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极盛的帝国：蒙哥汗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

蒙哥是拖雷长子，他出生时，萨满巫师观天象预言他“后必大贵”，因此取名“蒙哥”，意为“长生”。

蒙哥汗甫一登位，就面临复杂局面。当蒙哥汗还在与参加忽里台的诸王们宴饮欢庆的时候，窝阔台系的后裔失烈门、脑忽和忽秃黑等，就以前去参加朝会为名，率军向大斡耳朵进发，企图袭击蒙哥汗以及其他与会的诸王。蒙哥汗的鹰夫发现了他们的图谋，并及时报告给了蒙哥汗。蒙哥汗派出旭烈兀、忙哥撒儿等人前去拦截，并将意图叛乱的人都带到了蒙哥汗处。经过拷问审讯之后，蒙哥汗将意图谋乱的部将全部处死，失烈门、脑忽等宗王，则被发配汉地从军。为进一步巩固汗位，蒙哥汗对于反对者们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针对贵由汗遗孀斡兀立·海迷失试图策动窝阔台系诸宗王反叛之事，蒙哥汗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她投入河中溺毙。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每当新汗（君）即位，都会对原来的旧势力进行重新洗牌，对异己的力量则予以严厉打击。

孛儿只斤·蒙哥像

蒙哥汗在铲除政敌、稳定政局之后，随即“改更庶政”，整顿统治机构，以加强对蒙古本土以及各征服地区（主要是中原汉地和西域地区）的统治。他任命忙哥撒儿担任大断事官，掌管全国具体事务；以孛鲁合为大必阇赤，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等事；大皇弟忽必烈则领治蒙古、汉地民户事务。

在以晃兀儿为首、阿兰答儿为副手留守哈剌和林并管理蒙古本土事务的同时，蒙哥汗在各征服地区设立了三大行政机构：以牙剌瓦赤等掌管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驻燕京（今北京），主要处理中原汉地事务；以讷怀等主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驻忽毡（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州），主要管辖畏兀儿地区事务；以阿儿浑等充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驻徒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主要面对的是河中地区（今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的事务。在蒙哥汗的治理之下，所谓“国中各种事务”，都井井有条。

如同他的前任大汗们那样，蒙哥汗即位之后也需要获取武功，这是作为蒙古大汗的一种历史使命。大蒙古国四出征伐的脚步不可能停顿下来，因为一旦征伐停止，蒙古游牧贵族获取物质财富的通道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进而影响到这个巨型的游牧政治集团的统一。蒙古新一轮的对外征服战争，变得无法避免。

1252年，蒙哥即位次年，派遣大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云南地区），二皇弟旭烈兀则西征西域诸国；命令秃儿花撒里等出征印度；并且诏谕南宋荆襄地区的守将，前来降附蒙古。

推选蒙哥汗的忽里台

忽必烈出征云南，一向被视为是蒙古灭南宋大战略中的关键一环，南宋人将这个行动视为是“斡腹之谋”。所谓“斡腹”，就是迂回包抄，直捣敌人腹心。有言声称，自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军队就已逐步形成一种“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的战略谋划，至蒙哥汗时代，假道吐蕃南下大理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拉施特《史集》的记载告诉我们，蒙哥汗起初是命忽必烈去征服和防守东方诸城和乞台（指汉地）诸地的，并非一开始就选定云南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忽必烈合罕出发后，他从途中派遣急使[奏告说]，沿途没有食物，进军极为困难，“若蒙颁降圣旨，我们就到哈剌章地区去”。圣旨准许后，忽必烈合罕就去攻打以罕答合儿之名著称的地区，洗劫了那里以后，他回到了蒙哥合罕处。……

忽必烈[合罕]出发了，但他并未取道直趋南家思（指南宋），因为该处的君主已经把途中各地的[一切]食物弄得精光，向那方面进军很困难，他便向蒙哥合罕派去急使奏告情况，请求允许先征服哈剌章和察罕章地区，为军队取得粮食，然后再向南家思前进。那两个地区，在汉语中称作“大理”，意即“大国”，忻都语作“犍陀罗”，我国[伊朗]则称作“罕答合儿”。……[蒙哥]合罕认可了他的奏告。忽必烈遂于鲁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4年[龙年]1月，攻掠那些地区，擒获其君主摩诃罗嵯，此名意谓“大算端”，远征归来时[将他]带了回来。（《史集》第二卷）

