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

忽必烈灭亡南宋之后，元王朝对外征伐的脚步并未就此停顿。

在元王朝的西北方向，有黄金家族成员们的兄弟兀鲁思。这些兀鲁思之间时常因为领地问题而发生争执。于元朝方面而言，它与其他兀鲁思之间出现的争执，通常被视为是西北诸王所引发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海都之乱”。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据史籍记载，自至元五年（1268）起，他就不断地骚扰元朝北方和西北方向的边疆地区。不过，“叛乱”之所以不断出现，更多的是由于元王朝试图向外发展，从而引起西北诸王的对抗性反应。

在元王朝的东北方向，忽必烈时期曾出现过“乃颜之乱”。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后裔。至元二十四年（1287），乃颜因不满元王朝在辽东地区设置行中书省，起兵反抗忽必烈。乃颜之乱很快被平定，东道诸王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元王朝上述两个方向上所发生的战争，是黄金家族内部的争斗问题。元王朝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东方和南方。

元王朝往东进攻的目标，就是今天朝鲜半岛地区和日本。

从成吉思汗时代始，蒙古就要求高丽臣服，不过被高丽方面拒绝。自窝阔台、蒙哥汗时期起，蒙古数度侵入高丽，不过并未能彻底将高丽征服。1273年，高丽部分残存的反抗蒙古的势力，被追赶到朝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济州岛上。自此以后，蒙古与高丽间的关系趋于平和。为巩固蒙古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忽必烈将女儿嫁给高丽世子，此后成为惯例。与此同时，高丽方面则要向蒙古献纳质子，此外还要上贡水獭、白银、猎鹰、高丽参等物品。

蒙元曾经两度往征日本，不过均以失败告终。1274年，忽必烈以朝鲜半岛为基地，以近两万名蒙、汉、女真人等组成的军队以及大约近万人的高丽兵，在对马岛登陆，因遇暴雨等恶劣天气，兵船损失较大，败归朝鲜半岛。1281年，元军整合了原南宋水军，以十余万的兵力，分别从朝鲜半岛和宁波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对日进攻。这次从朝鲜半岛出发的军队未能登陆，就铩羽而归；由蒙古将领忻都和汉人将领范文虎所率领的另一路军队，试图在九州岛方向进攻，因遭受飓风袭击，损失殆尽，征日再次失败。据现代研究显示，这次失败很大的原因可能与台风的突然袭击有关；另一方面，因元军大量使用的是原南宋的江防船只，那些船只基本上都是平底船，吃水太浅，根本无力抵抗海上强大的台风。日本当时将蒙元军队的进攻，称之为“元寇来袭”，或谓“蒙古来袭”。

元朝往西南方向的进攻，矛头所指则是今日东南亚广大地区，尤其是以今天缅甸、越南方向的陆路进攻最为突出。

忽必烈在军事征伐上，延续了蒙古人一贯的对外扩张传统。虽然在进军日本以及东南亚的道路上遭遇到不少败绩和挫折，但就总体而言，忽必烈所取得的武功仍称得上是显赫的。

那么，在文治方面，也就是说忽必烈在对元王朝内部的具体治理上，又有着怎样的成绩呢？我们知道，在蒙哥汗时期，他以今天陕西、河北以及河南部分地区作为试点，推行汉法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治理成绩。那个时候他只是牛刀小试。如今忽必烈所要面对的是疆土辽阔的大元国土，他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纵观忽必烈一朝对“天下”的治理，其中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对理财特别重视，几位著名的理财大臣，贯穿了他统治的整个时代：如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他们都被明初的《元史》编纂者们编入了《元史·奸臣传》。

这些理财大臣为何被编入“奸臣传”呢？难道他们真的是毫无作为、祸害百姓？我们需要对他们作一简单的介绍，并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中统元宝

