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蒙古帝国的崩解及其世界性意义

蒙哥汗时代，以首都哈剌和林为中心，蒙古帝国的版图涵盖了差不多整个内陆亚洲地区—从淮河流域向西，由河西走廊至新疆、河中地区、呼罗珊、伊朗以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等区域，尽在蒙古人的掌控中。

蒙哥汗的突然崩逝，是蒙古帝国趋向崩解的标志性事件。帝国内部的争斗再次显现，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也由此停顿了下来：旭烈兀统帅的第三次西征戛然终止，他停顿了在叙利亚方向的战争；金帐汗国对东欧的新一轮进攻也停顿了下来；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东部伊朗以及印度边境地区的作战也相应地搁置了起来。

蒙古帝国东、西部爆发的两场战争，最终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一场战争是发生在蒙古帝国东部的蒙哥汗幼弟阿里不哥与大弟忽必烈之间的汗位争夺战；另一场战争则出现在蒙古帝国西部地区，主要是由旭烈兀（伊利汗国）与基督教世界（十字军国家）联合而组成的一方，同金帐汗国与埃及马姆鲁克同盟军所组成的另一方，他们之间因为分封领地的争执以及宗教上的原因，展开了一场厮杀。这两场战争都可以说是黄金家族内部的“同室操戈”之战，其结局注定是没有赢家的。

忽必烈被解除兵权后，由塔察儿代领其职。忽必烈在重新取得蒙哥汗的信任之后，作为攻宋三路军之一，他又受命取代塔察儿，来到了蒙、宋前线的鄂州（今武汉）城下。当蒙哥汗殒命钓鱼城下的“凶讯”传来时，忽必烈正在与南宋军队作战。忽必烈很可能是诸兄弟之中较早得到蒙哥汗死讯的，前来传达信息的是他的异母兄弟木哥，而木哥是支持忽必烈的实力人物。当时，旭烈兀远在西亚地区，阿里不哥则留戍千里之遥的漠北蒙古本土。这或许为忽必烈谋划争夺汗位赢得了先机。汉文史籍一再叙述称，当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的时候，仍决意要与南宋继续作战，而无心北返蒙古本土争夺汗位；在其妻子察必和汉人谋臣的反复进谏之下，忽必烈才与贾似道订立媾和条约，挥军北上争夺蒙古大汗之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史籍一再强调阿里不哥此时的种种作为：他迅速派遣人员赴漠南诸州以及燕京、关陇诸地，括兵筹饷，企图为争夺汗位而抢占先机。这样的历史描绘，当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蒙哥汗本人或许是有意让阿里不哥继承汗位的，命他留镇哈剌和林，统领蒙古军队和斡耳朵，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就表明了这一点。据现有史料记载，得知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后，身处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立即召集诸臣会议，采取措施，试图控制大局。

1259年底，忽必烈在与南宋达成和议之后，即率大军迅速北归争夺汗位。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后更名“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召集东、西道诸王，抢先宣布即大汗位。次月，阿里不哥于和林按坦河营地召开忽里台，也宣布即大汗位。

若按照蒙古习俗，历任大汗都只有在和林召集的忽里台上即位，才具有正统性，从这方面而言，阿里不哥的合法性程度似乎要比忽必烈高。忽必烈在即位的汉文诏书中称：“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事实上，以蒙古旧俗而言，“幼子”的身份才更具有继承的合法性！只是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阿里不哥成了“僭号”的不合法者。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均有自己的支持集团。阿里不哥起先得到蒙古旧贵族的支持较多，其中以察合台系以及蒙哥诸子阿速台、玉龙答失等为主；忽必烈则获得东道诸王，以及汉地丰富而充分的物资支持。正所谓“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怎能有两个大汗呢”？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势必要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1264年，经过长达五年的汗位之争后，以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而告终。

阿里不哥投降后，追随他的蒙古宗王未被追究，但是一些非黄金家族成员的谋臣则被处死。据《史集》记载，阿里不哥与忽必烈见了面，相拥而泣。忽必烈擦去眼泪问阿里不哥：“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回答道：“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史集》第二卷）1266年，也就是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之后的第三年，阿里不哥死了。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据现在已有资料表明，蒙古帝国西部今俄罗斯境内曾发现铸有阿里不哥汗名字的钱币，显示出帝国西部对于阿里不哥的大汗汗统身份的支持和承认。