由此可见，蒙哥汗当时要进攻的主要目标其实是南宋。忽必烈由陕西出发，临时改变攻击对象，转而借道川西藏区，先行攻打云南，并最终将这个存续三百余年的地方政权攻灭。大理国至此并入大蒙古国的版图，国王段兴智投降。1256年，段氏赴漠北哈剌和林觐见蒙哥汗，被任命为大理总管，子子孙孙世袭。

旭烈兀汗在沙弗尔罕，于异密阿儿浑献给他的系在一千根桩子上的大帐里即位。

说起藏区，这里不得不提及蒙古是如何完成对吐蕃各部的控制的。根据蒙古人自己的说法，1206年铁木真宣布即大汗位的时候，蒙藏之间就已有了接触和联系，不过这在藏文文献中找不到依据。清代蒙古人自己的作品《黄史》和《蒙古源流》记载，1206年铁木真曾领兵征伐土伯特的古鲁格多尔济汗，迫使古鲁格多尔济汗遣使进贡骆驼以表臣服。不过这种说法已被学者们否定，这很可能是将1207年铁木真第二次出征西夏的事情张冠李戴了。此后，蒙藏之间或许开始有接触了，但也只局限在川、甘、青等地的藏区边缘地带，记载也并不十分确切。蒙古真正开始经略藏地，应该要到十三世纪三十年代。1236年，窝阔台次子阔端派兵着手经略吐蕃之地，降服甘南地区的几个藏族部落。1240年，阔端派出部将深入吐蕃本部地区，拉萨附近地区的热振寺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在藏传佛教诸派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萨斯加派（即萨加派）的法王萨斯加班智达公哥监藏，受到各派推举，他被寄予厚望，代表各派前去与蒙古人接触。1246年，他终于在凉州与阔端会面，商谈西藏归顺蒙古等事宜，并取得积极进展。阔端赐予萨斯加派首领们以符节，赋予萨斯加派管领藏地的权力。自此，萨加派在藏地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开启了蒙藏关系的新局面。1250年，蒙哥和阔端又派军进入藏区，征讨未降服地区，最终完成了对吐蕃各部所属地区的全面掌控。1252年，蒙哥汗对吐蕃地区进行人口统计，并将所得人户分封给忽必烈、旭烈兀等黄金家族成员。

旭烈兀出征西亚地区，被视为蒙古历史上的第三次西征。当时，蒙哥汗吩咐给旭烈兀的主要任务是打击里海南部的“山老（恐怖主义性质）”组织，以消弭西亚亦思马因派的暗杀恐怖活动，保护蒙古商旅的往来；进而向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进军，迫使哈里发投降；并在征服阿拉伯帝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蒙哥汗对临行前的旭烈兀训示道：“你要带着大军，带着无数的战士通过土兰边地（今所谓“图兰低地”，指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西北部的广袤低地，南邻伊朗高原，北邻图尔盖高原，东南邻帕米尔高原，西抵里海东岸）进向伊朗地区。事无巨细都要遵守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从阿姆质浑河（阿姆河）到遥远的密昔儿国（Misr，即埃及）都要加以爱抚，对顺从你的命令和禁令者要赐予恩惠、礼物，而对于固执顽抗、桀骜不驯者，要把他们连同妻妾、全家老少和族人一起推倒在受暴力压制和屈辱的沙漠中。要摧毁从忽希思丹（Qohistan，今伊朗霍腊散省南部）和呼罗珊起的各处堡寨。扫荡了这些地方后，就准备好向伊拉克进军……”（《史集》第三卷）

自花剌子模算端残余札兰丁于1231年被消灭后，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蒙古军队虽留驻在西亚地区进行征伐，但位于该地区的诸如木剌夷国（又称“亦思马因国”，今伊朗北部地区）和报达（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等，并未被征服。1253年底，旭烈兀率领十万蒙古大军西征，将“上帝之鞭”挥向了西亚地区。