王文统虽是金末经义进士，不过他对儒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谋略权术却颇感兴趣。金亡之后，许多原金士人都分别投靠各地汉人世侯。王文统投奔山东益都世侯李璮，并成为他的重要幕僚。或许是出于对李璮抱有某种信心，王文统将女儿许配给李璮。王文统深受李璮信任，益都行省的军政大事，他都参与谋议。1259年冬，刘秉忠等人将王文统推荐给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任命他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主持中原汉地政务。王文统主要是在帮助忽必烈理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文统的主持下，元王朝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举措：首先，整顿户籍和差发，这是从农耕定居社会获取稳定赋税来源的基础；其次，实行食盐榷卖制度，即政府严格掌控食盐的销售，这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已超过税粮等正赋的收入；第三，推行中统钞，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并制定了严密的钞法，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以白银为基础，钞一贯相当于白银一两。王文统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当时元朝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财政上给予忽必烈以重要支持。王文统在理财方面才能出众，所谓“钱谷大计，虑无遗策”。他的所作所为，深受忽必烈赞赏。然而，王文统的理财措施也引起了当时一些“好义”的理学家们的非议，如窦默就说他“不学无术”。1262年，受李璮事件的牵连，王文统以同谋罪被处死。由于受李璮之乱和王文统事件的影响，忽必烈对汉人儒臣的猜疑逐渐加深。

中统元宝交钞

阿合马是来自花剌子模的回回人。他是忽必烈皇后察必的陪嫁侍臣，极为得宠。忽必烈即位之初，即升阿合马为开平府（上都）同知。中统三年（1262），领中书左右部，忽必烈“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至元元年（1264），阿合马升为中书平章。忽必烈对阿合马极为信任，他曾经说：“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阿合马理财聚敛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增加对商税和榷盐税的征收，斡脱商人与权贵都得缴纳商税；其次，实行官办矿冶，禁止民间制造铜器，实行垄断经营；第三，实行户口检括，颁行《户口条画》；第四，推广钞法，将中统钞推广到原南宋地区，以中统钞更换交子，实现币种的统一，这对于灭南宋之后南方经济形势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阿合马理财专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可以说是忽必烈经济政策上最得力的助手，他的经济措施能满足忽必烈的黩武政策要求。

从另一方面而言，阿合马的敛财举措又招致民怨不断，加上他恃宠专权，一门子侄均位居要津，对他的各种批评也日益增加。阿合马排毁汉法，排挤儒士张文谦、廉希宪、许衡等人。右丞相安童因为批评阿合马，被革去相位，外调到阿力麻里。真金太子素与阿合马不和，甚至曾当着忽必烈的面，掌掴过阿合马。不过，由于忽必烈的强力庇护和支持，真金太子也对他毫无办法。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昭睿顺圣皇后崩”，察必皇后去世，阿合马失去了最为可靠的依恃。据《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九》载，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当时，忽必烈离开大都赴上都避暑，有人假借真金太子的名义召见阿合马，阿合马慌乱中赶来，没想到却被早已等候在那的王著与高和尚等人锤杀。关于阿合马被杀之事，伊朗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有所提及，他的观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有所不同：“阿合马异密作了合汗的宰相。[全部]政事都掌握在他手中。”“察必哈敦生活于自己父亲的家中时，异密阿合马就同他们亲近。”“汉人异密们由于嫉妒而仇视。真金对他没有好感。”“汉人异密们由于嫉妒和很早以来的仇恨，便动手谋害了他。”朝廷重要宰执官员惨被锤杀，这件事对于忽必烈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阿合马案件于至元十九年十一月才最后定谳（yàn）：“诏以阿合马罪恶颁告中外，凡民间利病即与兴除之。”

阿合马被杀之后，蒙古宿卫大臣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与省台官员共议阿合马所管财赋事。他一方面清算阿合马党羽，革除各种弊政；同时重新重用儒士，并奏请开科举。然而，不久之后，他便被解职。

自阿合马死后，朝廷上下都忌讳谈论财利之事。当时，没有哪位大臣能符合忽必烈“裕国足民”的大愿望。也就是说，没有像阿合马那样能干的理财能手为忽必烈聚敛财富了。在这种局面下，大臣桑哥向忽必烈推荐了一位名叫卢世荣的人，称他才能出众：“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卢世荣是河北大名人，因贿赂阿合马而得官，曾为江西榷茶运使。他是个标准的财赋型官员。忽必烈在听取桑哥的建议之后，随即召见了卢世荣，因其奏对称旨，获得肯定。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命中书省官与卢世荣进行廷辩，就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右丞相和礼霍孙等人辩论不过卢世荣，最后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卢世荣承诺半年增收三百万锭，他实行“立法治财”：重新纠集阿合马的党羽；趁纸钞贬值之机，又以三倍的数额印钞；重视主办官营或官商合营的工商业。他出台“官本船”贸易政策，官方出航海钱，朝廷赢利，经手人得三成。卢世荣的政策对于求财若渴的忽必烈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由于卢世荣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他上任不到十天，就有汉人臣僚上奏“卢世荣不可为相”，要求弹劾卢世荣。至元二十二年（1285），卢世荣这位几乎毫无根基的大臣，既无蒙古贵族的力挺，更得不到汉族儒臣的支持，最终被下狱、处死，草草收场。