元上都遗址

另一场战争则发生在蒙古帝国的西部。

1260年初，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攻占叙利亚后，蒙古兵锋指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埃及的马姆鲁克王朝了。旭烈兀得到蒙哥死讯后，随即率主力东返，试图争夺汗位，仅留下先锋怯的不花所率领的大约万余人的军队镇守叙利亚。当他到达阿姆河时，得到了兄长忽必烈已宣布即大汗位的消息，于是就留驻在阿姆河地区观望，不再东返。当时，忽必烈给旭烈兀写信，告知自己已宣布即大汗之位的事实，约定将阿姆河以西之地授予旭烈兀自主，希望以此换取旭烈兀的支持。旭烈兀接受了忽必烈的建议，伊利汗国由是得以逐渐形成，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实际独立地位的兀鲁思封国。据西方史料记载，旭烈兀西征时常写信回东方，不过收件人不是蒙哥汗，而是忽必烈汗。这似乎表明忽必烈与旭烈兀之间，有不寻常的亲密关系。

1260年秋天，埃及马姆鲁克王朝乘机攻入叙利亚，蒙古镇守将领怯的不花拒不投降，最后被杀。这一战，标志着蒙古帝国向西方扩张的终结。旭烈兀愤怒至极，不过由于他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因争夺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领地而爆发了战争，此时的他已无暇对马姆鲁克王朝展开复仇行动了，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兄弟之国—钦察汗国。

在蒙哥汗时代，拔都汗在蒙古帝国西部地区所拥有的威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传教士在前往蒙古地区时，都必须先行到拔都驻地去觐见，尔后才由拔都汗指派人员护送前往东方的蒙古本土。这与其说是出于地缘关系或者惯例，倒不如说是拔都汗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权威。为何拔都汗在帝国西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拔都汗帮助蒙哥汗取得大汗位子，拔都汗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在中亚地区，许多术赤系的宗王得到了蒙哥汗的任命；另一方面，自窝阔台汗时代以来，术赤兀鲁思就拥有钦察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广大区域，因此拔都汗在蒙古帝国西部地区拥有很大的支配权。可以说，在蒙古帝国的西部，蒙哥汗所拥有的权威是比不上拔都汗的。

拔都汗于1255年去世之后，术赤系与拖雷系之间的关系不再如以往那么亲密，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当时蒙哥汗曾试图阻止拔都汗的弟弟别儿哥继承钦察汗国的汗位。不过事与愿违，别儿哥后来顺利继承了术赤兀鲁思，成为钦察汗国的可汗。别儿哥与拖雷家族关系生变，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同时，别儿哥是蒙古诸王当中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宗王，当旭烈兀在进攻伊斯兰世界的时候，自然会激起别儿哥汗的强烈反对和敌视，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别儿哥与埃及马姆鲁克王朝关系近密，他派遣钦察人和俄罗斯人到埃及帮助马姆鲁克王朝作战，有些埃及人甚至视他为宗主。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不过就总体而言，旭烈兀最终还是以失利告终，蒙古帝国向西征伐的脚步也由此停止了下来。他们对帝国东部汗位争夺的双方，也各持相反的立场：旭烈兀支持忽必烈为大汗，而别儿哥则支持阿里不哥。

如果说上述两场战争是导致蒙古帝国瓦解的最为直接的原因的话，那么它有无更为深层次的，或者说更为根本的缘由呢？

汗位继承危机是导致黄金家族内部斗争不断的根源，而这种内斗又是导致蒙古帝国瓦解的重要缘由。从前四汗时期汗位继承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发现，蒙古传统的继承制度“幼子守产”，与一般的权力继承中普遍流行的长辈优先原则（如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叔侄相继”），是始终存在的一对矛盾体，这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避免的。

蒙古帝国必然瓦解的最为根本的缘由，是它的统治方式存在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危机。大蒙古国家建立之后，随着蒙古对外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他们对所征服地区的控制，必然要从军事管制逐步迈向正常的统治秩序。蒙古人最初采用的是间接统治的方式来管理各征服地区，即委任当地的有力人物来管理当地，这类人物只要向蒙古人履行入觐、纳质、贡赋和从征等几项基本义务，就可享有对各自地区完全的统治权，从而“专制一地”。他们通常被称为“世侯”或者“篾力克”等。当蒙古人要摆脱这种间接统治局面而逐渐转向直接统治的时候，为确保正常的统治秩序，他们势必要建立起一种统一的层级式管理体系，于是就需要建立起一种统一的行政区划体系。到蒙哥汗时代，整个蒙古帝国主要分有五大区域：燕京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及蒙古本土的中央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随着蒙古统治的愈趋深入，各个区域不可避免地向当地化发展，各地区的制度体系的差异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蒙古帝国仍然要在内部维持一种统一的体系也就随之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蒙古帝国的这种内在统治的结构危机，必然会导致帝国的崩解。

