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史学

论史学之发达，历代无有愈于宋者，唯于世道人心之影响，不及理学，但与理学一样，史学在宋代耗尽创造力，臻于成熟，至后世则“过熟”而乏新意，唯见衰退。

史学在宋代的成熟完善，既体现于官方史学，亦由私人之修史成就得以展现。官方史学之完善，首先表现于其修史过程之完善。在太宗朝以后，逐渐按史书体裁形成严密的程序：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先根据当时记载，修时政记和起居注。时政记为皇帝与大臣议论政事的内容，多由宰相编撰，因为参与议论最多的就是宰相，宋代时政记今日难得一见，仅李纲留有《建炎时政记》。起居注由起居院修撰，记皇帝日常之言行。此二者，须当场或事后不久即行记录整理。根据时政记和起居注，在事后由日历所修日历，如太宗时，臣僚上奏说太祖朝日历不备，遂诏史馆编修日历。此后，日历与时政记、起居注修撰的时间相差不是太远。之后再由实录院据日历修实录，实录为一朝一修。宋之日历大多不传，实录也只剩钱若水所修《太宗实录》中的二十卷。实录之后是会要，自仁宗以后，每过一至三朝必修一次会要，后一部会要所记述内容的起始时间，接续前一部之末，最后由理宗朝的史学家李心传统本朝此前所有会要为一，修成《国朝会要总类》，所记载内容至宁宗朝末年止。这部书仅有部分存世，是清人徐松由《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编类为《宋会要辑稿》。以实录为基础，加上朝中要人或社会名流的家传、行状等，由国史院修成国史。宋之国史，正是元代修宋史的主要依据。程序越往后，修出来的东西越精致，但原始资料当然会去掉不少，且因编文的关系，会要引用材料的出处、原貌渐不可见。另一方面，精产品实录、会要编成，粗产品日历、起居注一般就不再受注意，不会流传民间，原始资料就更容易湮没。总赵宋一朝，官方所修，有实录三千余卷，日历四千余卷，会要二千四百余卷，纪传体的国史一千余卷，合计过万卷，但存留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反倒是私家所修史书，成为今日所见的最重要资料的来源。

《新五代史》书影

苏洵《嘉祐集》（宋蜀刻小字本）书影

《资治通鉴考异》书影

所谓私家修史，也未必尽是不与官方接触而闭门造车者，最优秀的作品，多有官方材料为依据，甚至得到皇帝之鼓励，不过不是在官方的修史机构内进行。北宋欧阳修纂《新五代史》，即属私修。既有《旧五代史》，欧阳公重著之举，正欲另有发明，故欧阳《史》之风格特出，多寓褒贬于其中。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后人评价不一，新《史》因简而误者不少，这一点多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其寓义理于史传的做法，却多为后来史家承袭。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南宋袁枢编著《通鉴纪事本末》书影

《通鉴纲目》书影

宋代修史之巅峰，是《资治通鉴》。起自三家分晋，至宋取代后周，首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前所未有的巨著。司马光纂此书始于英宗朝，神宗始行变法，打发他到洛阳继续编纂，且为其配备助手，俨然一个微型的史馆。前后以十九年之功而告成，神宗亲定名、撰序以褒之。此书的编纂过程体现了司马光一贯的严谨作风。先将史料按年月日集为《丛目》，而后取舍成文，注明史料出处，成《长编》，复润色而定稿。至于辨析史料、决定取舍之过程，则编集为《通鉴考异》。其内容之谨密可靠，于诸史中称首。司马光也于其中表达了许多观点，但直接以臣子恭呈皇帝御览的语气“臣光曰”引出的评论，其数甚少，更主要的手法是如何突出他所认为最重要的、最能借古喻今的史实，以及如何在叙述过程中以微妙的手法点明他所要表达的观点。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达到“微言大义”的目标，是史学家的最高境界。

郑樵像

《资治通鉴》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至深。南宋李焘依其体例，自高宗至孝宗朝耗时三十年，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接续《资治通鉴》，述太祖至钦宗九朝之史，原书共九百八十卷正文，加上《举要》和《目录》，共一零六三卷。李焘作《长编》，仍贯彻司马光的原则，即“宁失之繁，无失之略”，选择和裁剪史料得当，叙事虽详却不芜累，是亦大家方得为之。另有南宋后期史家李心传所作南宋高宗朝编年体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堪与李焘之著作媲美。此书共二百卷，成于宁宗嘉定中。以会要、实录、日历为主，参以野史、杂记，引用书籍多达五百五十种，内容极为丰富宏博。李心传亦因此史才远播，被选入史馆纂实录。

《资治通鉴》发挥其影响的另一途径，是后人根据该书缩编、改写，以利传播。因《资治通鉴》篇幅过巨，不仅通读费时，抑且购买收藏不易。南宋人袁枢有感于此，以事类为目，共择取二百三十九条事类，改作为《通鉴纪事本末》，此即“纪事本末”体之先驱。影响更大的缩改之作《通鉴纲目》，出于大儒朱熹之手。对于理学家而言，缩编或非最为必要之举，但通过改变体例，更直接地表明观点、宣扬道统，才最合乎其经、史合一之追求。此书随着朱学的兴盛，也愈来愈受后世尊奉，至乾隆为作“御批”而达到荣耀的顶峰。

《文献通考》书影

由《资治通鉴》而衍生的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固然是宋代史学盛事之一，但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未必超过《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体优秀史著本身的价值。以它为首的几部大型编年体史书、官方修史机构的作品，以及仿唐代杜佑《通典》体裁而作的南宋人郑樵的作品《通志》、宋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共同将宋代史学推向难以逾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