至元通行宝钞

桑哥是胆巴国师的弟子，有关他的族属不甚明确，他很有可能是畏兀儿人。据说他懂蒙古语、汉语、畏兀儿语、藏语等多种语言，曾担任过八思巴的译使（翻译人员）。在蒙元这个特殊的时代，能通多国语言的人，自然是会受到欢迎和重视的。桑哥曾担任总制院使，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兼领吐蕃地区的各种事务。他推荐的卢世荣虽然被处死，不过这并未影响他的仕途。相反，他的理财本领却被忽必烈所赏识。至元二十四年（1287），桑哥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丞相，主持政务。桑哥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财政问题：首先就是更定钞法，改行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换中统钞五贯，并加大印量—此举很自然会出现通货膨胀，导致民怨甚深；其次，勾考全国钱谷，就是对全国财赋征收等事宜进行审计—这对于治理地方贪腐是件好事，不过由于所用非人，派出去审计的人员自身贪污腐化，反而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第三，抑制诸王宗藩，如拘收安西王相府之印、改诸王印章印纹、禁一藩二王等—这些举措直接损害的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的利益，自然也会招致他们的反对和愤恨。此外，桑哥还增加盐酒等课税，当时有称“盐赋所得，占天下财赋收入的一半”，可见这是个大税源。江淮、河间等地的盐税官员，都是他的亲信。

桑哥的举措对于快速增加政府收入，短期说来确实是有一定成效的。不过，于一般民众而言，这是新一轮的搜刮和抢夺；对于蒙古诸王以及官僚们来说，桑哥的政策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限制。然而，忽必烈却对桑哥宠信有加，不仅将原本由中书省掌握的对中央和地方官员选调、任命的“宣敕”权交付给他，还允许他拥有怯薛散班和侍卫兵作导从，甚至准许他乘坐小舆车出入。

由于桑哥权势熏天，他的专横之气也滋长益盛。他不仅诋毁和排挤汉人，对蒙古大臣也毫不忌惮。同时，他收受贿赂，只要价格合适，可以枉法徇私，免除犯罪者的刑罚。更有甚者，他居然还按价格出售官爵。

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忽必烈在大都附近的猎场狩猎，随侍左右的几位怯薛成员乘机控告桑哥“专权黩货”。忽必烈起初并不相信，甚至怒斥这些怯薛是在诋毁大臣。没想到怯薛拼死血谏，忽必烈这才重视起来，急召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前来核实。不忽木据实禀告说：“桑哥欺罔皇上，紊乱朝政，打压异己，无人敢言；现在百姓困窘，盗贼蜂起，形势令人担忧。”忽必烈听闻之后，才获知桑哥违法事态的严重，最终决意将他处死。

忽必烈在下诏诛杀桑哥前，派人查抄桑哥的家资，所得金银财宝可装满屋子。据《史集》记载，从桑哥家查抄来两箱子无与伦比的珍珠和贵重物品，忽必烈责问他：“怎么样，你有这么多珍珠，我向你要两三颗珍珠，你却不给！”桑哥羞愧地说道：“大食达官贵人们可以作证，这都是他们给我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地区的长官。”忽必烈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史集》卷二）桑哥贪赃枉法的行为得到证实。这年三月，桑哥被处死。

桑哥支持另一名西番僧杨琏真伽出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南方佛教事务。此人在江南胡作非为，甚至盗掘了南宋在绍兴的陵寝，并亵渎南宋皇帝的尸骨，激起了南方士人的极大愤慨。

上述几位理财大臣，在满足忽必烈对外征讨所需之经济支持方面，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阿合马对于大元接管南宋之后稳定南方的经济是有所贡献的，桑哥在平定吐蕃各地叛乱、安抚佛教各派的问题上同样也起过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理财大臣推行重赋，自身又贪腐，最终不得人心，难逃被诛杀的命运。大臣们的贪墨，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忽必烈的失察与昏聩。理财上这些涸泽而渔的做法，毫无疑问于元廷有小利而贻大害。

