他成为武帝的智囊之后。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而是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而且，他本指望子弟可以凭借他的功劳得到封赏，如今不仅没有加官晋爵，反而遭受如此的攻击。他实在是气难平。

昭帝即位没几年，朝廷便聚集了一帮对霍光不满的人。除了桑弘羊外，还有身为外戚的辅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燕王刘旦和鄂邑长公主。

燕王刘旦是武帝第三子。卫太子死后，刘旦年龄最长，他本以为自己被立为太子、即皇帝位是顺理成章之事。没想到武帝遗诏立年幼的弗陵为太子，他无法接受。他怀疑这是霍光等大臣搞的宫廷政变。一接到诏书，他便和几个宗室密谋反叛，尚未举事，消息泄露出去。霍光念在刘旦是武帝、昭帝至亲的分上，没有像对其他几个宗室一样加以严惩，仅派人讽喻而已。刘旦表面上“叩头服过”，但内心却一直不服。

辅政大臣上官桀原来与霍光的关系甚好，两家甚至结为亲家，霍光的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并育有一女。昭帝即位后，上官桀父子不顾霍光的反对，通过昭帝长姐鄂邑长公主，将上官安的女儿送进宫。始元四年（前83年），上官氏被立为昭帝皇后，上官安以皇后父加赐骠骑将军号、封列侯。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长公主的恩德，几次提出给长公主宠幸的面首丁外人封侯赐官，霍光以高祖规定“无功不侯”为由拒绝。上官桀父子及鄂邑长公主由此与霍光结怨。

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很快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

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递交到昭帝手上，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军，僭越帝制，道上称跸，预先置办饮食，并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

上官桀等人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霍光出阅羽林和调校尉最多是近十天发生的事，刘旦远在燕国，怎么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又上书长安？何况霍光现在大权在握，若真要谋废昭帝，又何须一个小小的校尉？

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准备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

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渡过，霍光的地位更加稳固，史书称“威震海内”。

霍光主政与霍氏族灭。元凤四年（前77年）正月丁亥日，十九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

四年后，即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昭帝突然病死。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立谁为帝令霍光等朝臣十分为难。

武帝六子中，此时只有广陵王刘胥在世，群臣都认为应立刘胥。但霍光不这么看，当初武帝放弃年长的刘胥而选择昭帝，就是因为刘胥品行有亏。他和大臣们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这年约十八九岁。

但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史书谓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做了皇帝，并没有让刘贺有所收敛。若仅仅是生活奢靡，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这位新君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他将昌邑官属全部征至京城，并超迁拜官。这让霍光等朝廷旧臣十分不安。

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请求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即位仅二十七天，便被废，他从昌邑带来的二百余臣僚，除少数几人外，悉数被杀。

选立新的皇帝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零落，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卫太子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卫太子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他才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

此时的刘病已年方十八岁。卫太子家族几乎灭绝，刘病已在朝中无人可以倚仗而便于操控，这应当是霍光选择刘病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庚申，刘病已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第二年正月，霍光稽首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都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宣帝上奏。

宣帝生长于民间，史称他喜游侠，斗鸡走马，游遍三辅地区。丰富的社会阅历，加之天资聪颖，使得他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得多。他很清楚自己能否坐稳皇位，取决于霍光，昌邑王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霍光恭敬有加。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骖乘，宣帝“从容肆体”，才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觉。

地节二年（前68年）三月，霍光病逝，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宣帝对霍光的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感激、敬重霍光，是霍光把自己从一个庶民立为一朝天子，并在武帝之后的二十年保住了风雨飘摇的刘姓天下。霍光对汉室的忠心，无可置疑。班固甚至认为霍光匡扶汉社稷的功绩，即使是阿衡、周公也无以复加。宣帝何尝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为霍光举办了一个堪比人君的隆重葬礼。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霍光心存忌惮和不满。霍光身为人臣，却可以“擅废立主”，专制擅权，任用、放纵霍氏家族，横行天下。这促使宣帝在霍光死后开始削夺霍氏权力。

霍光死后两年，霍氏因谋反罪被灭族。

霍光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私心也很重。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儿子霍禹、侄孙霍云做了守卫宫殿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两个女婿分别为东、西宫卫尉，京城兵权都控制在霍氏手中。其他的堂兄弟、女婿、外孙等也都做了内朝官，自由出入宫省，史书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这些都为霍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霸王道杂之的宣帝政治。汉宣帝终于可以亲理政事了。他自幼生长于闾阎，深知百姓艰难，故励精图治，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宣布五天举行一次朝会，听取百官汇报，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信赏必罚。