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军队及装备

1254年，旭烈兀驻军突厥斯坦地区；1255年秋，扎营撒麻耳干；1256年初，渡过阿姆河。在渡过阿姆河后，蒙古大军几乎所向披靡。1256年6月，旭烈兀进抵木剌夷国境内，至1257年初，该国被完全平定。盘踞当地的极端宗教势力，遭受毁灭性打击。旭烈兀此举客观上为维护西亚地区的和平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57年底，旭烈兀又将兵锋直指报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旭烈兀先对哈里发发出劝降警告：“对于全世界和人类，从成吉思汗时代以迄于今，由于蒙古军队发生了些什么，由于长生天神的力量，花剌子模家族、塞尔柱家族、迭亦列木篾力、阿答毕等家族，这些家族的威武伟大的君主，他们全都辱没身份到何等地步。报达没有对这些家族中任何一个关上大门，那里有他们的京城。但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怎能躲开我们？我们过去曾劝告过你，现在再对你说：不要和我们敌对，不要以拳击箭，不要用泥巴去涂抹太阳，这只能自讨苦吃……如果你服从我们的命令，那就不要和我们敌对，国土、军队、臣民仍将留下给你。如果不听我们的劝告，想反抗我们，和我们敌对，那就部署军队，指定战场吧，因为我们现正停驻着，进行准备和配备必需装备。一旦我动了怒，率领军队进向报达，那末尽管你躲到天上或地下，我要从天上把你抛下，把你像鸿毛般地从下往上抛起，把你的王国不留任何一人活下来，把你的城市、国土付诸一炬。”（《史集》第三卷）不过，哈里发忽视了旭烈兀的警告，他轻蔑地认为年轻而无经验的旭烈兀，根本奈何不了他。

1258年初，蒙古军队各翼汇集报达城下，旭烈兀驻营于报达城东郊。二月初，报达城破，哈里发最终投降。然而，由于哈里发之前的拒不投降与强硬抵抗，报达城惨遭屠戮。哈里发本人则被处死。不过，为了表示对哈里发身份地位的一种尊重，旭烈兀命令对其处以不流血的死刑，将他放置进一个麻袋里，然后纵马践踏而死。这个曾经在中亚战场上与鼎盛时期的大唐王朝军队交锋并将唐军击败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军队，此刻在蒙古军队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这个在历史上存续长达五百余年（750—1258）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汉文史籍所称的“黑衣大食”，至此覆灭。

马姆鲁克王朝的骑兵

遵照蒙哥汗的训示，旭烈兀下一阶段要征服的目标是叙利亚和埃及。1259年九月，旭烈兀率领蒙古军队从阿哲儿拜占（今阿塞拜疆）出发，进军叙利亚。1260年初，蒙古军队攻灭叙利亚地区的伊斯兰阿尤布王朝，同时遣军向小亚细亚地区挺进。紧接其后，旭烈兀军队直接对垒的将是埃及马姆鲁克王朝。然而，由于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旭烈兀征战的脚步不得不停顿下来。他将一支规模约万人的军队留驻在叙利亚之后，便率领主力大军东还。

旭烈兀进攻巴格达图

旭烈兀西征是对穆斯林世界的一种严重破坏，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明中心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遭毁，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暂时转移到了埃及的马姆鲁克王朝。然而，对于东方基督教世界而言，旭烈兀西征则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它在不经意之间为基督教徒们复了仇。旭烈兀的母亲和妻子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的信徒，他在西亚地区所实行的政策明显是亲基督教的。旭烈兀攻占报达城时，他曾给予基督教徒以某种程度的庇护，将穆斯林所占据的原拜占庭的教堂归还给基督徒们。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久之后，旭烈兀及其所建立的伊利汗国曾一度与基督教世界组成为一方，与穆斯林世界展开新一轮的较量。

