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漠北立国：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确立了三项最基本的游牧国家政治制度，这就是千户百户制度、怯薛制度以及兀鲁思分封制度。这类蒙古国家早期的政治制度，对于整个蒙元时代历史特殊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三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们理解蒙元一代历史的三把钥匙。

1206年，成吉思汗在1204年整顿军马、建立“千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蒙古高原各部百姓部众，按照“千户”的组织形式进行编组，将他们划分成九十五个千户，并且委任了千户长（蒙语称“敏罕那颜”）。这些被委任的千户那颜，都是开国贵戚功臣，他们具有世袭管领之权。千户之下，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又称“牌子头”（蒙语称“阿儿班那颜”），每百户设一个百户长（蒙语称“札温那颜”）。千户的户数，并非整齐划一由一千户所组成，有时也许只有几百户。

除少数几个千户由同族结合而成外，大多数千户都混合了不同部族的成员。虽然千户百户制度一定程度上仍然利用了同族意识的凝聚力，不过它并不是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制的一种复制，相反却瓦解了草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成吉思汗正是利用“千户百户”这种形式，牢牢掌握了对全体蒙古部众的领属权，全新的“蒙古民族共同体”也由此而催生出来。成吉思汗在完成千户分封之后，随即又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面处死，收容者也要受惩罚。

千户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社会单位。千户之上有博尔术任右翼万户长，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纳牙阿则为中军万户长，管辖“怯薛”军。千户那颜可以任命百户长，百户长则可任命自己的十户长，由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

怯薛制度是蒙元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所谓“怯薛（蒙古语：ke?ig）”，本义为“轮值”，即轮流值宿守卫。“怯薛军”，就是指成吉思汗的亲卫军。早在1203年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已组建了一支亲卫军，当时规模大约只有五六百人。1206年，成吉思汗将怯薛军扩充到一万人，主要由散班八千人、箭筒士和宿卫各一千人组成。怯薛成员称“怯薛歹”，主要来自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以及白身人的儿子。各级那颜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身边充当“质子”，因此怯薛军也可说是“质子军”。

成吉思汗任命他最信任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担任怯薛长，他们的身份可以世袭。四怯薛轮流值守，三天换一班，都由轮值怯薛长掌值。怯薛集团的首要职责是守卫大汗金帐，护卫大汗；其次，要负责大汗帐内几乎全部的日常生活事务，承担着类似于宫廷服侍的职能；此外，还要协助大汗处理日常军政事务，因而也起到很重要的行政职能。怯薛承担着饮食、服饰、车马、医药、巫卜、奏乐等生活所需的一切事务，具体分工主要有以下数种：火儿赤，为佩弓矢者；昔宝赤，为掌鹰者；必阇赤，为书记者；云都赤，为带刀者；札里赤，为书写圣旨者；宝儿赤，为厨师；速古儿赤，为提供衣服者；玉典赤，为门卫；阿塔赤，为牧军马者；火你赤，为牧羊者；烛剌赤，为掌灯火者；忽儿赤，为奏乐者；等等。

于大汗而言，怯薛地位很低，他们就是大汗的家臣或家奴。不过，因为怯薛是大汗近侍，也最易得到宠信，大汗也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成吉思汗宣布，在外的千户长若与大汗的怯薛发生争斗，不必调查即可认定罪在千户长。怯薛出身的官员，具有“大根脚”的身份，最为显贵，他们往往也是军政官员的最主要的来源。

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大汗，享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他“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世界征服者史》），成为草原上的“黄金家族”。依据史料记载：

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成吉思汗遵照草原游牧的家产析分传统，将整个蒙古国视为庞大的家产，在黄金家族内部进行分封，各支分封所得，可以世袭。这是蒙古游牧家产制国家的典型表现，也是蒙元“家天下”政治的基本内容。

成吉思汗将新编组的九十五个千户中的一部分，分给了诸子、诸弟，其中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分得四个千户；诸弟们也分得数量不等的几个千户。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则因为包括了母亲的份额在内，所得千户最多，大约有八个千户。被分封掉的千户大约有二十四个，除此之外，大部分都直属成吉思汗和他的幼子拖雷。拖雷所得最多，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家产”，这是蒙古“幼子守产”传统的典型体现，也是后来蒙古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关键所在。

草原游牧百姓（irgen，民人），被分封给成吉思汗的儿子、弟弟们。诸子、诸弟所分得的民户，被称作“忽必（qubi）”，汉语意思是“份子”。稍后又给诸子、诸弟划分封地，这就是“份地”，又称“禹儿惕（yurt）”。诸王所获得的民户、份地，形成一个个“兀鲁思”，它的意思就是“人众”、“国家”。诸王对自己兀鲁思内的属民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可以依照游牧分封的传统，在自己的领地内将自己的属民，再进一步分封给自己的子弟。

大体说来，成吉思汗直接领有蒙古高原的中部地区，这块地区被称为“中央兀鲁思”，它是未被分封掉的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是一种“公产”。根据“幼子守产”的传统，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所领有的蒙古中部地区和大汗的四大斡耳朵。此外，成吉思汗将蒙古高原东部地区，也就是大兴安岭地区，分封给弟弟合赤温、斡赤斤等，他们被称为“东道诸王”；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则被分封在蒙古高原西侧，大体在阿尔泰山以西地区，他们被称为“西道诸王”。