理财大臣们均被列入“奸臣传”，根本的缘由在于，汉地传统儒臣们所坚守的“义”，与追求功利的理财大臣们所追求的“利”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理财大臣在为忽必烈“经度财赋”的方式上，基本手段都比较一致：整顿和增加盐、酒、茶、商等课税，官方经营金属冶炼及海外贸易，“理算”各地钱粮账簿，甚至滥发纸币。这些措施大多是典型的“与民争利”政策。理财臣僚们多是色目人，他们是善于经商的能手，对于如何增加财富，颇有一套法宝。当时，忽必烈朝中的儒臣们面对这种情形，大声疾呼，要求元廷“不营小利”，强调应遵循儒家传统“节用”、“爱人”等主张。他们“讳言财利事”。因此，儒臣们与理财大臣们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朝便出现了两派，即所谓坚持“汉法”的儒臣与推行“回回”法的色目臣僚。

忽必烈因为对外征伐以及对内赏赐的现实需要，要求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自然会更加亲近理财大臣。不过，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则有些不同，他倾心于汉儒汉法。真金太子自小就受儒学熏陶，跟随姚枢、窦默等汉儒学习儒家经典。被立为太子之后，他更是全面加强对汉地的了解，学者王恂、许衡等人给他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著作，并讲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可以说，真金对“汉法”有很深入的认识。《元史·裕宗传》称赞说，“中外归心”于他，这说明他确实是受到儒臣们推戴的。

阿合马擅权秉政时，真金对他的各种做法深感不满，曾给过他不少颜色。朝廷上下，阿合马最畏惮的也就只有真金太子。右丞卢世荣以“言利”受到重用，真金也极不赞同他的主张，曾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

然而，在理财能手阿合马遭锤杀、卢世荣又被诛杀之后，真金太子与和礼霍孙、安童等大臣，始终无法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经济情况也逐渐恶化，出现了自中统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在卢世荣遭受弹劾前后，江南出现了一桩“禅位”事件。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书称，世祖年岁已高，宜禅位于太子。真金太子得知该信息后，惊恐不已。他知道这种“逼宫”行为实在是帝位传递间的大忌。这份“上书”文件递到了中央御史台，御史台都事尚文意识到，这份文件可能会给太子真金带来麻烦，于是没有进一步上奏，而是采取了密封的办法。没想到阿合马余党达即归阿散得知此文件的存在，于是以“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上奏忽必烈，要求排查已封存的御史台档案。忽必烈批准了达即归阿散的奏折，下令清查。由于支持真金的大臣们拒不交出那份秘密文件，忽必烈十分不满。形势愈危急，真金也愈感忧惧。这时，御史台都事尚文冒死谏言忽必烈，抨击阿合马余党的不良企图。由于此事关涉真金太子，忽必烈最终被说服。然而，真金太子还是因为惊惧过度，于1285年底去世，时年四十三岁。

忽必烈对理财大臣的重视和真金对儒臣的信任，反映出的是世祖朝的一种政争。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传统儒臣和功利之臣有关“义”、“利”的争论，实质上体现的是忽必烈在“汉法”与“回回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自然是以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会因为重视一方而完全摒弃另一方。忽必烈对于“汉法”或“回回法”都不会完全地接受，当然也不会完全地否定。然而，他自身所代表的“蒙古法”，却是始终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最核心的问题上，黄金家族成员们所拥有的利益，是必须得到维护的。

倘若撇开“汉法”与“回回法”之争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和族群背景差异不论，两派论争一定程度上所显现出的，其实也是台谏系统官员与中书省（尚书省）主管经济系统官员之间的一种监督与反监督的较量。或许这也是忽必烈当初设立中书省、枢密院“两手”，而以御史台作为医治“两手”这种制衡机制本身，所带来的一种政治论争。

真金的早逝，给忽必烈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此后，他对政事的过问似乎有所减弱。桑哥擅权期间，忽必烈对许多事情已逐渐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了。因此桑哥的许多枉法之事，满朝上下都已知道，只有忽必烈本人不知道。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忽必烈庙号世祖，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古语尊号为“薛禅合罕”。他在位长达三十五年，占了整个元王朝统治时间的三分之一。

忽必烈是蒙元历史上成就仅次于成吉思汗的一位蒙古大汗。马可·波罗吹捧忽必烈是“人类元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民众、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灭掉了南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人口最多、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作为传统中国王朝元王朝的皇帝，他再度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规模，也奠定了元代几乎所有方面的大致框架。尽管在他统治时期，科举未被推行，他也坚守蒙古的旧传统，灭亡南宋后一直重用理财大臣，并且四出征伐；然而他留给后世子孙的国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管理有效。《元史》评价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