为了广泛听取民意，打开言路，他允许吏民给皇帝上封事。

所谓封事，就是将上呈皇帝的奏章装在皂囊中，封缄其口，以免内容泄露。最初规定，吏民上封事必须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标上“副”字，即为“副封”。领尚书者先打开副封，如果认为内容不足取，可直接退掉，不呈给皇帝。这样，封事能否呈给皇上，实际上是由领尚书的权臣决定的，这为权臣弄权、干政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议下，宣帝废除了“副封”制，解决了权臣壅蔽言路的问题。

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不清廉、公平，政治就会衰败。而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他经常对大臣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朝官需要增补时，依次从这些人中递补；有名实不符的，则予以处罚。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一年的治理状况），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

地节三年（前67年）三月，宣帝下诏表彰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八万多口流民主动回乡登记户籍。表彰的目的显然是向天下宣示，要大力推行循吏政治。

《汉书》中有一篇《循吏传》。所谓循吏，唐代注释大家颜师古解释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好官。《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是宣帝时官，即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从这些循吏的事迹来看，主要是重视民生，大力推行教化，鼓励农桑。例如，龚遂任渤海郡太守时，为了扭转当地的奢靡之风，规定每人必须种一棵榆树、一百根薤、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见到有人佩带刀剑，就质问他：“何为带牛佩犊！”让他卖了刀剑买牛、牛犊。虽然当时就有人说这些循吏的政绩中有虚假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宣帝时的吏治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值得称道。故《循吏传·序》说：“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自武帝以来，盛行严刑峻法，“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经常出现“罪同而论异”的情况，更为奸吏弄虚作假提供了条件，“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廷尉史路温舒因此上书，认为只有“省法制，宽刑罚”，才可兴太平之风。宣帝深以为然，十二月下诏置廷尉平四人，取公平之意。并且，每到季秋审核地方上交的疑案时，宣帝都亲临宣室，斋戒判案，人称公平。

接着，宣帝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

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为了鼓励孝道，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康二年（前64年）夏五月，宣帝再次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明令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

也是在这年五月，宣帝下诏将自己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因为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名字要行避讳，“病已”两字是常用字，难避讳，百姓上书经常因忘记避讳而被治罪。宣帝为了方便百姓，决定更名为“询”，并下诏，以前因触讳治罪的，一律赦免。

元康四年（前62年）春正月，宣帝下诏：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除诬告、杀伤人外，其他一切罪行都免于刑罚，以终天年。由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一年谷价降至一石五钱。

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政，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例如，《汉书·循吏传》谈到宣帝时的官吏时就说，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然任刑罚”，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由于他们不择手段，不避权贵，故多不得善终。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王道、霸道是古代人对君主两种不同统治方式的称谓。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春秋战国时期，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故当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之政，称王道，认为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教化治理天下的方式；而将春秋霸主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方式称霸道。但事实上，治理国家必须兼用霸、王两道，不可偏废，否则国家必然大乱。宣帝深明此理，“霸王道杂之”正是对宣帝政治的最贴切解读。

在西域和匈奴问题上，宣帝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昭帝时，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连年内战，开始衰落，由于自顾不暇，对西域的控制也逐渐削弱。汉武帝末，李广利出征大宛后，开始在渠黎（今新疆轮台东南、尉犁西北）设校尉，进行屯田。汉与匈奴以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为中心，展开了对西域的长期争夺。宣帝时，侍郎郑吉领渠黎屯田，后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的南道。神爵年间，匈奴再次内讧，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一万余人投降汉，郑吉率部接应。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受到重创，汉重新夺回车师。神爵二年（前60年），汉在车师都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立机构，并护车师以西的北道，号“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区。

苏武，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历经十九年，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返回长安。

五凤年间（前57—前54年），匈奴分裂为五单于，后兼并为南北两部。南部呼韩邪单于为了求生存，向汉称臣归附，并于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入侍。

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和亲，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图为明人绘《明妃出塞图》，描绘昭君出塞的情景。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汉宣帝在甘泉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帝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并颁赐黄金质“匈奴单于玺”，以册封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呼韩邪担心受到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攻击，希望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为汉保卫边塞。汉匈结束了近一百年的战争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友好相处的历史时期。两年后，即黄龙元年（前49年），呼韩邪再次入长安朝见宣帝。

此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尊为中宗，意谓中兴之主。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

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汉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了一个强大王朝的温和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