若从经济层面去进行考虑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蒙古帝国最终趋向瓦解也是必然的，因为“距离的远近也会影响政治的整合”。美国蒙元史学者窦德士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蒙古帝国的大汗只能艰难地维系对距离和林都城半径在九百英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控制，若超过这个范围，那么“运输费用使得经济上整合整个体系就会昂贵得无法承受”。 因此，若以哈剌和林都城为中心，围绕着它的四个经济资源区域，分别就是叶尼塞地区（距离约五百英里）、新疆（即别失八里，距离约七百英里）、前西夏帝国（距离约六百五十英里），以及北部中国地区（距离约七百五十至九百英里）。蒙古帝国以哈剌和林为首都，它可以比较有效地加以直接控制的区域就包含上述四大区域，离开这个区域那就必须有其他的统治中心去加以控驭了。如帝国西部的钦察汗国，它以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城为都城，也有在相同距离范围内的几大经济区域来支撑其“经济的独立性”，包括莫斯科（距离约七百英里）、基辅（距离约六百英里），以及花剌子模（距离约八百英里）等。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则以中亚草原为中心，围绕着的农业区则是穆斯林区及新疆部分绿洲地区。因此，在前现代的历史时期，蒙古帝国显然无法维系一片太过广阔的国土，它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实属必然。

蒙古帝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从内陆亚洲地区的人群构成面貌上来说，大蒙古国的统治对内陆亚洲民族分布的影响，东、西部不一样。粗略而言，阿尔泰山以东（或可包含更西面的准噶尔盆地），从此蒙古化（直到清代），蒙古人占据支配地位。阿尔泰山以西，无论是草原或其南方农业区，蒙古人虽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但因在人数上是绝对的少数，它未能改变突厥化浪潮的后果，西迁的蒙古人也最终突厥化。东部以蒙古语为主，西部则以突厥语为主。

另一方面，对于整个欧亚世界的政治版图而言，蒙古帝国带来的影响更是空前的。蒙古三次西征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内陆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吉思汗依靠着超凡魅力而建立起的统一大帝国，因为它的大规模对外征伐，以及蒙古的分封体制，最终被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除大汗所在的大兀鲁思（yeke ulus，亦称“中央兀鲁思”）外，有四个特殊的“藩属”，这就是“四大汗国”：术赤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主要以钦察草原为主；察合台汗国，占据伊犁河流域及以西的游牧地区，后来长期控制河中农耕区，十四世纪初分裂为东、西两部；窝阔台汗国，最初封在术赤和察合台所属封地之间，这个汗国较小，后来被察合台汗国所吞并；以及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国。可以说，今天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中亚、西亚、中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过蒙古帝国统治所带来的影响。

成吉思汗及其后世子孙所建立的蒙古帝国，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它对于今天世界的影响仍十分深远。帝国境内广立的驿站，便利了诸文明间的交流。帝国对各种宗教持开放的态度，以蒙古为代表的东方势力，与西方教廷之间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蒙古军队摧残各地域的同时，在文化交流、贸易拓展和文明进步诸方面，均起了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蒙古人给欧洲带去了巨大的震动，欧洲人在接受东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去发掘自己的优秀文化，文艺复兴就是这样被慢慢催生出来的。从以上这些层面言之，成吉思汗及其后世子孙，对今日世界的形成可以说确实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260年，是蒙元历史转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原金、西夏、大理国以及吐蕃各部等所统辖的区域，在先后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后，这些地区的历史其实都应视作蒙古世界性帝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后，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元朝建立，元王朝的历史才应当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蒙古帝国（1206—1259）的历史与元王朝（1260—1368）的历史应该有所区分。元史的叙述，理应从1260年开始算起。然而，由于元代是由蒙古黄金家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蒙古早期的历史与中原汉地，以及今日中国版图内其他区域的历史交错在一起，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在厘清蒙古早期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元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