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抑武”的制度保障

太宗派忠心之士去监军，自然体现了他对兵权问题的极度关切。可是，这不是治本之策。此类深具个性的手段，在深宫中长大的子孙们若掌握不好，那是要“移国祚”的。建立制度，才能长期保证皇权的安全。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设最重要时期。他大体完成了地方兵权上收中央的过程，又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权奠定了基础。

地方兵权，在宋初仍由藩镇掌握。当时全国各藩镇的实力，相对中央军来说，已显弱势，若以个别藩镇的力量，在时局混乱时勉强有割据称雄的可能，但通常情况下，已不可能对中央形成致命的威胁。正是在这种时势之下，宋太祖才得以较顺利地解决藩镇问题，而太宗所要做的，则是彻底根绝藩镇对抗中央的可能，甚至连乘乱兴兵的可能，都要杜绝。在太祖朝，除了针对“人”—即改易节度使人选，换上朝廷信任的、易于控制的人选，也开始针对“藩镇”一职的权力做出普遍调整。譬如收藩镇精兵归中央，派出新进武将任都部署、都钤辖掌领地方军队，派专官代藩镇管理地方财政。如此逐渐削夺藩镇之权以弱其力，其过程自太祖朝延续到太宗朝。使它消亡的关键一步，由太宗踏出。

太平兴国元年，知怀州（今河南沁阳市）的高保寅因与上级河阳节度使（驻孟州）赵普不和，乞罢节镇领支郡（指节度使所驻州以外，他下辖的其他州）之制。太宗与赵普之间，仇隙既未弥缝，削藩又是太宗素来关切之事，故而这个提议正中太宗下怀。次年八月，即令怀州直隶于中央。同月，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刺史许昌裔诉其上级保平节度使（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杜审进为政多有阙失，太宗使右拾遗李瀚审理。该年八月李瀚上言，藩镇使亲吏（即心腹之吏）掌支郡之关市，阻滞商贾流动，建议废除藩镇领支郡之制。太宗未因母舅杜审进之故而手软，突然下诏，令天下节镇所领支郡全部直属中央。至此，节度使二百多年来领有支郡的历史宣告结束。藩镇与从前的支郡，于是处在一个层级上，这意味着藩镇体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太宗末年至真宗时，原先名存实亡的藩镇，连名也不存了，节度使作为大州长官的地位，已被中央普遍委任的知府、知州所替代，完全成为一种虚衔。中央收地方兵权的工作也算完成了。此后地方之军政，一州则委之知州，一路则委之经略安抚使。经略安抚使和州官，多数以文官担任。以文官制武人，更具安全性。

收兵权的另一个方面，是针对中央军事机构，即改革枢密院和三衙（即管理禁军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

中唐以后，枢密院多以宦官、武将为长官，晚唐五代枢密院与禁军主管部门职责分划不明。禁军主管部门的军令，对禁军是有效的，而它和枢密院又可以直接统领大兵出征，前者造就了赵匡胤，后者给郭威以机会。地方兵权上收中央，若中央军事机构继续强势，这改革，岂非增加了皇朝的危险，起了反面的作用？所以收兵权要落实到另一个层面，即收枢密院、三衙之兵权归于皇帝。兵权方面，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并行。

解决方案，是将中央军权两分，相关的政策有三点。

一是彻底划清两者的权力界限，枢密院只有发兵权，三衙只有管军权。如果没有枢密院的指令，无权调动军队，军队人事权也在枢密院控制中。这样，三衙控制了军队核心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静态的；枢密院控制了让军队动起来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又是在外围，两者互相制约。

二是对于主要的三衙长官严格控制。宋初外放管军宿将做节度使，就是要增强皇帝对三衙的控制，可见三衙的威胁，比节度使还要严重。而后，除了取消三衙发兵权之外，还收走了三衙长官领兵出征的权力。这些最高级的武将，居然不能带兵出征，这是很奇怪的，但从“防范”的角度来看，又不难理解。

三是让枢密院成为文人掌握的机构。宋代枢密院主要官员一直是以文臣为主，自太祖朝起，除少数皇帝亲吏出身者，极少用武将任枢密院主要官员。太宗朝以后，由惯例发展为制度。大约在宋仁宗以后，非文官而入主枢院几成禁忌。神宗改制后，更禁绝武臣入二府。以文制武的理念贯彻到军令部门，文官系统在宋皇朝可谓是无所不至了。

针对中央军事部门的所有制度建设，关键是兵权在相关机构间的重新分配。其主旨绝不在于让宋代的皇帝比五代皇帝对军政的涉入更深，而是不让某个机构可以完全掌握整个军事行动的各步骤。军权被打得很散，从军事准备到最终的军事行动，以及军队的人事管理，由几个不同的机构分管不同的环节，若缺其中一环，其他分享军事权力的机构，就不能有所作为。皇帝从某些军人、某些机构那里“收”来的兵权，最终还是要放出去的。所以，“收兵权”要从对皇帝的安全，从皇帝居中控御、协调几个机构的行动来看，而不是皇帝直接包揽权力。但从效果上来看，居中控御确实近似于皇帝亲自掌握一切权力。

武人的气焰被打下去了，这意味着宋初政治完成了重大的转型，在五代始终扮演配角的文人，成了皇帝的倚靠对象和共治者。但这并不是武人势力下降衬托出文人势力上升的天平式的自然过程，而是刻意强化文治，同时进行抑武、崇文双重政策的结果。文治的建设，也正是在太宗朝强力推进，终使宋朝成为文官地位最高、文武分途最彻底的朝代。