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门阀政治



晋元帝司马睿像

王导像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邪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两百余年。

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邪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牛继马后。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入侵，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邻近的琅邪王司马睿成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偕同世家大族南下建康，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

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邪王司马睿只是司马氏家族的旁支疏属。

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司马睿本人，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疏远，而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更早的时候就流传着一本名叫《玄石图》的书，书里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因为这条谶语，据说司马懿曾经用一种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的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

据史书记载，司马睿在众多皇家宗室中，常常表现得“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这当然是史书美化皇帝德行的字眼。在八王之乱中，众多的宗室亲王尽显其实力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司马睿却表现得与他们不同，这让我们读出了“恭俭退让”之类文字的另一面：他在诸王中没有实力，没有威望，这恐怕是他特殊的出身所决定的。

当时“牛继马后”的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传遍了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一个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

新亭对泣。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

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寥廓，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座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亭对泣”，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

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帮助司马睿在南方站稳脚跟。王导与司马睿一同来到江南，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

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世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邪王司马睿。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伷是接受孙吴——孙晧投降的人，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其国家的仇人的后代。司马睿到了南方，怎么立足？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世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

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江南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祓禊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即将开幕。

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祓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器宇轩昂，一派王者气象，而中原大族又心悦诚服地拥戴司马睿，都被震慑住了，继而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晔、甘卓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

东晋持盾武士俑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世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世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据田余庆先生考证，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南北世族之争。面对来自南方世族的紧逼，北方世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袒胸露腹，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郗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世家大族联姻之盛，他们希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清绘本中的《家谱图》

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世族。

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世家大族占据。初渡江的司马睿就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北方世家大族大量南迁，必然会和当地的土著大族、世家大族发生一些矛盾，包括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由于这些矛盾，当地的土著曾几次起兵，反对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的形势，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世家大族首领义兴周玘，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的儿子周勰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

然而，代表南方世家大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

叛乱虽然剿灭了，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土著大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王导的谋略很深：他放下架子，主动跟南方人接近，并把朝廷中的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坐。

王导请求与南方大族通婚，这在重视门第观念的当时，不亚于一场革命。虽然最终未获允许，王导纡尊降贵的姿态，却赢得了南方大族的普遍好感。此后南北世族的通婚，对于南方世族也起到了一定的同化作用。

为了避免与本地大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激化矛盾，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建立新的势力范围。

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

侨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世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待。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邪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邪郡。永嘉之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主要分布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及其周边、京口晋陵一带、会稽郡、吴郡、吴兴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

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生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会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府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建兴四年（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

以弋阳王司马羕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才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才能保住南方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一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王与马，共天下”。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四十三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

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王与马，共天下”。“王”，字面上指琅邪王氏，实际上泛指世家大族；“马”，字面上指皇族司马氏，也泛指东晋皇权。

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对这种历史现象有深入研究。他在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中对这种世家大族与皇权联合执政的格局做了专门论述。

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只有门阀世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而当时众多世族名士纷纷渡江，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有分量的砝码。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世族的支持，南渡世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

门阀政治下的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就是：皇权要向世家大族做出让步，世家大族在皇权需要时支持皇权。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皇权的隐忍退让毕竟是暂时的，皇权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凸显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

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在司马睿手下任从事中郎，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

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督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四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郎周莚、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疏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东晋建立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被王导、王敦兄弟操控。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司马睿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削弱王氏的权势，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刁协、刘隗这些心腹。

司马睿抑制琅邪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永昌元年（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督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刁协在逃亡途中被杀。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邪王氏胜利告终。

这个时候王氏的势力受到打压。司马睿想通过压制王氏的势力来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最终实现自己独大。所以王敦起兵，不但得到了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皇权的退让，世家大族觊觎皇位、问鼎天下之心又开始潜滋暗长。

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甚至对皇帝的使者也爱理不理。王敦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邪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满仓

王敦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人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在起兵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实际上是对于司马氏打压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但是清了君侧以后，就是要清君了，这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世族和江东世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法统名分的，王家要取而代之,江东世族同意吗？其他过江世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的举动。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本性，决定了总会有野心家要设法打破这种平衡。

荆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权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庾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

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

门阀政治下皇权与世族共治的平衡，一旦遭遇权臣的野心就会被轻易打破。

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均衡的企图。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桓温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也正在进行。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他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也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慢慢地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他通过北伐，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不断集中各种政治资源。有一句名言：“如果不能流芳百世，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句话反映了他要做一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事的心态，他不管人们对这件事的评价好坏。野心犹如一粒种子，在权力和威望的催生下开始生根发芽，桓温谋权篡位的野心不断膨胀着。

为了夺取东晋帝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

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继撤兵。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桓温北伐的成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此时他的职务已经升任到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兼徐、兖二州刺史。与此同时，他取代司马氏称帝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当时在位的是废帝司马奕，面对桓温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甚至找到算命先生扈谦，让他为东晋的前途占卜。这说明皇帝已经明显感到了桓温对皇权的威胁。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第三次北伐，攻打前燕，以便再次提高自己的威望。可是这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只有二百里的枋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此时晋军的军粮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

明人绘《东山携妓图》。描绘谢安未出山时隐居东山，放情山水，以声色自娱的情景。

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他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司马昱是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凭借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和对皇帝的一废一立，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

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

淝水之战与世族政治的谢幕。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四十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

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有一次，谢安与王坦之到桓温处议事。当时桓温的参军郗超正在和桓温密谋篡位之事，听说谢安到来，桓温急忙安排郗超躲在帐幕后面，偷听谢安说些什么。忽然刮来一阵风把帐子掀开，露出了郗超。谢安不以为意，笑呵呵地说道：“郗生可真是入幕之宾呀。”一句笑话化解了尴尬局面。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为桓温行诛杀之计提供借口。谢安表现得镇静自若，神闲意畅。

咸安二年（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

此时，桓温也已经六十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王坦之等人以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直修改了八九个月，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王坦之等人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

桓温的离世，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皇权与世家的矛盾、与北方世族间的矛盾，还只是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而南朝与北朝两个政权的矛盾则是生死攸关的外部矛盾。来自北方的压力始终高悬在东晋政权之上，东晋的历次北伐，其实主要是一种战略防御，并非想真的统一南北。现在，当外部矛盾激化时，一切内部矛盾都降到从属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能够维系平衡的一个外部动力。

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出动一百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淝一带，上下一片震恐。

东晋王朝危在旦夕。

面对复杂紧张的形势，谢安又一次被推到了最前沿。

当东晋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

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运筹帷幄。

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降将朱序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顿时，秦军一退而不可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

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不久，谢玄淮上的信使至，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

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打破门阀政治的人，却是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六年以后，荆州都督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元兴二年（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

宋武帝刘裕像

元兴三年（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

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从此，寒族开始冲击世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

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成为魏晋风度的滋生土壤。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成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世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他们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被雨打风吹去。

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