非黄金家族成员的异姓功臣、驸马以及主动归降的部落首领等，则获得千户封授。不过，他们所获分封则被称为“莎余儿合勒”，汉语意思为“恩赐”。他们世袭担任行政长官，替黄金家族管理各千户。每个千户有隶属于自己的人户，也有属于自己的“嫩秃黑（牧地、营盘）”。因此，“恩赐”也包括了人户和封地在内。不过，比起领有兀鲁思的黄金家族宗亲来说，他们的地位则要低得多。

各支宗王拥有自己的兀鲁思，他们成为一个个“宗藩之国”，管理各自的家产。各支宗王尊奉大汗为宗主，他们拥有推举大汗、参与中央兀鲁思重大事务决策的权利；同时，各支宗王的王位继承，则需要得到大汗的认可。

在确立上述游牧国家的三大基本制度的同时，大蒙古国家其他各方面的机构设施也逐渐建立和完备起来，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律和文字创制等方面，均建立起了初步的架构。

1206年，成吉思汗任命母亲养子、他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大断事官（蒙古语称“札鲁忽赤”）。这是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刑法诉讼、民户分封等事务。失吉忽秃忽将分配给诸王和贵戚勋臣的民户数、所审定的案件和其他经他奏准的规定，都写在青册上，作为成例，后人不得擅自更改。大断事官类似于汉人官制中的“丞相”，所以后来窝阔台时期失吉忽秃忽曾担任“中州断事官”，汉人有时称他为“胡丞相”。

早在建立蒙古国家以前，蒙古人中间就已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约孙”的习惯法。“约孙”有“道理”、“规矩”等意思，其实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元代“约孙”又被称为“体例”。随着成吉思汗势力的发展，诸部纷纷前来归附，为更好地统合部众，大约在1203年战胜克烈部王罕之后，成吉思汗便开始制定“札撒”（Jasaq，意为“命令”、“法令”）。这主要来自成吉思汗对部众所发布的命令和训言。建立大蒙古国家后，成吉思汗的命令和训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法律。在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前，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和法令，并全部写在纸卷上，名为《大札撒》。这样，每种场合，每个具体情形，每种罪行，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文予以对应。《大札撒》制定后，颁发给宗王们，每遇到新大汗继位或诸王朝会商议国家大事时，都要捧出《大札撒》来先行朗读一遍。据说，窝阔台之所以能继承汗位，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十分熟悉《大札撒》。

《大札撒》今已不存，我们只能从十三、十四世纪东、西方的一些史料中，看到些片断的条律记载，由此获知《大札撒》的若干内容。

1204年，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俘获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当时，成吉思汗问他怀里所藏的印章有什么用处，塔塔统阿回答说，钱谷出纳、人才委任等一切事务，都要凭借印章以为信验。成吉思汗知道后，就把他留在身边，凡遇有诏旨要发布，都要使用印章以为凭信。成吉思汗知道塔塔统阿深通畏兀儿文，于是又命令他用畏兀儿字来书写蒙古语，并且教授太子、诸王和贵族子弟们。畏兀儿体蒙古文，由此得以创制。有了这种畏兀儿体蒙古文字后，成吉思汗就用它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青册，以及编制《大札撒》等。文字成为统治部众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在宗教政策上，成吉思汗对他们传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予以承认和保护，并给予萨满巫师“别乞（长老）”以很高的地位。不过这些巫师的权力被限制在神权领域，对于干预政治并有可能危及其政权的萨满巫师，成吉思汗则予以严厉的打击。据《蒙古秘史》记载，有位萨满巫师叫帖卜·腾格里，在蒙古部落联盟中有自己的部众属民，家族势力一度很大，甚至连成吉思汗的弟弟们都招惹不起他们。后来，成吉思汗设计将帖卜·腾格里家族剪除，重新任命一位年长的萨满巫师来取代他。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政治野心，扮演着成吉思汗天命神话的宣扬者角色。成吉思汗不仅由此成为世俗权力的领导者，更由此而拥有了神的权力。

以上所说的是大蒙古国立国前后的制度建设。这套制度以及和它配套的国家机器，都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它符合蒙古社会的传统和习俗。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以“蒙古”为共名的一个全新的民族和政治共同体，开始出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舞台上。

通观成吉思汗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性格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因不愿忍受异母兄弟别克帖儿的欺负，他竟然将其射杀；面对劫掠盛行、世仇不断的草原部落社会环境，他又不得不选择过一种草原勇士式的生活，以求在人不安生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至亲的血族兄弟别克帖儿并没有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结拜盟誓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安答”札木合也背叛他，而有较近血缘关系的泰赤乌氏族又抛弃他的家族，所有这些使得成吉思汗对视血缘关系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草原社会旧习俗，心生厌恶。他不再仅仅依凭血缘关系来分辨敌友，他更加重视的是朋友间的忠诚，就如博尔术和者勒篾那样，虽然没一点血缘关系，但他们却忠诚不贰。这些环境塑造了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而这种性格特征和行事风格后来又投射到他的东征西伐中去，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