蒙哥汗起初授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镇守中原并统兵专意攻宋。忽必烈在金莲川之地设立幕府，广揽人才，任用汉人儒士。针对中原地区混乱无治的状况，忽必烈设立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作为试点进行整治。忽必烈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加上他平定云南的“不世之功”，忽必烈声势日隆，功高震主。正因如此，很自然也就引起了蒙哥汗对他的猜疑。1257年，蒙哥派遣阿兰答儿和刘太平到陕西等地，以“勾考”钱谷为名，对忽必烈进行巡视审计；同时，解除了他的兵权。忽必烈在谋臣的建议下，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回到蒙古本土，以换取蒙哥汗对他的信任。

正是由于忽必烈在南方取得了重大的军事功绩和治理成绩，蒙哥汗本人也跃跃欲试。他说：“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区，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不过，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的更为重要的信息是，其实忽必烈领受攻宋任务之后，攻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最后蒙哥汗不得不完全将忽必烈撇在一边，御驾亲征南宋。

1258年，蒙哥汗决意御驾征宋，所谓“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他选择的攻击方向是易守难攻的巴蜀之地，而非与南宋军队相持不下的荆襄地区。他将幼弟阿里不哥留在哈剌和林，统领漠北的蒙古军队和斡耳朵，由他负责管理蒙古兀鲁思，并且将儿子玉龙答失也留在了哈剌和林。二月，蒙哥汗、塔察儿以及大将兀良合台，兵分三路攻宋。四月，蒙哥汗驻军于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当年征西夏时病故的那个地方。从这年秋天开始，蒙哥汗统领的主力部队由陕西入川，一路攻城略池，所遇皆克，进展十分顺利。

1259年初，蒙古军队在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下受阻。在钓鱼城一带，南宋军队占据有利地形，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蒙哥汗在钓鱼城之战中被流矢所中，身负重伤；加上南方天气炎热，蒙古军队中又痢疾流行，蒙哥汗身染此疾。1259年七月，蒙哥汗便去世了。因此，钓鱼城被视为是“上帝折鞭”之处。今天，钓鱼城的展厅里还搜集有许多当年的文物。那些圆滚滚的石头，一向被视为是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军队的武器，然而事实或许恰恰相反，这可能正是蒙古军队使用抛石机来攻击南宋军民的利器！

至1259年，蒙哥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版图之辽阔，亘古所无。蒙哥汗时代的蒙古帝国，可谓臻于极盛。不过由于他的遽然崩逝，蒙古帝国向外征伐的脚步由此停顿了下来。所谓“盛极而衰”，这是人类历史亘古不变的规律。

蒙哥汗时期，由于蒙古人对东、西方世界征伐的持续扩展，他们卷入各地区地方性事务的程度也必然会日益加深；蒙古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愈来愈面临着一种“地方化”（即“当地化”）的趋势。美国蒙元史学者T.爱尔森（Thomas T.Allsen）在针对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在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统治政策所作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考虑到帝国疆域的广阔和文化的差异，蒙哥与其大臣们所制定的管理制度广泛综合了诸种不同的要素，这点毫不足奇。帝国的赋税制度融合了蒙古与中亚突厥的税收惯例，户口检括则采纳汉地的经验，军事机构则遵循具有悠久草原传统的模式。尽管帝国的管理制度具有某种匀称性，但绝不意味着整个帝国尤其是其基层制度上的无差异性。它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当地的实际和传统。由于蒙古人既无统治经验，自身又缺乏必需的官僚人员，他们不得不依靠熟谙当地状况和语言的臣民来充当各级统治官员。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各种地方传统的管理方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对于控制和开发新征服的领土而言，乃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正是由于这种“地方化”趋势，蒙古人统治下的东、西方各地（通常被理解为中国、中亚、伊朗地区以及南俄草原这几块区域），必然将呈现出各自的区域特性。随着蒙古人的进入，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的那些区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之间既会有共性，也会有各自的特性。如何理解这些共性与特性，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试图回答的问题。

《元史》对蒙哥汗的评价是：“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由这些记载来看，蒙哥汗是个十分严肃而又严谨的人，这对于国家具体方针政策的推行是件好事。不过，由于他过于固守蒙古旧制而不愿变通，从更宏大的层面来看，就显得缺乏雄才大略和审时度势的灵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